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记录了作者多年来研究中德文化的各种尝试，如《唐诗在德国》，梳理近百年唐代诗歌在德国的翻译和传播；《库恩与中国古典小说》，探讨德国汉学家库恩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技巧；《黑塞与中国古代文化》，评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黑塞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接受；《歌德与〈百美新咏〉》《歌德与木鱼书〈花笺记〉》，考察歌德中国诗的跨文化阐释及歌德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中德文学作品中的老聃》《〈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故事的西传和影响》，涉及主题学研究；《德国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属形象学研究；等等。
此外，本书还收录了作者近年来研究朱白兰的著述，中国籍犹太裔德语作家朱白兰的作品在中德文化关系上堪称独一无二的文学标本。
歌德与木鱼书《花笺记》
众所周知，1827年1月31日，歌德与爱克曼有一席著名的谈话。歌德在谈话中不仅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学的看法，而且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预见到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引起这场谈话的话题是歌德当时正在读一本中国传奇。
究竟是哪一本中国传奇引起歌德如此浓厚的兴趣，使他愈来愈相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并且呼吁人们出力促使世界文学时代早日来临呢？
朱光潜先生作为《歌德谈话录》的译者，在脚注中写道：据法译注：即《两姐妹》，有法国汉学家阿伯尔·雷米萨特的法译本。按，可能指《风月好逑传》。在这里，朱光潜先生提到了两种可能性：一本是据法译注，歌德读的是雷米萨特的译作《两姐妹》，即《玉娇梨》的法译本。朱先生似乎并不认同这种可能性。
《玉娇梨》是在1826年由雷米萨特译成法文的。该书出版后很流行，次年已有德译本。让·雅各布·安培尔（Jean Jacques Ampère）在1827年4、5月曾在魏玛多次拜访歌德，据他5月16日报道，歌德由雷米萨特翻译的小说引起谈论了中国人的风俗，并且讲述其他的中国小说。另外，歌德在1827年5月9日和14日的日记中也提到这本书。从时间上看，歌德阅读《玉娇梨》应在1月31日的谈话之后，而且，歌德向爱克曼介绍中国传奇时提到的细节，与《玉娇梨》的内容没有相似之处。因此，歌德与爱克曼谈到的不太可能是《玉娇梨》。
朱先生提到了另一本书，即《好逑传》。请注意，朱先生在注释中用了按字，表示经考证查对，接着用可能这个词，表示只是推测，还不能肯定。可惜朱先生没有留下其他文字，只在该注释中提及，歌德在这部传奇的法译本上写了许多评论，据说他晚年准备据该书写一篇长诗，但是后来没有来得及写就去世了。如果这是确实的话，那么，可以肯定歌德曾仔细阅读《好逑传》法译本，并对其怀有极大兴趣。但仅仅据此，还是无法断定歌德谈话中指的就是《好逑传》。也许，歌德对爱克曼叙述中国传奇故事的特点时提到，一对钟情男女在长期相识中很贞洁自持，有一次不得不在一间房里过夜，就谈了一夜话，谁也不惹谁，这一细节与《好逑传》第7回五夜无欺敢留髡以饮确有某些相似，使人们推测歌德说的是《好逑传》，但是，歌德提到的其他所有细节显然不存在于《好逑传》中。大概出于这个原因，成柏泉在《歌德与〈好逑传〉》一文中认为，歌德似乎不只指一部书，而是把两三部书的内容合在一起来谈了。但他同时又认为，最受他（指歌德）注意和赞美的关于有一对钟情男女共处一室、长夜不欺的故事，则确是《好逑传》中所有，中译本的注释是不错的。
究竟歌德在谈话中指的是不是《好逑传》呢？陈铨在20世纪30年代曾对中德文学关系作过开拓性的研究，他在《中德文学研究》第二章中专门探讨歌德读过哪些中国小说，并对歌德所读小说译本和原文进行了评价。陈铨指出，1796年1月，歌德与席勒彼此通信，讲到一本中国小说，我们知道这一本中国小说就是《好逑传》虽然歌德同这本小说已经发生了关系，恐怕他还没有读完。一直到1827年1月31日歌德同艾克芒谈话讲中国小说和中国文学，这一次歌德才真把《好逑传》细心地读完了。陈铨认为歌德谈话中指的中国小说是《好逑传》，但依据什么做出这一推测，他本人没有进一步说明。也许由于陈铨说的口气十分肯定，并且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很容易使人相信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长期以来，他的看法在学术界被普遍援引，几乎成为定论。但也有研究中德文学关系的学者持不同意见。高中甫在探讨海涅的中国观时，曾顺带提到，歌德所谈的应是《花笺记》，而不是《好逑传》。卫茂平在《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一书中也对《好逑传》说提出商榷。
关于歌德与中国小说的关系，德国学者彼得曼早在1886年发表的《歌德研究》中指出：歌德向埃克曼讲述一部中国传奇时说，人们经常听见金鱼在池子里跳跃，鸟儿在枝头歌唱不停；白天总是晴朗的，经常谈到月亮，但它并不改变风景，月光明如白昼；故事里穿插着无数的典故。如果我们在歌德认识的中国作品中的一部里合起来找到这些细节，并且根据主要事实只在一部里，那么，我们就必须在可供歌德使用的为数不多的中国作品中说出某一本就是他生动地向埃克曼倾诉看法的那本。他接着说：歌德所引述的内容可以得到证实的作品是《花笺记》，德文题为《花笺的故事》，一部可以称为诗体小说，或史诗，或田园诗的作品。彼得曼在文章中提出了上述观点，没有展开详细论述，因为歌德与《花笺记》的关系并非文章重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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