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寻路中国》姐妹篇、获Kiriyama 环太平洋图书奖_（美）海斯勒　著，李雪顺　译_9787532756728

　　1996年8月底一个温热而清朗的夜晚，我从重庆出发，乘慢船，顺江而下来到涪陵。　
　　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在随后的两年，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
　　在这里，我有时是一个旁观者，有时又置身于当地的生活之中，这种亲疏结合的观察构成了我在四川停留两年的部分生活。
　　2001年，也就是这本书在美国出版的时候，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通车了，一条铁路也正在修建之中，基本上再也没有人坐船去涪陵了。这座城市正在飞速发展着，在过去的二十年，那样一种转型变化的感觉——接二连三、冷酷无情、势不可挡——正是中国的本质特征。很难相信，这个国家曾经完全是另外一种模样，是19世纪西方人眼中“永远停滞的民族”。
　　2003年，三峡大坝一期完工后，不断上涨的江水将陆续淹没那些江畔之城，这多少令我有些伤感。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正是不断变革的对应面：贫穷、烂路、慢船。
　　这并不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它只涉及一小段特定时期内中国的某个小地方。从地理和历史上看，涪陵都位于江河中游，所以人们有时很难看清她从何而来，又去往何处。
　　在1996年至1998年间，我学会了热爱涪陵。能再次回到长江上的感觉真好，哪怕它的旧时激流只存于我的记忆之中。

　　第一部
　　第一章顺江而下我是从重庆乘慢船顺江而下来到涪陵的。那是1996年8月底一个温热而清朗的夜晚——长江上空星斗闪烁，漆黑的水面却映不出微弱的点点星光。学校派来的小车载着我们，以码头为起点，蜿蜒行进在窄小的街道上。星光下，这座城市不断向后掠去，显得陌生而又迷离。
　　我们有两个人,被派到这里教书，都十分年轻：　我二十七岁，亚当?梅耶二十二岁。我们对涪陵几乎闻所未闻。我只知道这座城市的一部分将因新修建的三峡大坝而淹没，还知道涪陵多年来都不对外国人开放。除此，我知之甚微。
　　半个世纪来，没有美国人在这里居住过。后来，我在城里遇到一些长者，他们记得在20世纪40年代，亦即1949年解放前，这里有美国人生活过，但这样的记忆又总是模糊不清。我们抵达时，这里还住着另一个外国人，一个德国人，在当地的一所中学教了一个学期。但我们只见过他一次，等我们安顿下来没多久，他就离开了涪陵。从那以后，我们就成了这座小城中仅有的两个外国人。涪陵约有二十万人口，根据中国的标准，这是一座小城市。
　　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在随后的两年，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
　　我们到校一周后的某天，学校所有的人都在大门口参加了集会。那个暑假，一个由学生和老师组成的小分队从涪陵步行到了延安，那是位于陕西省北部的前革命根据地。现在他们即将返回学校。
　　当时正值纪念长征六十周年。所谓长征，是指在其国内战争中，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在几乎要被国民党消灭的关键时刻，所进行的长达六千英里的长途跋涉。共产党人克服重重困难，越过中国西部的群山和戈壁，行军至一个安全地点。之后，他们从延安开始，稳步地积蓄力量，直到最后让革命席卷整个中国大陆，将国民党赶到了台湾。
　　整个学期，学校开展了很多特别的活动来纪念长征。学生们要上关于长征的历史课，要写关于长征的文章，在12月份还组织了一次长征歌咏比赛。为了参加长征歌咏比赛，所有的系都花了数周时间排练歌曲，然后在大礼堂演出。因为长征题材的曲目有限，所以许多参赛歌曲都是一样的，这就使得评委打分有点为难。同样让我搞不懂的是，由于演出服装数量不足，也只能像曲目一样由大家共享。历史系表演的时候，穿着干净的白衬衫、打着红领带，光彩照人。然后他们走下台，迅速地把衬衫和领带换下交给政治系的学生。政治系的学生穿戴完毕，冲上舞台，把别人刚刚唱过的歌曲再唱一遍。到晚会结束时，衬衫已变得汗渍斑斑，每一位观众都听熟了所有的曲目。音乐系获胜了，像以往一样，英语系排名倒数。在学校举办的各种比赛中，英语系从未获胜过。没有以长征为题材的英语歌曲。
　　暑期的延安徒步行并不是比赛，但涪陵小分队的返回却是整个长征纪念活动中最重大的一件事。队员们在炎炎烈日下行走了一千多英里，到最后只有十六个人坚持了下来。其中有十三个学生，两名教师：　中文系的党支部书记和数学系的政治辅导员。另有一位职位不高的管理人员，步行到中途就哭了鼻子，但最后还是因为有恒心和毅力在当地博得了好评。所有的队员均为男性。有些女生也想一同参加徒步活动，但学校认为，长征不适合女生。
　　在集会的前一周，学校的李校长去西安见了参加徒步活动的学生，因为在那艰难跋涉的最后阶段，他们遇到了麻烦。
　　“学生们出了点问题，”当我问及怎么回事时，英语系的系主任傅木友说，“我估计，可能是他们随身带的钱用光了。”事实确实如此——尽管有涪陵一家生产宏声牌香烟的卷烟厂资助，他们还是用光了所有的现金。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远行一千英里，来到延安，却以破产告终，这种特别的纪念方式让我惊讶万分。
　　不过李校长早就把他们解救出来了。所以，现在所有的学生都汇集到校门口的广场上。这是一所规模不大的师范专科学校，成立于1977年，学生只有两千人左右。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教育体系破坏很大，这所学校是在那以后成立的院校之一。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这种师专学校差不多位属末流。花三年修完课程，学历低于大学本科，几乎所有学生都来自四川的农民家庭。毕业之后，他们要回到家乡，在偏远的中学里当老师。
　　对许多学生——尤其是新生——而言，这所学校叫人兴奋不已。校园与涪陵主城区隔乌江相望，很少有学生曾在如此大的城市附近居住过。每到周末，学校就有电影、竞赛、舞会。时常也有像欢迎长征徒步队员的那种政治集会，学生们总是在广场附近地区集合，闹哄哄地翘首以待。
　　八位女生穿着白色短衫和黑色裙子，斜挂着印有校名的红色绶带，在大门口以立正势站着。她们被称作迎宾小姐，是从学生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几位迎宾小姐全都个子高挑，长得十分漂亮，但脸上看不到一丝笑容。在正式场合，她们代表着学校，站姿标准，步态优雅大方，为大人物们端茶倒水。
　　关于涪陵，我还听说过一件事：　这里的女子因貌美而声名远扬。至少在成都的汉语课上，他们是这样给我讲的。其中一位老师是东北人，她是一位纤弱的女性，颧骨很高，说起话来轻言细语。哪怕是在炎炎夏日，她也会用双手捧着一只茶杯，仿佛藉以取暖。我们叫她尚老师，尽管从未去过涪陵，但她十分肯定地说那里的女子长得很美。
　　“因为那儿的山和水，”她说，“有山有水的地方都出美女。”
　　在成都我碰到过一位涪陵人，她也给我讲了同样的事情。“但那儿的人有时候脾气不好，”她提醒我说，“因为那儿天气太热，而且山很多。”我经常听到类似的说法，这表明中国人对待自然环境的态度与外国人截然不同。当我看到那些呈梯状的小山包，注意的是人如何改变土地，把它变成了缀满令人炫目的石阶的水稻梯田；而中国人看到的是人，关注的是土地怎样改变了人。刚到学校的那几天，我总在想这个问题，尤其是因为我所有学生的成长都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我很想知道，四川这种地势崎岖不平的自然环境怎样影响了他们。同时，我也不知道未来的两年里，这会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到达的是涪陵市的市长。他乘坐一辆黑色奥迪来到学校大门口，一踏出车门就对热烈鼓掌的学生频频挥手致意。当地的电视台也来人了，正对着这位在9月的炎热中嘘嘘喘气的身材矮胖的人录制新闻。他快步穿过广场，来招呼亚当和我，同我们握手，欢迎我们来到这座城市。
　　我们在涪陵参加的大大小小活动中，第一件事总是这样——欢迎新来的美国人。在长征集会那天，我们原本要去郊游散步，因此极随意地穿着短裤和T恤，只是出于好奇才停下了脚步。穿戴不得体地出现在那种场合，真是十分愚蠢的错误，我们早该明白这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不想成为被注目的焦点而只是旁观，很难。
　　长征徒步行的队员们到达时，学校的大喇叭里响起了爱国歌曲。他们穿着白色的T恤衫和迷彩服，显得疲惫不堪，脸上胡子拉碴，肩上挂着用旧的军用帆布包。领头的队员手举一面褪色的红旗，走在迎宾小姐身后，红旗上印有校名和宏声卷烟字样。迎宾小姐分成了两列，每列四人，齐步行进，头不摇晃，目视前方，手臂大幅摆动。其他队员带着自豪和骄傲的笑容向人群挥手，成单列跟随行进。大家鼓着掌，跟在他们身后进入了大礼堂。那儿挂着一幅标语，上面写着：　热烈欢迎涪陵师专该校2001年更名为涪陵师范学院，2006年更名为长江师范学院。——译者宏声卷烟万里长征徒步考察队胜利归来!亚当和我弯腰低头坐进了礼堂后面的位置，以期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坐在我们周围的学生低头耳语，并转过头来盯着我们看。这种注意一下子就扩散开去，不一会儿，礼堂里的每一个人都伸长了脖子看我们两个——我们则在座位上压低身体，把休闲帽使劲拉下来遮住脸部——很快，窦副校长走上前来，领我们坐上主席台。他实在是无可奈何，不然观众的注意力就要全部分散到我们这边了。这也是我们经常被要求去参加当地一些活动的原因之一：　这种方法能够确保引起人们的注意，简便易行。
　　我们被安排和市长、党委书记以及其他干部坐在一起。我们坐下的时候，人群中发出高声的欢呼，长征徒步行队员们也鼓起掌来。迎宾小姐给我们端上了茶水。我低着头，努力想把两条光腿藏到桌子底下。干部们作了讲话，表扬了长征徒步考察队的队员们，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正在纪念的那段历史。所有的讲话都十分震撼有力，就像在那些描写政治强人的老电影里看到的情景一样，而窦副校长的讲话更是无人匹敌。他是个五十多岁的小个子，体重五十多公斤，身体瘦削，臂膀单薄。但他用起麦克风来却得心应手——起初的声音极为柔和平缓，就像一个老师在对一群孩子说话；继而提高音量，慢慢加快了手势，纤细的双手对着人群挥舞，似在责备他们；最后则是声若洪钟，双臂凸鼓，两眼放光，喇叭轰响，讲的人和听的人此刻平等了，结成了同志、爱国志士、人民的公仆。人们起立喝彩，雷鸣般的掌声响成一片。
　　我听他提到了亚当和我的中文名字——梅尔康与何伟，并宣布我们受“美中友好志愿者”组织的派遣来到涪陵。人们又一次欢呼起来——我们现在是同志了，一起为人民服务，建设祖国——长征徒步行的队员们自豪地站起身来，每个人的胸前都由干部们戴上一朵缀着红丝带的塑料花。有人递给我一朵这样的塑料花，又有人向我指着一位正在台前等待的长征队员。他微笑着弯下腰来，热情地同我握了握手。我向他表示歉意，并很快地为他戴上了塑料花，以期减少我穿着短裤的曝光时间。人们又一次欢呼雀跃起来，我向他们挥手致意，人群中再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坐了下来，感到脸在发烫。
　　仪式结束后，人们一起合影纪念这次集会。从照片上看，长征徒步行的队员和干部们显得极为自豪，分三行站立，排列整齐，褪色的红旗飘展着，颇有久经沙场的革命队伍的风范。队员们穿着干净的白T恤，胸前佩着塑料花，飘着红丝带。他们的脸上没有笑容。最重要的几位干部在前排与我和亚当站在一起，窦副校长和韦书记的脸上几乎看不到一丝笑容，我们也笑得极为勉强。亚当穿着凉鞋，我则穿了一件灰色的旧T恤，我们赤裸的大腿与一排整洁的裤子相比极不相称。其他干部脸上也没有笑容。照片中没有女性。
　　两年后，我回到美国，把那张照片拿给朋友们看，想给他们讲讲这件事情。但从哪儿讲起呢？向他们解释为什么“文革”后的大学要纪念长征，难度不亚于给他们讲解山坡如何被改造成梯田。最后，我只好这么说，这就是我们学校的政治集会，我们能参加是个意外，因为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共产党的集会大多不欢迎和平队员。我只能讲到这里——那就是我这张照片的故事。
　　当然，整个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我是和平队的志愿者，但又不全是；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但也不全是。一切都不全是看上去的那样，就像我在涪陵开头的那些日子，什么都不确定，仿佛总有半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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