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与这个时代_邹煜　整理_9787313103932

从1993年到2013年，这20年的中国电视新闻经历了非同寻常的20年，从电视新闻杂志、直播连线到新闻评论，电视新闻的传播语态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作为这20年中国电视新闻变革的亲历者，集记者、主持人、制片人和新闻评论员于一身的白岩松与这个时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个人与这个时代：白岩松二十年央视成长记录》是白岩松的20年央视成长记录，通过白岩松讲述这20年里他所亲历的故事、他所关注的新闻和人，来打量、记录他，更重要的是，记录这个变革的时代。

“混”进电视在《痛并快乐着》中，白岩松写道：1993年，年初，办公室的电话晌了，找我的，当我放下手中的工作去接这个电话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从此，另一种生活开始了…… 其实，在白岩松大学毕业的时候，干电视已经是学新闻的学子们追求的热门目标了，但是在他心中，当时却似乎很少做过电视梦。他说，进《东方时空》完全是一个偶然的因素。
刚进《东方时空》，他的工作是做策划。在2013 年5月出版的《点燃理想的日子——我与<东方时空>二十年》一书中，自岩松接受访谈时说：“我刚开始很好奇。战胜疲劳也好，或者让你不厌倦也好。一个重要的因素其实不在于你的收入，而在于你是否有足够的好奇。在《东方之子》做策划这件事当时让我非常好奇。因为它跟我延续在做的一件事情有关——我在报纸的时候已经开始对人极度感兴趣，所以这就是命。” 你就是我要的人进《东方时空》完全是一个偶然的因素。
因为我当时一直在做报纸，《中国广播报》，不断地在上面写文章，慢慢地就被周围小范围的人知道，可能是这些人还觉得，这小子的文章写得还蛮有意思的。
当时《东方时空》正在筹办，四处招兵买马。当时《东方之子》的制片人时问，找到崔永元：“有没有人啊，哥们儿，介绍点人。” 那小崔介绍的人当中有我一个。
有一天，时间就打电话过来，说见一面吧。当时对于我来说，不管哪的人，见一面就见一面呗，也没什么负担。
见面的时候我就给他准备了几篇人物采访稿，那是我当时采访香港歌星的几篇稿子，当然是用我的方式去采访的，不是那种娱乐的、八卦的，就是人物采访，因为我已经连续在《中国广播报》连载了，而且当时在中国最牛的流行音乐杂志——上海的《音像世界》上连续连载了将近一年我的人物访谈稿。那是当时中国最牛的音像杂志。所以，我挑了几篇给时间，时间当时看了两篇就说： “你就是我要的人。” 我是策划，不是主持人虽然我进入《东方时空》就走上了主持人的道路，但是请注意，时间当时找我的时候，不是选一个主持人，而是要找一个策划。
这个策划是帮着主持人来设计问题，帮着栏目去分析一个人物。
当时之所以让我去做策划，我想可能是因为我采访人物的方式跟过去不太一样的缘故吧。我的方式不是那种简单的、面上的，还是应该相当深的。那我觉得这跟我对流行音乐的熟悉是有关的，所以就这样，时间说，好，赶紧来上班吧。这是兼职，而且那个时候大部分是晚上去，所以对我来说影响也不大。
年轻人有大量的时间，而在当时，干好本职工作之余到别的媒体帮帮忙也是一种时尚，尝试点新东西总是好的。
自己是主持人了？在《东方时空》栏目做了100期节目以后，我对自己有了两个定位：第一个定位是决定从电台去到电视台；第二个定位就是意识到自己是个主持人了。“ 谁早上看电视啊？” 之所以有这两个定位，我觉得主要有这样两种原因。
第一个是当时电视台很牛，大家都想去。可是，第一次电视台让我去的时候我没去，我给拒绝了，那好像是1993年三四月份的事。我为什么拒绝了？因为当时我正在筹办《流行音乐世界》，我还是认为这边是主业，那边不过是个兼职。最开始让我做主持人的时候，我也没太想干，因为我觉得怕人认出来，影响本职工作，影响不好。
但是，时间说：“谁早上看电视啊？”我一想也是，只是没想到《东方时空》很快火了。
因此我第一次是拒绝的，也就是说一开始我并没有想从电台去电视台。
那么，直到1993年大约六七月份，我筹办的《流行音乐世界》报纸被主管部门给毙了。因为当时领导的思想还不够解放，他觉得中国为什么要办一个关于流行音乐的报纸？流行音乐还不是社会的主流，甚至意味着还遭受着某种歧视，所以这张报纸被毙掉了。
虽然已经开始试验做样板，而且名片都已经印了，但由于这张报纸被毙掉了，我才下决心，从电台去到电视台。那这是第一个决定，是被动的，因为自己筹办的报纸被毙掉而导致的。
“我主持人？别逗了！” 第二个是主持人的自我定位的问题。虽然孙玉胜在《十年》中提到，《东方时空》第一天播出后，同行的评价不高，觉得除了《音乐电视》之外没有什么新意。可能很多人会用现在的标准去衡量，但是我必须清晰地回到那个时候，我们进去做《东方之子》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关注外面的评价。
首先，因为我当时没打算拿这儿当主业；其次，大家更在意自我的评价，也就是自己认为好不好，自己想干什么。所以没去关注别人的评价。不像现在，做个电视，大家会看收视率，会看其他很多很多东西，被舆论绑架，被收视率绑架，被其他东西绑架。那个时候我们根本不关心别人怎么说，如果别人说好，有时候我们甚至还会怀疑一下。
因为最开始我是“被”当做主持人的，而我也一直是像做记者一样地去采访，做我该做的事情。突然有一天，我接到我们组的一个编导乔艳琳的电话，她告诉我：“小白，你当选咱们整个《东方时空》第一季度唯一的一个最佳主持人。”我一愣，说：“我主持人？别逗了！”她说：“是。” 那天在电台旁边，正好要跟哥们儿去吃饭，而且还是接的呼机，我回的电话，我印象很深。
从那天开始，突然犹犹豫豫当中，我觉得，我是主持人了。
所以，这是这两个定位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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