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觉电影梦》是导演李安以第一人称口述的方式，讲述自己电影生涯第一个十年的追梦历程。这不仅是一个坚持“理想不死”的电影人的成长告白，更是一部探究“如何面对磨难和荣耀”的自我对话。
美国《时代》周刊说，李安荣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艺术与娱乐人士”，当之无愧。
张艺谋说，在东西方世界里游刃有余地行走的导演，恐怕华语影坛里只有李安一人。
陈文茜说，李安终于跃上顶峰，成了东西方电影世界没有人可以忽视的导演。
站在荣耀的巅峰，李安却通过《十年一觉电影梦》告诉所有人，他眼中的自己，是“一个没用的人”：
他，两次高考落榜，却意外步入舞台生涯；
他，在纽约名校高分毕业后，遭遇“毕业即失业”；
他，在美国煮饭、带孩子，做全职“家庭煮夫”，整整六年；
人往四十岁走，他才华满腹，却只能在剧组守夜看器材，扛沙袋，做苦力。他“不好意思再谈什么理想”，却不知理想已深埋心底。
李安活得很明白。他说，我真的只会当导演，做其他事都不灵光。
《十年一觉电影梦》，讲述一个导演的自我修养。
李安特别审订并唯一授权传记 特别收录李安与柴静、陈文茜对谈《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李安唯一一次出镜剧照首次曝光 做电影二十年，以我现在的成绩，我就是再拍十年烂片，还会有人找我拍电影。可是对于观众，对于期待你的人，要有一个交代。这是你作为一个有天分的人，欠观众的一个人情。 ——李安 2010年，据民调显示，最受台湾民众信任的名人，排在第三名的，是李安。 2012年，美国《娱乐周刊》评选出全球25位仍在坚持拍电影的“最伟大导演”，唯一上榜的华人导演，是李安。 站在荣耀的巅峰，李安没有食言，他珍惜自己的天分，他没有拍烂片。2013年，他交出了《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这样一部近乎“神作”的作品，并借此片获得第85届奥斯卡最佳导演等4项大奖。他还了观众一个人情，却欠下观众一个更大的人情。 用李安的话说，“拍电影是个很真切的体验，里面有着我多少的挣扎”。 “它是一种颠倒众生、真情流露的做作。” “它是我的青冥剑，是我心里的玉娇龙，是我心底深处那个自作多情的小魔鬼。” “它是我企图自圆其说所留下的一笔口供。” “它是我想要了解这个世界的一点努力。” 《十年一觉电影梦》，讲述一个导演的自我修养。易中天中华正史：《祖先》《国家》电子书免费抢先看>>最新电子畅销书《金刚经修心课：不焦虑的活法》，仅在@当当网>>
简体中文版序
李安
这本书记述了我电影生涯前十年的第一个大高潮，感觉上，《卧虎藏龙》真是一个阶段的总结，一切并非故意，而是自然发展的结果，如今看来，还真是“十年一觉电影梦”！
打从入行起，每做一部片子，纵使翻江倒海，我也就拍了；之后去宣传，都得说说我当初拍片的冲动。其实就算片子拍完，我仍有许多地方不明所以，我比较老实，人家一问，我会想要讲清楚，每逢不通之处、又得自圆其说时，总觉得自己好像是闯了祸，拍完片后又自陷重围。由于张靓蓓的邀约，出这本书，等于帮我将那些隐藏在旮旮角角的困惑再次翻出，去理清楚、连起来。我重回往日时光，一趟反省下来，好像真是到了一个阶段。
之前拍片我闷着头往前冲，到了《卧虎藏龙》，我启动各方资源，回笼去做创新，又往前闯出一个更大的世界。人也跟着迈入中年，心情开始转变，我也不自觉地透过拍片往自我解剖的路上走。
我常自问，为什么从第五部片子《冰风暴》开始，我每部片子的结局都带有“死亡”的因素，一开张我拍了四部喜剧，《理性与感性》拍完，我一直回不去喜剧，想也找不着题材，可能因为我的显性已经表现够了。《冰风暴》起，我开始有兴趣摸索隐性部分，碰触潜意识里一些无法掌控的领域，如此才能摸到新鲜的东西，才有那种处子感。寻求刺激，让我持续处于亢奋状态，也折磨着我的身心；但这股亢奋，又支撑我度过身体的不适。长期下来，精神、肉体几乎难以承受，老感觉是在“解构”自己。久而久之，在我的电影里，结尾都以悲剧收场、以死亡终结，似乎要追求到某种美感才能结束，《色，戒》也是一样，走向死亡，成了我电影中主角的宿命，包括活着的人（易先生、俞秀莲、罗小虎等）也要去体会逝者（王佳芝、李慕白、玉娇龙等）的滋味。我是不是在追求一种绝对值，也在满足一种求死欲望？对我来说，创作欲好像不是求生，而是求死，是自我解构的一个演化过程，当你冒险追求绝对值时，经常处于临界点上，如履薄冰，兴奋感与危机感共生，求生与求死并存。
我是一个心智与身体都较晚熟的人，个性比较温和、压抑，因为晚熟，所以我很多的童心玩性、青少年的叛逆、成年对浪漫的追求，以及我的提早老化，其实是一起来的。就在自觉比较成熟时，我年轻时该发生又不发生的事，突然在我中年危机、身体开始往下掉的时候，就这样都冲撞上来。
打从《卧虎藏龙》起直到现在，我都在经历这些。拍《卧虎藏龙》时，我正和刚冒起的中年危机感搏斗，还不承认，还在尽使少年的那股傻劲蛮力；及至《绿巨人浩克》（Hulk），我更是一头栽入，好像要把剩下的半条命也拼掉似的。《卧虎藏龙》规模甚大，又有很多我不解之处，且引发出许多文化现象，依我原来的个性，应会稍事收敛，但我反而更拼命；拍《绿巨人浩克》时，我更直接面对好莱坞的商业与制作机制、挑战电脑动画、碰触美学领域，进而摸索我心底的不安、父子间的紧张，触摸死亡与创作的关系。我觉得体内好像有个什么东西硬要蹦开，我也不自觉地以暴力的方式去表达出来！
拍完《绿巨人浩克》，我才真的认命，人到中年，岁月不饶人，以前身体根本无须考虑，如今还要去与它共存。《绿巨人浩克》之后，我身心俱疲，很想就此收手；可是不拍电影，整个人又很沮丧。就在父亲首次鼓励我继续拍片时，我决定拍《断背山》，其实动机也很单纯，我就是想用它来休养生息。拍摄时，我尽量不多想、不动气，人虽没什么力气，但还是很投入，每天按部就班，把该拍的拍完，拍法感觉和拍《推手》时差不多。拍摄当中，我曾因为疲累想停拍，面对演员偶尔也会想： 干吗要这么挤榨他？这是前所未有的念头。拍完《断背山》，整个人也养了过来，五年来困扰我的病痛，也逐渐控制下来。有人说，《断背山》有种自然天成的味道。我想，如果不是《卧虎藏龙》及《绿巨人浩克》耗尽一切，《断背山》也不会拍得这么松活。我别无他意，没想到它会引发出这般回响，至今依然余波荡漾；更没想到是它带着我跨越过一个阶段。到了《色，戒》，我的精神又来了，挣扎奋斗的着力点也不同了。
七年来，我变了，外在的世界也变了。《卧虎藏龙》时，我第一次来大陆拍片，谁知道在外面转了一圈，如今又回大陆来拍《色，戒》。这七年里，大陆各方面变得很多。想起《卧虎藏龙》时，我带着大陆电影工作人员开始与世界影坛接轨；到现在，他们真的接了，现场工作时，不论事情大小，人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很顺溜、很舒服。《色，戒》的戏份本来计划香港、大陆各占一半，后来一些香港的戏，都移到大陆来拍了。
这些年来，我也陆续感受到《十年一觉电影梦》的回响。记得2002 年这本书繁体版出版前，张靓蓓约我给书写序，当时我比较担心解析自己是否会引起反感。出书以来，一开始虽不很热络，但慢慢有许多反应回来，感觉很善意、很温馨。这本书道出了很多我们这一代成长的一个心声，书中电影部分虽着墨不少，但回响最多的则是社会意义，是对我们这个年代的共鸣！
我觉得台湾外省人在中国历史上是个比较特殊的文化现象，对于中原文化，他有一种延续，大陆是个新发展，香港又是另一回事。由于《色，戒》是个年代剧（period pieces），是四十年代的东西，所以我是从我的文化背景出发，间接来做诠释、表达。这次让我觉得，好似离散多年的“旧时王谢”，如今归来，似曾相识，大陆也好奇台湾的发展。许多年来，我们在台湾承继了文化中国的古典养分，同时也吸收美、欧、日等各地涌入的现代文化，多种元素混杂变化，但都在一个较为渐进的形式下进行，个中带有一种舒缓、亲切的特质。就在彼此交流当中，我感受到，对于文化中国的古典传承，大陆是相当在乎，双方有许多共鸣。因为这本书，我结了很多善缘，当初答应张靓蓓，我是想从我文化根源的角度发声，所以书中不论我受访说话或她写作询问时所用的语词、口气等各方面，均立足台湾，就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个文化教养下成长的一代；也因为这个文化到了我们这一代以后，已然渐行渐远，现今若不留点鸿爪，日后想要按图索骥，怕也难寻！就算为文化传承尽点心意吧，这本书或可作为中原文化在台湾发展的一个线索。
现在年龄渐长，我总有个感觉，这几年来，不论拍片、讲话或写文章，越来越说不出个道理来，我可以拉里拉杂地接受访问，但要我理出个所以然来，一方面力不从心，一方面也不愿意。其实到《卧虎藏龙》那个阶段，我也是东讲西讲，支离破碎，许多东西还想不通，也没有深思，如今回想，其实很多东西是张靓蓓帮我理出头绪、言之成理的。就因为写这本书，她常会追问，她觉得不通，也不愿意笔下糊涂带过，就问我，逼着我要去想，事实上那段时间里我想通了很多东西。其实这本书有个特点，它不神秘，我们从头道来，蛮老实的，因而结了很多善缘，这和书的内容与我们两个的态度有些关系。我们有这样一本书出来，对我是一番自省，真的很值得，我要谢谢她！
书里蛮完整地表达了我至《卧虎藏龙》阶段的整体经验，其中有传统的东西，也有地域性的东西。如今在大陆首度出版，正好是我从《卧虎藏龙》起绕了一圈，又回大陆；再拍《色，戒》时，情况已经不太一样了。我来大陆再拍华语片，书也在这时候出版，我想，
是有一些意义的！
2007 年7 月28 日
张靓蓓，原籍山东省桓台县，出生于高雄县左营，成长于台中县梧栖。辅仁大学大众传播系毕业，美国佐治亚大学视听传播硕士。
曾任：《中国时报》主任记者，台北市立美术馆编辑，辅仁大学大传系、东海大学美术系讲师，纪录片《无米乐》及“全景映像季：《生命》、《部落之音》、《梅子的滋味》、《天下第一家》”媒体总监。
现任： 财团法人国家电影资料馆馆长，并持续写作。
著有：《凝望?时代：穿越悲情城市二十年》、《声色盒子：音效大师杜笃之的电影路》、《电影灵魂深度的沟通者：廖庆松》、《不见不散：蔡明亮与李康生》、《梦想的定格：十位跃上世界影坛的华人导演》、《十年一觉电影梦：李安传》等书。
主编：《边缘视角：吴其谚文集》。
译有：《再见楚浮》、《大都会博物馆美术全集：埃及和古代近东》、《大英视觉艺术百科全书》等。
李安(AngLee)，1954年10月23日生于台湾屏东潮州，祖籍江西。自幼生长在书香门第，父亲是一所中学的校长，治家严格，颇有古风。
1975年毕业于台湾“国立艺专”戏剧电影系，1978年赴美留学，获伊利诺斯大学戏剧系学士学位，纽约大学电影制作硕士学位。
张靓蓓，原籍山东省桓台县，出生于高雄县左营，成长于台中县梧栖。辅仁大学大众传播系毕业，美国佐治亚大学视听传播硕士。
曾任：《中国时报》主任记者，台北市立美术馆编辑，辅仁大学大传系、东海大学美术系讲师，纪录片《无米乐》及“全景映像季：《生命》、《部落之音》、《梅子的滋味》、《天下第一家》”媒体总监。
现任： 财团法人国家电影资料馆馆长，并持续写作。
著有：《凝望?时代：穿越悲情城市二十年》、《声色盒子：音效大师杜笃之的电影路》、《电影灵魂深度的沟通者：廖庆松》、《不见不散：蔡明亮与李康生》、《梦想的定格：十位跃上世界影坛的华人导演》、《十年一觉电影梦：李安传》等书。
主编：《边缘视角：吴其谚文集》。
译有：《再见楚浮》、《大都会博物馆美术全集：埃及和古代近东》、《大英视觉艺术百科全书》等。
李安(AngLee)，1954年10月23日生于台湾屏东潮州，祖籍江西。自幼生长在书香门第，父亲是一所中学的校长，治家严格，颇有古风。
1975年毕业于台湾“国立艺专”戏剧电影系，1978年赴美留学，获伊利诺斯大学戏剧系学士学位，纽约大学电影制作硕士学位。
1984年以纽约大学电影研究所第一名毕业后，因未得拍片机会而在家带小孩六年，直到1991年，台湾的中央电影公司找他拍摄《推手》一片，方才一举成名。
此后一发不可收拾，他在“东西方世界里游刃有余地行走”，除了拍出《推手》、《喜宴》、《饮食男女》、《卧虎藏龙》、《色?戒》等华语片外，也派出了《理性与感性》等英语片，同时还拍摄了《冰风暴》、《与魔鬼共骑》、《绿巨人》等商业片，取得三金人、四金球、双金熊、双金狮的惊人获奖战绩。
2013年，凭《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夺奥斯卡最佳导演等4项大奖。
简体中文版序／李安
繁体中文版序／李安
“知”之喜悦／张靓蓓
种树记／张靓蓓
童年往事
电影梦 生命
推手
喜宴
饮食男女
理性与感性
冰风暴
与魔鬼共骑
卧虎藏龙
奥斯卡
电影梦
简体中文版序／李安
繁体中文版序／李安
“知”之喜悦／张靓蓓
种树记／张靓蓓
童年往事
电影梦 生命
推手
喜宴
饮食男女
理性与感性
冰风暴
与魔鬼共骑
卧虎藏龙
奥斯卡
电影梦
李安导演作品年表
窝居的六年
1985年2月，我把所有东西打包成八个纸箱，准备回台发展。就在行李被运往港口的前一晚，我的毕业作《分界线》在纽约大学影展中得了最佳影片与最佳导演两个奖，当晚美国三大经纪公司之一的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es Agency)的经纪人当场要与我签约，说我在美国极有发展，要我留下来试试。
当时太太惠嘉还在伊利诺伊念博士，带着一岁不到的阿猫(李涵)，学位还差半年就拿到。
我想：孩子还小，太太学位还没拿到，也好，在美国再待一阵子陪陪他们，也试试运气。经纪人当时极力捧我：“你将来在美国没问题的，若有人认为你是中国人有问题，那是他们的问题。”捧到我没有抵抗力，觉得好像是真的，当然后来成真，但当时谁晓得。
1986年1月，惠嘉毕业后找到工作，从伊利诺伊搬来纽约郊区同住，刚开始的半年，她真的很难过，都不想活了。不过后来她好像也想开了，家里只要过得去就好。
同一年我与乔尔？罗斯(Joel Rose)合写了个剧本《不是迷信》(Is not Superstition)，也开始到好莱坞去试试，两个礼拜跑了三十多家公司。他们都是看了我的《分界线》，然后一直吹捧，令我觉得充满了希望。有人建议剧本的某部分得加以修改，两个月后再去，又要再改，就这样来来回回，都没有付费。
在美国攻读电影的人都尝过写英文剧本的苦头，那几年，我主要做的就是发展剧本的工作：自己写的，找美国编剧润饰、合作的剧本就有好几个；别人的剧本，请我以导演身份改写的，也有几个；自己的构想，找美国作家写的，也有几个。
这些剧本的初稿，若有人喜欢，就叫你改写，三番五次地修稿，这样一两年耗下去，不是无疾而终，就是继续发展，预算从美金六十万到七百万不等，这是美国所谓的企划炼狱(development hell)。据说平均一个本子从初稿到开拍要缠斗五年，那还是指千万分之一顺利拍成的剧本。
那时期每隔一阵子，就有人说，看到我的学生片，很棒，我们来谈谈怎么合作吧！因为经纪人会把学生片拷贝一大堆，送到各公司去推销。
就这样，一个计划不成，另一个计划又来了，总有几个在进行，所以老不死心，人像是悬在半空中。
直到1990年暑假完全绝望，计划全部死光，锐气磨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要不要回台湾？老是举棋不定，台湾电影那时也不景气。
1980年初，台湾新电影崛起，但后来受到商业考验，开始消沉。这段期间我跟“中影” 洽谈过，企划小野、吴念真虽然好意热心，但讲话都很低调：“没什么希望！”当时真是一筹莫展。有时惠嘉看到我精神上有点吃不下来，就会带我出去吃个饭，那时我们最奢侈的就是去吃肯德基，老大阿猫就说：“我们去吃老公公炸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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