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杰罗姆·科恩
如果说美利坚合众国的衰落从1961年在猪湾(the Bay of Pigs)入侵古巴的失败算起，那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五十多年了。在此之前的一个多世纪，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就已经对他所谓的高贵实验(noble experiment)绝望，当时主要是因为在奴隶制问题上公众意见形同水火。
如今，所有党派的政治家、所有政治派别的专家，为了各自的权力，都一致谴责公众意见的冷漠。但对于人民而言，沉迷于民意调查而不顾其结果如何荒唐，除了意味着沉溺于公众意见，还能是什么呢？对于熟悉汉娜·阿伦特思考方式的人而言，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她认为民意调查就像毫无意义的捐款呼吁一样，所意味的要么是失败，要么是被骗了。1963年在芝加哥与一群学生的谈话中，阿伦特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迫下定决心，然后与他人交换意见。你们要记住，她说，建国之父们对公众意见极不信任，因为它有违公共精神。没有公共精神的地方，就会有公众意见取而代之。在阿伦特看来，这是一个曲解，对于所有共和国而言都是一种危险，特别是那些自认为是民主国家的共和国。因为(援引麦迪逊的《联邦党人文集》第50页)当人们在各种截然不同的问题上冷静、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时，他们不可避免地陷入不同意见……当他们为一种共同激情所支配时，他们的意见，若可以这么叫的话，也会一样。值得注意的是，阿伦特听了建国之父们的话，这些话缓和了他们行动中的偶然因素。偶然性是自由行动的conditio sine qua non(必要条件)，也是职业政治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多重解释的必要条件。因此，阿伦特指出没有言说的行动是徒劳的。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是个一人党，尽管这不是在《孤独者宣言》(The Loners Manifesto)的意义上说的，他把孤独者，无论是政治上的孤独者还是别的孤独者，转变成了一个群体身份！在1789年3月从巴黎写给弗朗西斯·霍普金森(Francis Hopkinson)的一封信中，杰斐逊写道：我不是一个联邦党人，因为在我能够独立思考的地方，我从未让自己的整个意见体系服从于任何党派的信条，无论这个党派的人们拥有何种宗教、哲学、政治或者其他方面的内容。这样一种沉溺是一个自由的道德能动者的最后堕落。如果我不能去天堂，而只能参与一个政党，那我就根本不会去那里。因此，我要向你抗议，我不是联邦党人。但我离反联邦党人更远。
如果美利坚合众国失败了，谁来承担责任？这个问题可以从经济上解释，或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从心理学上解释，在阿伦特看来，这只会带来社会性的回答，而不会有政治性的答案。要在政治上给出回应，就需要有一个观察者，他与男男女女那个确定又含混的社交圈保持一定距离。政治性的回应所针对的是一个稍有不同，但更为准确的问题：合众国的公民是如何耗尽共和国的权力的？阿伦特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也即1975年，发表的那个公开演讲，就是为了庆祝即将到来的美利坚合众国二百周年，其中就包含了她在今天可能会说些什么的线索。在那里她强调了这个国家的权力受侵蚀，以及自信心的最低点，当对一个最弱小的、最无助的国家的胜利就能让这个国家的居民欢呼雀跃，而仅仅在数十年前，它确实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 (指的是二战中盟军胜利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美利坚合众国)。紧接着，她(1975年)提到了50年代由乔·麦卡锡(Joe McCarthy)引发的小型危机，它预示了一支可靠忠诚的公务员队伍的败坏……这可能是漫长的罗斯福政府最重要的成就。从那时起，事件如同灾难一样此起彼伏，用常被引用的话来说，就像历史的尼亚加拉瀑布一样倾泻而下，其横扫一切的力量让每一个人，无论是力图加以反思的旁观者，还是试着让它慢下来的行动者，都同样地麻木不仁、瘫在原地。在阿伦特发表这一演讲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能经常听到这个国家被誉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或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吗？其正当性甚至还比不上1975年。更令人困惑的是，今天这种炫耀自夸伴随着政治上空洞的经济警告，即美国必须通过某种方式恢复往日的富足和伟大。
不管怎样，阿伦特政治思想和言说的基础、滋养它的土壤，都异常肥沃。在今天，她几乎一定想要去处理的事情，涉及的是美国政府最高行政部门当然不只是行政部分看似顽固的政治谎言。就像把我们的时代描述为后真相时代这种自相矛盾的不当用语所暗示的那样，尽管这种谎言不会危及真相，但会抽掉我们相信政治事务本身的实在性的能力。如果实在感的丧失也会导致了政治权力的丧失，那么公民如何运用自由来产生权力就是更关键的问题。正如在本文集中强有力地表明的那样，在阿伦特看来这就是变得自由的自由(freedom to be free)是政治革命的目的或终极目的的原因所在。当然，这一切都不能否认自我驱动的金融失衡、致命的种族不平等，以及其他形式的残酷、官僚腐败和社会不公正，以越来越明显的方式剥夺我们的自由。这些都是一种不断逼近的社会总体论(totalism)的信号，比如，一个官僚体制的共和国或多或少都会完全压制政治自由。这种总体论无需达到或导致被阿伦特理解为20世纪总体主义(totalitarianism)本质的那种恐怖，但我认为，它的信号正是她提醒我们要谨防的我们时代以本真的形式呈现出来的真正困境的东西。
什么是政治自由？独自在投票亭进行无记名投票是自由吗？教书、写作或阅读是自由吗？在阿伦特看来，最简洁的答案显然如下，即行动和言说有别于纯粹闲谈的言说能力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因而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行动和言说在何处以及如何一起产生权力的？不同于军事力量包括持续至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式的大型军队和新型武器，阿伦特所谓的政治权力，至少在消极的意义上并不产生于相互谈论着自己、家庭和职业生涯的男男女女。关涉权力的乃是公民的谈论，他们公开雄辩地论争，以说服其他公民接受自己的意见。那是服从的对立面。公民们用词语描述那些按定义不属于他们自己的事件：没有人说我的事件，因为事件是客观的，它面对着许多人，其结果影响到许多不同的人。一个事件中所包含的权力就是公民的潜能，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能力让事件多多少少变得可处理。这种可驾驭性的条件就是政治平民(commonalty)，人类不平等的印记或模子由此就被抹掉。政治平民是公共空间即阿伦特所谓的自由岛屿的现实化。这样一个岛屿极为罕见，因为这个世界的绝大部分历史被比作是一个充满不信任、不法行为和罪恶的海洋。
本文集收录了阿伦特写给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s)的信，其中有大量她所谓的共同的政治关切的例子。对一些读者而言，这或许就意味着一个共同世界的可能性。这个世界会如何发展，最适合它的是什么样的政府，是力图理解这样一个世界所提出的基本问题。对于这样一个共同世界的实现，阿伦特从不乐观，而且她也几乎不讨论此前在世界上几乎从未出现，而后也只是短暂出现的政府形式。此外，有一次，当被问及政府委员会制度的前景时，她回答道：即便有，也是前途渺茫。然而，或许还是有的在下一次革命之后。
她的治理委员会制度概念没有得到详细说明，因为它们是无法预先得到充分把握的新开端。尽管如此，她的构想极为广阔。阿伦特认为总体主义是一种新的政体形式，一种总体摧毁的政体，它没有积极的对立面，比如君主制是暴政的对立面，贵族制是寡头的对立面，民主制是暴民政治的对立面。这些对立面自古代以来从未有过实质性的改变，直到阿伦特把委员会制度增列为总体主义乃至于所有形式的总体论(totalism)的积极对立面。她对这种治理制度的最广泛论述体现在她论匈牙利革命的文章中，这里是它的第一次全文发表。在基层(这也是权力的基础)，委员会由这样一些男男女女构成，他们有共同关心的问题，比如工资公平和充足住房、中小学教育、个人安全和公共安全。然后，这些地方基层的委员会选举出更高、较小的地区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成员将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措施。处于金字塔塔尖的政府委员会或指导委员会，也是由下面选举出来的，将在其管辖范围内指导和组织共同利益集团。
在这里，或许值得一提的是，阿伦特极力反对任何形式的世界政府观念，认为它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大暴政。在政府委员会制度中，移动、思考和行动的自由可见于每个层面，但只有在基层履行其对上级的义务和承诺时，权力才会得到实现。委员会政府会产生一个共同世界，那里真正充满了位于世界上多样的男男女女们之间的利益(inter esse)，它在把行动和言说的个体联系在一起的同时，又在他们之间为每一个人保留了充分的空间，以使他们从各自独一无二的观点出发向他人表达自己。这种之间(in between)的空间只存在于委员会制度以及多数类似的治理制度之中。还可以补充说，在委员会制度中，公民不仅被当作观念市场的平等者，而且也是消费用品市场上的平等者。政治平等的感性意识不仅通过法律禁止不平等，而且自下而上地确保其不会出现。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治理的委员会制度压倒了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
这部文集的题目，即《无扶手的思考》，是阿伦特在汉娜·阿伦特论汉娜·阿伦特中对自己思考经验的描述：一种除自己之外无需任何他人同意的从世界退隐的活动。易言之，当在思考的对话中退隐时，主体一分为二，阿伦特称之为一中之二(two inone)。在她看来，经验这种一中之二就是思考，如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以及她提及的其他人所认为的那样。就像在黑格尔那里一样，思考活动使得阿伦特与世界之所是和解。然而，希特勒的总体主义政权史无前例的残暴和破坏性，前所未有地剥夺了阿伦特从世界退隐、独自思考所依赖的一切宗教、道德和历史传统。正是在反思中，她遭遇到了自己时代最沉重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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