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鹅英国史卷六：君主制变革·1603—1714年的不列颠_[美]马克·凯什岚斯基（Mark Kishlansky）著，张帆、译，孙伟校译_9787552041798

在马克·凯什岚斯基的笔下，17世纪的历史就好似转动不止的车轮，见证了政治及宗教领域的重大变革，不仅在之后几十年中对不列颠的历史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即便到了今天，也仍然有助于我们了解不列颠民族的重要历史时期。

本书讲述了从詹姆士一世即位起，到安妮女王去世时为止百余年的历史，记录了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时期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这一百多年不仅充斥着阴谋、叛乱、革命，而且宫廷阴谋、政治内斗层出不穷，更成就了政党政治。1603年，不列颠群岛偏居欧洲一隅；1714年，不列颠王国已经一跃成为全球学术、商业、军事中心。

30年前，在一门本科生概论课程上，我接触到17世纪不列颠的政治史。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愿学习其他任何课程。我认为这个历史时期有我从未遇见的种种人物、事件和问题。时至今日，我依旧这么觉得。在我上大学的那段时间，历史是以叙事的方式来讲授的，对像我这样对17世纪的故事一无所知的人来说，这段历史太神奇了。我听了一系列讲座，而这些讲座描绘了整个政府体制的全面崩溃；一个基于宗教狂热和乌托邦愿景的革命性新政府的成立；这个新政府的失败；早先那个体制的复辟；但是复辟的旧体制又一次土崩瓦解，接着是一场外部入侵；又来了一次革命；最终不列颠采用了欧洲大陆的国家制度。这百余年就好似转动不止的车轮，不断推动历史的进程，谱写出一个又一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绚丽篇章。

在过去的30年里，那个车轮的转动轨迹变得模糊不清。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在之后的25年中，对17世纪英国历史的研究层出不穷，成果丰硕，很可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绝大多数是训练有素的专职历史学家的劳动结晶。学识渊博的专著、充满激情的历史编纂争论、有意识地进行反驳的论文，填满了关于斯图亚特时代不列颠历史著述的丰饶角。如今，学界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历史学家对17世纪的政治所知更多，而且他们比以前更确信自己现在知道些什么。在以前，他们能够自信地概括整个社会阶层的运动或英国革命的原因。哪怕各地的档案馆、大英博物馆、英国历史档案馆（Public Records Office）不完全是伊甸园，可是结果证明，在这些机构中找到的档案是令人无法抵御的。然而，正如伊甸园中的情形，我们在知识上的收获与丧失天真是相伴而行的。这些收获还与失去连贯性相伴，这会让学生和普通读者无法一瞥17世纪的种种奇迹。

我在本书中的意图是为下一代重新创造那种有趣之感。当然，我无法复述自己听到过的那段历史，因为就我作为史学家的职业生涯而论，我的主要任务是让矮胖子变得破镜难圆［说句题外话，《矮胖子》是一首17世纪出现的童谣，描述了格洛斯特（Gloucester）围城战］。最伟大的历史讽刺著作之一《1066年及所有的一切》（1066 and All That）中的笑料，是不列颠注定是翘楚民族，以及关于不列颠历史难忘的一切都是在奔向这个命中注定的目标。关于后来叫作清教徒革命和光荣革命的大量著述以同一假设为基础，而就连在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马克思主义式历史编纂，也没有挑战这一观念，即历史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故事。在过去的20年间，挑战来临了，而自相矛盾的是，该挑战让我们很难在不强调所有例外情形，即死胡同（culs-de-sac）的情况下构建一种叙事。现代的历史学家可以再次认为历史是一个故事，但是他们不再会认为历史有一个开头、中间部分或结尾。这让书写叙事的任务比以往更有挑战性，尤其是对那些惯于分析、只会提一些以为什么开头的问题的现代史家来说。在这本书中，我对解决谁？什么？在哪里？及什么时候？之类的问题同样感兴趣。

我很感谢一些同事所做的工作，但我要对他们表示歉意，因为我认为，对现代史学成果的任何综合，都无法带来一种连贯的、与时俱进的叙事，而我并不打算提供这样一种叙事。学界已经涌现出大量对这一时期的历史细节进行深入研究的优秀著作，这些著作在历史编纂层面进行了阐释；认为这段历史的确充满承认了矛盾、复杂性和一团乱麻；并邀请读者要么自己解决问题，要么永远摸不着头脑。本书只是一部介绍性的著作，意在激发读者的好奇心，而不是满足之。本书的假设是读者并未先知先觉，尽管拥有一些背景知识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潜藏在表面下的正在进行的很多事。我试着用戏剧的手段描绘本就极具戏剧性的历史事件，用凸显人物性格的行文方式刻画本就个性分明的历史人物。如果各位读者能理解为何17世纪的历史令好几代不列颠人如痴如醉，那么，本书就实现了所有既定目标。

从某种程度上讲，每一个历史叙事都是任意的，本书也不例外。对篇幅、对目标读者、对我本人学术兴趣的考量，必然形塑了后面的章节。第一章结束之后，本书再也没有涉及社会史、经济史、女性史的内容；除了第二章中的分析讨论之外，本书几乎没有关于地方史及行政管理的内容。就前者而论，我所能给出的理由是，已经有另一个系列的专著专门讨论社会史；就后者而论，我的解释是，我决定从中央开始解释历史事件，并维系一种放眼全国的均衡叙事。对斯图亚特家族统治初期英格兰各郡的历史研究令人钦佩，但是对该家族后面几位统治者的统治的研究，少有能与之相提并论者，对爱尔兰、苏格兰的研究完全无法望其项背。本书也没有讨论智识生活文学的、哲学的、科学的或美术的，蜻蜓点水般一笔带过，似乎可能比排除在外更显得冒犯，而我本人更是才疏学浅，无法像熟练的织工那样穿针引线，把这些进展织入政治史的核心。尽管权力同时在文化和政治层面上运转，但是在任何给定的时刻给出这一点的例子都是困难的。

本书所有叙事性的章节均以一段对戏剧性事件的描述开篇这样的手法肯定不会对每个读者的口味，尤其是那些已经知道事件细节的读者。通过让读者看到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如何展开，结果如何是预先未定的，以及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个性如何煽动了这个政治民族，我的目的是让读者参与其中。我还希望这些描述性的文字能够带来好故事给人的愉悦之感。紧跟这些描述性文字的是一段简短的分析，分析突出了随后章节的主题。

本书的标题，《君主制变革》，旨在让读者对书中相互关联的三大主题有个印象。首先，对西方世界随后的政治史最重要的，是英格兰君主在宪政制度中的地位世纪末时迥异于世纪伊始。尽管君主制的政体组织形式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但其实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其次，斯图亚特王朝的历史是一段极其特别的历史，因为一代人面对的挑战会超过下一代人的能力。再次，斯图亚特王朝继承的衣钵迥异于他们留给后人的：美洲的一个帝国；南亚的一个立足点；战略意义非常重要的地中海港口；当然，还有跟苏格兰联合，以及对爱尔兰大部分地区的政治控制。这些变化的重要性在该王朝末期最为明显，尽管北美的种植园和东印度的贸易开启得更早。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盘根错节的历史无所不在，而英格兰与苏格兰的王室一统，以及对爱尔兰的军事占领，则让历史更加错综复杂。比起传统的同类历史著作，我一直更关心的是揭开爱尔兰、苏格兰和英格兰相交叉的历史时刻的背景，不过，我明确站在英格兰人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无论会让詹姆士一世多么失望，必须认识到的是，在本书讲述的百余年历史中，大不列颠姗姗来迟，在最后7年才登场，而且，如果想要充分地研究此外104年中的苏格兰历史，我们必须完整对待苏格兰的制度和人物，另写一部平行的叙事史。当然，爱尔兰提出了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因为将其囊括在一部不列颠史中无异于承认爱尔兰被英格兰征服的观点，这既富有争议，又是不充分的。因此，我对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处理最多算是走马观花，折射出我的想法，即在有限的篇幅内讲述一个连贯的故事。

在一本进行总体介绍的书中，遵循学术专著的传统似乎并不明智。我既希望书中的陈述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以至于需要附上脚注，又希望那些关心我引用的研究成果的读者能知道引用的出处。本书结尾处的延伸阅读建议，是向我在书中引用的许多二手文献表示感谢，并为最高度发达的所有历史编纂传统之一提供指引。对财政问题的讨论必须理解成是粗略的。对王室债务及收入的详细描述相对来说有价值，而且是在其暗示的趋势上，但不能认为它们是准确的，即便它们代表的是能力最佳的历史学家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才得出的结论。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未点明出处的引用，已经根据现代语文的习惯进行了修改，并进行了相应的整合，甚至还存在断章取义，删除了上下文，因为我引用的目的只是给书中叙事加些风味，而不是当作任何陈述的佐证。同样，我决定只用一个头衔来称呼大多数贵族和官员，只有遇到像白金汉公爵、莫尔伯勒伯爵这样的历史人物，才会使用多个头衔。一般来说，我都会使用历史人物生前最后获得的那个头衔，比如詹姆士一世时期的萨默塞特伯爵（Earl of Somerset）或查理一世、二世时期的克拉伦登伯爵（Earl of Claredon）。然而，就像汉密尔顿侯爵（Marquis of Hamilton）的情形，偶尔当他们是重要的行动者时，使用他们当时的头衔更合情合理。这样做可以让读者免受这一麻烦之扰，即记住托马斯·奥斯本爵士（Sir Thomas Osborne）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是拉蒂默子爵（Viscount of Latimer）、丹比伯爵（Earl of Danby）、卡马森侯爵（Marquis of Carmarthen）和利兹公爵（Duke of Leeds）。我则一直称其为丹比伯爵。然而，这意味着有时是根据一些人拥有的头衔称呼之，但严格按照年代的顺序来说他们尚未得到这些头衔。同样，在一些极个别的情况下，我会在叙事的过程中打破时间的先后顺序，比如说，我会先总结某一届议会在立法领域取得的所有成就，之后再着重分析某一项成就。在这些问题上，我宁可牺牲准确性成全简洁明了。同样，我总是认为每年始于1月1日，而非3月25日。

虽然书都会署上作者的姓名，但在问世之前，是很多幕后英雄在滋养并关爱着这些书。许多学者、学生、友人阅读并评论了本书手稿的各个部分，人数如此之多，以至于如果名字一一列出，长度怕是能与书后的索引匹敌。我想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感谢。有不少历史学家纠正了书中的疏漏、错误和无法容忍的解释，而他们在与我的往来书信中指出，他们之所以愿意为此耗费时间和精力，是为了他们的学生着想。他们坚持要求澄清许多事，这些事，他们理解得甚是到位，但经验证明新手需要引导。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自己不应独自为书中存在的任何错误承担责任，尽管我当然应该承担起随后纠正错误的责任。与企鹅出版集团的彼得·卡森（Peter Carson）先生，以及包括安德鲁·基德（Andrew Kidd）、卡罗琳·奈特（Caroline Knight）在内的人合作可谓乐事一件。珍妮·蒂尔（Jeanne Thiel）见证了本书的撰写，容忍本书频频干扰其夏日骑车出行的平静时光，还一直面带微笑，认可我对17世纪历史的执念。我的儿子马修虽然完全搞不清我为何要撰写这样一部著作，但也默默忍受之。在最初听说我同意撰写一部企鹅版17世纪历史的时候，他曾经一脸疑惑地问道：17世纪在企鹅的历史上是决定性的吗？我希望他会发现本书回答了他提的那个问题。马修，17世纪对一切来说都是决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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