柏拉图《治邦者》中的哲人（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柏拉图注疏）_米勒　著，张爽，陈明珠　译_9787567516144

米勒认为，柏拉图的《治邦者》并非枯燥的学术论文，而是一篇真正的戏剧对话。城邦好比洞穴内的生活，苏格拉底-柏拉图式的哲人需要思考，如何把握哲学与政治之间的中道，并告诫那些习惯于以数学思维方式理解复杂政治生活的人。米勒的《柏拉图<治邦者>中的哲人》是当代《治邦者》研究的里程碑，成功扭转了欧美学者的研究风潮。米勒在本书中立足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哲学立场，完美体现了施特劳斯派细读文本、疏解文本的问学工夫，经由本书的解读，《治邦者》指引我们进入柏拉图作品组成的群岛。

　　中译本说明
　　柏拉图在《斐多》中记述，苏格拉底临终前不久，于雅典监狱中作起诗乐来——他改编伊索寓言，使之入乐；而苏格拉底更为看重且首先创作的，则是歌颂阿波罗神的诗乐（《斐多》60b-61b8）。
　　阿波罗和缪斯的教育滋养人们清醒、睿智、和谐而有节奏的品性（参《法义》654a7上下；《王制》399e以下）。苏格拉底如此崇敬阿波罗，并为之颂歌，由此我们看到哲人的清明心智如何试图与城邦信仰或民众的虔敬之心协调一致（参《王制》427b2-c4）；伊索寓言通俗易懂，早已成为世界各国儿童开蒙时期的学习内容，孩子们在听故事的乐趣中自然而然地学习到如何分清人性好坏，久而久之受到潜移默化，乃至在长大成人后，“龟兔赛跑”、“狼来了”之类的故事仍对他们的言行举止起着教化作用。伊索寓言中的故事大多以动物的形象讽喻世人千姿百态的性情，更犹如一面哈哈镜，照出人性情中的丑恶面乃至可鄙兽性，警示人们世间可能有的各种丑恶，引导世人辨识人性优劣，以便在人事上不受蛊惑，明断是非，进而去恶向善。
　　阿波罗及其颂歌教人热爱美善和谐之事物，伊索寓言教人憎恶丑事恶行，二者相反相成。阿波罗的诗乐教化是最佳政制的核心，它保证了城邦中的上下秩序和全体邦民的和谐融洽。如果无法保持诗乐教化，那么神圣音乐变乱之后，就会形成“邪恶的剧场政治”（《法义》701a）。防止政制蜕变的秘密则藏在伊索寓言之中，伊索的故事阐明了不加节制的紊乱性情所招致的恶果，而且标明了德性教育的限度：德性教育无法教好所有人，有些坏性情需要以更严厉的刑罚作为教育，因此刑法是德性教育的必要补充，即便面对完全不可教之人，刑名之学作为神圣音乐政制的防御机制，可以最大地限制害群之马对共同体的危害。
　　说到底，好的政制在于如何使人在神与兽之间持守中道。
　　由此可见，苏格拉底创作诗乐，并非出于审美需要，而是因为诗乐之道与伦理人情相通，与广义的政治术想通。《法义》中的雅典异乡人提到：政治术需要认识灵魂的本性和习性，以便培育灵魂（《法义》650b6-8）。苏格拉底出于此种目的，旨在使礼乐刑政上下相通，以便照看高低不同的各种灵魂。
　　苏格拉底自称是当时唯一具备政治术的人（《高尔吉亚》521a3-4），本就以反讽见称的苏格拉底使自己的面目变得更加复杂：苏格拉底这位自称通晓政治术的哲人，是否可以称得上一位政治家或治邦者？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苏格拉底沟通哲学与政治的意图何在？读者从《柏拉图〈治邦者〉中的哲人》这一标题上可以看出，米勒的这部著作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柏拉图〈治邦者〉中的哲人》首次出版于1980年。该书挑战了之前英美学术界的权威观点，米勒声称：被归于柏拉图晚期作品的《治邦者》虽然晦涩难读，机关重重，但是并非如发展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毫无戏剧性。恰恰相反，《治邦者》并非一篇枯燥的学术论文，而是一篇真正的戏剧对话。该书成为当代《治邦者》研究的里程碑，成功扭转了欧美学者的研究风潮，该书之后对《治邦者》的研究著作，无一绕得开这部著作。
　　米勒注意到，当代学科的分割状况很容易使我们孤立地研究古代先哲，学者可以从哲学领域、文学领域、教育学领域探讨柏拉图，但这种割裂式地研究使当代学者越发读不懂柏拉图的全貌。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苏格拉底时代——在《泰阿泰德》、《智术师》、《治邦者》的三联剧中，厌倦了爱智辩难的数学家忒奥多洛斯把几何学从哲学中拉出来单立门户。而苏格拉底则一直纠缠这位老兄和他的弟子泰阿泰德，并与他们探讨什么是知识。结果，单一研习几何学科的忒奥多洛斯师徒，无法回答什么是知识这一哲学追问。在忒奥多洛斯和泰阿泰德看来，苏格拉底是一个好辩的智术师——这一看法与雅典法庭对苏格拉底提出的诉讼不谋而合。几何学者需要爱利亚异乡人这位真正的哲人来惩治苏格拉底，对苏格拉底进行哲学上的审判。而米勒解释说，爱利亚的异乡人其实是一位明智的法官和调解人，他不会诬告苏格拉底；相反，这位异乡人会指明数学家的缺点和不妥之处，并向读者澄清苏格拉底的真正面目。
　　米勒推测，《治邦者》本身意在调解柏拉图学园中充满血气的数学尖子生。尽管在柏拉图学园中，数学只是入门的基础。但有学生却习惯以研究数学的思维方式理解更为复杂的政治生活。这些学生盲目顺从权威，简单把《王制》中的哲人—王假说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柏拉图告诫这些学生，按数学套路，这种从假设到结论的方式，无法解决人事难题。但是这并不是说，哲学与政治可以完全分裂。城邦生活好比洞穴内的生活，需要知识之火指引人们，然而洞穴内的火光再亮，也无法取代洞外的阳光；反之，倘若洞穴之内光亮熹微，则会被欲望的阴影遮蔽德性生活，导致政治生活一盘散沙，魔影乱舞：有欠睿智的政客操持着智术师的技艺，如一群狡诈的“怪物”，以暴力、贪欲和胆怯的欲望引领民众（《治邦者》291a-b）。面对这种两难的局面，自利利他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式哲人需要思考，如何把握哲学与政治之间的中道，以便调节好洞内洞外的生活。
　　本书的尾声部分和附属文章由陈明珠同志翻译，笔者译出其余部分，并校对全稿。舛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张爽
　　2013年10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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