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大屠杀》是一部反思现代性的力作。知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正是现代性的这些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许就在于：存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齐格蒙·鲍曼，当代世界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与哲学家之一，是“后现代主义”概念的主要创造者，出生于波兰，曾任华沙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68年离开波兰，1969-1971年在特拉维夫和海法大学任教，后前往英国，任利兹大学终身教授，曾在伯克利、耶鲁、堪培拉等大学任客座教授。
前言
一 导论：大屠杀之后的社会学
作为现代性之验证的大屠杀
文明化进程的涵义
道德冷漠的社会生产
道德盲视的社会生产
文明化进程的道德后果
二 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1)
疏远犹太人的一些独特之处
从基督教世界到现代性中犹太人的不协调
骑跨在屏障之上
三棱镜群体
不协调性的现代层面
无民族的民族
种族主义的现代性
三 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2)
从异类恐惧症到种族主义
作为一项社会工程的种族主义
从排斥到灭绝
展望
四 大屠杀的独特性和常态性
问题
非同寻常的种族灭绝
现代种族灭绝的特性
劳动的等级和功能划分的影响
官僚体系之对象的非人化
官僚体系在大屠杀中的角色
现代防卫的破产
结论
五 诱使受害者合作
“封锁”受害者
“拯救你所能拯救者”游戏
为集体毁灭服务的个人理性
自我保全的理性
结论
六 服从之伦理(读米格拉姆)
具有社会距离功能的非人性
个人自身行动背后的同谋
技术的道德化
自由漂浮的责任
权力的多元主义和良知的权力
罪恶的社会性质
七 一种道德的社会学理论初探
作为道德工厂的社会
大屠杀的挑战
道德的前社会来源
社会接近与道德责任
道德责任的社会压制
距离的社会生产
结束语
八 事后的思考：理性与羞耻
附录道德的社会操纵：行动者的道德化
行动的善恶中性化
或者现今的针对累斯特城和诺丁山等类似地区的英国民族阵线，以及法国人针对马赛的运动中。这种情绪将持续到有必要“将外来人遣送回他们所来自的地方”为止。但是，用这种低层阶级“私人事务”的方式是无法将群众的异类恐惧症甚至划分界线的焦虑上升为普遍野心的复杂的反犹主义理论，比如致命的种族或“世界阴谋”之类的成见。为了能够赢得大众的想像力，这种理论必须涉及群众在正常情况下无法涉及和不可能知道的事实，这种事实当然也不会发生在他们日常生活和直接经验的范围内。
不过，我们前面的分析已经为我们带来了结论：复杂理论形式的反犹主义的真正作用与其说在于煽动群众的敌对行动的能力，倒不如说在于与社会工程设计和现代国家野心的独特联系上（或者，更精确地说，这种野心的极端和过激的变体）。现代西方国家趋向于撤消先前对社会生活诸多领域的直接管理控制，趋向于多元化和市场导向的社会生活结构，这些事实表明，反犹主义的种族主义形式似乎不太可能再次被西方国家用作大规模社会工程计划的工具。在可预见的未来，更确切地说：后现代主义的、以消费者为导向和以市场为中心的大多数西方社会的环境似乎都建立在经济特别优先这种脆弱的基础之上，这种经济优越性目前是以对世界资源份额的极大占有为担保的，但这显然不会一直持续下去。任何人都可以设想一下在不久的将来提倡国家直接接管社会的情景——随之而来的是，早已确立并久经考验的种族主义观点也许会再一次派上用场。同时，非种族主义的、不太富有戏剧性的对犹太人的憎恨会在大量但不太重要的场合下被用作政治宣传和动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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