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的文学转述
江华明
这个春天，云龙兄交给我一本厚似砖头的打印手稿，请我从文学的角度帮忙提提意见。印象之中，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文字工作者，多年来，一直忙碌于浮梁县历史文化研究会工作，组织并筹建了景德镇市乡土文学作家协会。为了有效传播，他将地方史志文化转化成文学的形式，有多篇历史文学小说作品问世，我感到由衷欣慰。
我以为冯先生的时间，几乎被他忙忙碌碌的日常琐事和文字追求所填满。料不到转眼几个月空当儿，他又拿出了这部近三十万字的散文集《瓷的丝绸之路》。翻一翻长长的目录，一共九个大章，由五十六个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小节组成。
这部书稿经过七年酝酿，三年伏案，四易其稿。一腔雄心壮志，默默倾力，久久为功这都不是常理和表象，可以推想是精力与汗水的集成。
据权威分析，二十一世纪初，乡村文学的地方史志，已然成为文学的亮丽风景。阿来的《机村史诗》、王跃文的《家山》、迟子建的《白雪乌鸦》以及铁凝的《笨花》，就是很好的例证。作为小说作家，我在2022年成功出版了一部丝路百城传系列中的《景德镇传》，这是我在题材和体裁文学书写中的转轨试验，为此我被奉为地方史的研究专家。
而冯云龙先生不同，他原本就有一肚子史料。他在《瓷的丝绸之路》集子题记里说：摸一下嘉峪关带着历史余温的瓷片，望一眼绽放在南海一号里的青花，那条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的丝绸之路，也是一条陶瓷之路，一条瓷的丝绸之路。他还形象地说：在这条路上，有痴迷于瓷的国王，有奔于王命的官吏，有视财如命的商贾，还有诗人、学子、僧侣及芸芸众生。他们追逐着自己的梦想，一代又一代，演绎着丝路的传奇。
这部集子紧扣丝路主线，从序章：青瓷与茶出发，浩浩然骄傲地介绍丝路原典和皇帝视角，然后就史实娓娓道来，说御瓷进京海上丝路丝路茶香丝路信仰以及丝路乡愁，最后落脚到护路使臣和丝路记忆。每章里集中了五到七篇专题散文。作者这么坚定地认为：丝绸之路成就了业陶都会的千年梦想，瓷的光环让丝绸之路变得更加绚丽多彩。通读整个集子，从字里行间得知，他正在着手以宏大的叙事兑现自己转轨文学的诺言。用文学的手段记录史志，以史志的文学弘扬情怀，这就是冯云龙的文学之梦。
这些散文，既是在书写个人体悟和抒发自我情怀的文艺作品，又是一部非编年史或断代史志。以浮梁历史为述说对象，以地方特产瓷、茶为中心，以丝绸之路为纽带，以人物故事、人文景观为依托，谱写了浮梁县及县辖景德镇千百年来瓷与茶相关的鲜为人知的精彩故事。很多重大节点上的历史故事和细节，对我而言都是第一次听到。全书在述说上条理清晰分明，各个章节在意义上集中通透。比如在丝路原典一章中，他集中了地方上麇居之地县治疑云百流南泻好学无荒王侯与隐士 民谚哲学和神秘法则等经典，自豪地书写了文化源头的典籍故事。
这些均显见出一个资深历史文化学者的长项。其散文能融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呈现出历史厚重感而避免了史书上的简奥枯燥，具有通俗流畅的文笔，克服了信马由缰的闲谈。
江华明 于景德镇
2024年4月
后记 孕育的苦与乐
将景德镇、浮梁县悠久的瓷茶文化，以文学的形式转述出来，是我多年的梦想。它萌发于2009年完成了二轮修志之后，催生于2016年的一次学术会议。
那年的金秋时节，第六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在黄河之都兰州召开，主题是一带一路与地方志创新。会上我作了《从方志文献看景德镇与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的发言。讨论会上，专家建议，若将此文拓展开来，增加些故事情节，将是一部独特的地情书。2017年一次偶遇中，时任江西省作协主席的刘华先生直接给出了名字：《瓷的丝绸之路》。从此，这本书便一直萦绕心头，挥之不去。2022年，当《台湾知府邓传安》《梦醒他乡》两部长篇相继脱稿之后，我便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这条艰辛的创作之路。
虽然动手之前，我已经做足了克服各种困难的思想准备，但真正动起笔来，其难度之大还是超出我的预想。
如何在一带一路的视阈下，把如山的资料装进这个框子，这是我遇到的第一道难关。煎熬中，参加了江子的《青花帝国》研讨会。这本书无论是结构还是叙事方式都给我一个很深的启示。它构建了一个青花帝国，里面生活着皇帝、督陶官，也有工匠、画师、诗人和江湖。作者将自己融于历史事件之中，并采用小说似的情节，引人入胜。于是，本书的框架就明晰起来：在这条瓷的丝绸之路上，有痴迷于瓷的国王，有奔于王命的官吏，有视财如命的商贾，还有诗人、学子、僧侣及芸芸众生。丝路作为一个庞大的商贸、交通体系，源头状况是怎样的，它如何成为皇帝的盛宴，御瓷进京之路、海上丝路的路线若何。还有，漫长的丝路上，肯定飘逸着茶香，萦绕着梵音，充满着乡愁。当然，丝路的畅通，也一定离不开那些默默坚守的护路使者和责任担当的史官。有了这些思路，众多的素材立即变得灵动起来。
史志书籍对事件和人物的记载往往遵循一定格式，许多重大事件，志书上常常就那么寥寥数语。比如，新平县首次贡陶础这件事，志书上就三十二字：陈至德元年，大建宫殿于建康，诏新平以陶础贡。雕镂巧而弗坚。再制，不堪用，乃止。又如，体现瓷路与丝路交会的陶玉进京和景德镇第一次设置陶业管理机构的事情，县志上也仅有十七个字：唐武德四年，里人陶玉献假玉器。由是置务。再如高岭土圣，民国《玉岭何氏族谱》上，也仅为十二字：初开高岭磁土故业者，庙祀之。而民国总理的浮红缘一节，仅缘于磻溪汪氏宗祠里的一块贺匾。这位祖籍祁红故里的民国总理许世英，缘何对浮红故里情有独钟？后来才从他为浮梁县《府前汪氏宗谱》写的一篇序文中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年代久远，时过境迁，资料匮乏。如何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情形下，复活这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且让它们丰满、生动起来，这是我创作中遇到的第二个难题。
近三年来，我终日沉浸在想象构思之中，饱受搜肠刮肚之痛，犹如戴着镣铐跳舞。当然，一旦有了个理想解决方案，那种手舞足蹈之景况、道中折返之行状，那种与键盘接触的热切，不啻于母亲在婴儿脸庞上的一次次亲吻。
有段时间，我像一个饿坏了的孩子，贪婪地在文学的海洋中吮吸养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阿来的《尘埃若定》、刘华的《一杯饮尽千年》、郑骁锋的《为客天涯》、江华明的《景德镇传》成为我案头重点读物。我试图从他们的潇洒纵横、汪洋恣肆、从容淡定中，找到地方史志与文学作品的平衡点。
七年酝酿，三年伏案，四易其稿，终于告竣。望着这洋洋洒洒的三十万字，我自己也倍感惊奇。就在此书煞尾之际，记起一位年轻母亲谈起孕儿过程与我的编写之路何等惊人相似。创作的痛苦就像母亲孕育与生产的痛苦，出于一种强烈的自然力量，让人痛并快乐着。有朋友戏谑：既然这么痛苦为何还要写呢？我说：只有当过母亲的人才可以完美地回答。
阵痛过后的喜悦是感谢。感谢程新宇、张汉坤、程文芳三位县领导，是他们的鼓励与支持坚定了我写下去的信心；感谢江华明先生，作为长篇散文写作的熟手，他为本书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感谢作家出版社领导的厚爱和责任编辑桑良勇先生的辛勤付出。他的润色加工让拙作增色不少。限于本人学识，难免仍有不少差错，恳请读者赐教！
2024年4月18日于浮梁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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