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弘著作集_樊弘著_9787301206140_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樊弘（1900-1988），字止平，四川江津入，著名经济学家、民主教授。192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系。历任《国民公报》编辑、北平社会调查所秘书、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湖南省立法商学院教授、湖南大学经济系教授、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复旦大学经济学系主任等职。1946年受聘为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1949年后，被任命为北京大学第一任经济系主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兼任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有精深研究，较早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市场和价值规律问题，并有系统阐述，贡献巨大。

    《农政全书》上说：
    夫金银所以衡财也，而不可以为财。方今之患在于日求金银而不勤五谷，
    其贫也益甚，此不识本末之论也。
    凡此均是他们贬抑工商的思想。这种贬抑工商的思想常与重农思想合在一道造成中国重农抑商政策的哲学根据。
    正因中国的政治哲学在这数千年来都主重农，然而农民阶级的社会地位却远不如商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因此中国的政治家便想出种种办法来压抑商人阶级的社会地位，或间接提高农民阶级的地位：这种办法总称之为中国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例如中国在汉高祖时代所颁布的禁止商人衣绢驾车的法令，和对商业课税的法令；汉惠帝时所颁布的不许市井子孙人于宦途的法令；唐高祖时所颁布的民之从农者不许转入工商业，由工商业转于农者免调的诏谕：这些都是重农抑商政策的具体表现。
    可是这种政策成功没有呢？在历史上看来，非但没有成功而且造成一种很奇妙的结果。即他非但没有抑着商人，反而病了农人，非但没有把农人的地位提高，反而把商人的地位提高了。单看汉朝的谚语说，“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和太史公在这谚语之下所加的注脚，“末业，贫者之资也”，便可窥知当时的社会经济的一般状态实是于商有利，于农无利，即“农民受饥寒之苦.慕游惰之乐，弃耒耜，去陇亩，妇女羡都市之繁华，厌农村之贫乏，舍机杼，离乡里，习歌舞，事淫荡，纷纷弃农而趋商贾的现象”。即此可见，中国的重农的政策在汉朝也就大部失败了。为什么这种政策如此的不中用呢？这乃是由于计划这种政策的人忽略了研究农产物的价格涨落原因的影响。因为一切商品的价格无不随着他的需要的相对增加而涨高，或随着他的供给的相对增加而减少。重农抑商的结果在一方面既使农产品的供给增加，在他方面，又使工业品的供给减少。同时并因人口增加和人的欲望增加的结果促进了人类对于工业品的需要，于是工业品的价格益发增高，农业品的价格相对低落。于是从事工商业者的余利多，从事农业者仅得一饱。前者在其所获得的利润中，除以一部份供给自己优裕的生活外，尚可以其富裕之财力结交王侯，干预政治，贿赂罔法。后者在其年入的食粮中，除从事低陋的生活外，再无余力从事政治的活动，结果致使在政治上并经济上之地位均远不如商人阶级。由是重农便成了困农，抑商反成了益商了。由此可见，一国改进社会政策之成功与失败，与对物价涨落的因果知识大有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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