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出击_[英]彼得·J. 鲍勒 (Peter J. Bowler)_9787523610626

人们往往以为，自1900年初科研成为一门专门的职业，科学家就集体退出了公众舆论场，将科普领域留给科普作家施展。本书则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指出在英国，曾有一个科学家并不高冷、亲身下场宣传的早期科普黄金时代。作者广泛调查了1900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图书、杂志和报纸，发现科学家在专业和大众类读物上均极为活跃。这源于当时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科普市场，其受众是一个未能接受高等教育、但求知欲旺盛的阶层。科学家们从事科普工作有利可图，且在科学界也不会受到同行的排斥。但自20世纪50年代起，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这种科学家与公众的“双向奔赴”日渐消失，专业科学作家成为科学传播的主体。英国科普的发展历史，揭示了科学传播的另一种模式，它有助于促成科学与公众的更紧密互动。

译者序在对科学大众化的考察过程中，我们从文献中大抵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随着科学的专业化和科学家的职业化，科学家借助于当时可资利用的各种渠道和平台向公众传播科学变得不受重视了，甚至还有可能被“反噬”，因为那些不做科普的科学家会讥讽做科普的科学家，说他们是为了博眼球、出风头，于是便有了做不好科研的人才去做科普、科普是小儿科等说法。但现实果真如此吗？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传播：为新观众“设计”自然》（姜虹译）一书中，作者伯纳德·莱特曼其实驳斥了这种刻板印象。而现在呈现在各位读者面前的《主动出击：20 世纪早期英国的科学普及》也可以算是对这种刻板印象的一种修正，至少从字面意义上理解，中文版的译名并没有采用直译的方式，而是用了“主动出击”这个词语。这本书的作者鲍勒是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历史与人类学学院教授，著名的科学史专家，不列颠学会及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员，在2004 年到2006 年间曾担任英国科学史协会主席，他于20世纪80 年代开拓了“非达尔文革命”的研究领域，在国际科学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书则是他对20 世纪早期英国的科学和宗教进行研究的一个项目的成果。早在2016 年，我偶然间查阅外文文献，发现了鲍勒的这本书，于是通过在国外求学的朋友获得了该书的电子版。在阅读和学习的过程中，我发现它更新了我之前的一些错误观念，比如科学建制化之后科学家撤出了科普领域，或者用约翰·C. 伯纳姆（John C. Burnham）的话来说就是“科学人”的退场，这样导致的后果就是科普的“二传手”成为衔接科学与大众之间的桥梁。阅读到一半，我突然冒出个想法，为何不一边看一边把这本书翻译过来？当然，那个时候人工智能大模型还没有现在这么火热，如今人们可能简单地通过复制粘贴就可以大体上了解一本外文书的基本内容了。就这样，我利用业余时间开始了这本书的翻译工作。作者在书中认为，传统上关于科普方面的著述，对1900 年后几十年的持续发展存在着明显的轻描淡写。而对大众科学而言，20 世纪初英国社会和科学界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帮助塑造了21 世纪后期二者之间不那么顺畅的关系，并造成了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去适应的张力。第一代真正专业化的科学家是如何解决与公众沟通的问题的，如果我们搞明白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为后期的发展提供什么启示的话，那么这项研究将不仅仅具有纯粹的历史意义。正是在这个目的的驱使下，作者开始了条分缕析的研究和考察，并且通过最终的结果证明了，在1900 年后的几十年里，很大一部分英国科学家尝试了非专业写作，其中一些人已经养成了写作的习惯。当然，对于从事科普研究的人来说，要考察国外的相关文献，英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国家。单拿我们经常提到的《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与社会》两个报告来说，相信绝大多数学者都在自己的研究中或多或少地参考和引用过其中的部分观点。而本书走得更远，它在对大量历史资料进行收集整理的基础上，深入考察了1900 年之后几十年里英国的科普状况，让我们能够更透彻地了解英国的科普发展史。作者从宏观层面上探讨了大众科学的话题和主题，比如科学上存在着的对立的意识形态——为了说明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亚瑟·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和詹姆斯·金斯（JamesJeans）写了宇宙学和物理学的最新进展，而达尔文主义和唯物主义生物学的概述往往旨在促进理性主义。同时他还阐释了当时科学领域的重大进展，比如原子物理学、宇宙学、相对论、进化论和人类的起源，等等。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和大的科学进展之下，当时的科学家才有了众多议题的选择，把这些前沿进展通过科普的方式，传播给迫切渴望通过非正规学习实现自我提升的工人阶级。当然，与如今渠道和平台丰富多元的现状相比，彼时的知识传播扩散渠道相对单一，尤以科普图书（包括连载图书和百科全书）和科普杂志的出版为首选。因而出版商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会选择那些既有专业知识，同时又擅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翻译”以及熟悉读者需求的科学从业者。于是在出版商的主导之下，一系列科普图书得以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其中不乏如今依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科普作品。当然，作者也并没有单纯地把目光聚焦于科普图书方面，而是拓展到了科普杂志这个层面，毕竟对于当时收入微薄的工人阶级来说，花一点点钱就能读到有大量科学内容的杂志是一件时髦的事情，也是一件值得投资的事情，因而出版商和作者都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正因为有着广泛的市场需求，才有了一批在科普创作方面深耕的科学家，作者在书中将这些人视为“明星科学家”，比如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J. B. S. 霍尔丹（J. B. S. Haldane、亚瑟·基思（Arthur Keith）、J. 亚瑟·汤姆森（J. Arthur Thomson）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朱利安·赫胥黎算是少数几个真正放弃学术生涯而投身写作和其他形式社会活动的专业科学家之一，而且他还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种状况与我们当今国内一大批职业科普人的兴起也有可以比较的地方，同时也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再比如霍尔丹曾抱怨，媒体记者倾向于对任何科学家的评论进行耸人听闻的报道，并且认为最好的补救办法是自己撰写作品。这与如今很多科学家抱怨媒体断章取义、夸大其词的做法有重合的地方。再比如，虽然J. 亚瑟·汤姆森没有放弃自己的科研岗位，但是却通过演讲和写作获得了很高的公众知名度，他越来越远离科学界，也从未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但在20 世纪的前30 年里，他可能是这个国家最著名的科学作家。当然，除了一些大人物，作者也选择了金字塔尖以外的一些科普作家，比如职业科学家们鄙视的A. M. 洛（A. M. Low）“教授”，他们和那些大人物一起构成了当时英国科学普及的大图景。据估计，在1911年，英国的科学家总数约为5000 人，其中包括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1921 年达到13 000 人，1931 年达到20 000 人。而作者通过梳理发现，在1900 年至1945 年间出版过作品的近550 名英国作家中，321 人（58%）可以通过学位或专业职位而确定他们拥有一些专业知识。在拥有学位的人中，81 人（25%）来自牛津或（更常见的）剑桥；149 人（27%）拥有更高的学位，或被授予了专业资格认证（包括少数工程师，对他们来说，大学不是正常的培训形式）。作者认为，似乎可以合理地假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几十年里，学术科学共同体中大约有10% 的人参与了非专业写作。这样的数据对于如今鼓励更多的科研人员投入科普工作也有一定的启示。这是一本内容非常丰富的科普著作。对于研究人员来说，我们可以从中了解英国特定时期的科普发展史，尤其是其中提到的科学家和科普作品，我们需要把他们放到当时当地的情境下去考察。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我们也可以用读史的方式去品味当时的科普氛围。当然，这本书的中文版能够得以出版，还要感谢我的合作者周亚楠女士，她不仅协助完成了该书译稿的后面几个章节，还对全书的文字进行了通读，修正了一些有碍理解的词句。同时也要感谢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技术经济分社的各位领导和编辑，他们在拿到版权后欣然接受了我们的译稿，否则我们的译稿很有可能就只能留在自己的电脑硬盘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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