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_逢小威 [著]_9787545219814_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是农业大国，我们的文明起源于农耕，巨大都市运行时需要的物资、土地、劳动力也有很多来源农村。农民与我们保持着某种极度遥远却又无限迫近的关系。当下，我们即便不直接从那里来，生活也与之盘根错节地勾连在一起。2020年，著名人像摄影师逄小威历时10个月，走遍31个省，到达了当时所能走到的中国最东、最西、最南、最北的古城村镇，拍摄了全部56个民族的1000多位农民肖像，并精选300余幅集结成册，并收录数篇农民访谈，呈现其真实的状态与生活。书中人物来自农、林、牧、副、渔五大领域，全面呈现了此时此地的“大农业”面貌，这些肖像不仅展示人物的面孔，还通过丰富的画面信息传达了人物与服饰、环境、动物、工具、家族、地域的深刻关系。农民的背后，是一条绵延至千百年前，却又支撑着当代生活的厚重线索。

我要拍出什么样的农民肖像？
逄小威

一、共性与个性

因为长期从事人物肖像摄影的创作，我感受到每种群体都有每种群体大体上一致的气质与基本近似的精神状态。比如，我曾经拍摄过几乎所有中国历届奥运冠军的肖像，他们总体上共同拥有的是“不服输”的气质与精神；文化人的群体印象，虽然性格各有不同，但“雅”还是他们的基础底色；一百位一百岁抗战老兵，虽然每个人后半生的阅历不尽相同，但从他们的目光中常常可以感受到充满“坚毅与力量”。
然而，不能让群体的共性掩盖和取代了每一个个体独特的个性，否则，就是不顾客观的真实存在，也失去了创作上“这一个”的艺术魅力。那么，中国农民的整体共性又是什么呢？他们每一个人的独立个性又有着怎样的表现呢？
虽然，我青少年时代曾在农村生活过，对农民有着一定的了解，但是，中国这么大，民族这么多，人口分布广，气候、水土、文化、饮食各异，各地的农民之间一定也千差万别。正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环境毕竟会影响性格、气质的形成。事实上，就连长相，同个地方的人也有着相似之处。
总体上，中国农民给我的感受是：纯朴、善良、勤恳耐劳、不畏艰苦。这应该就是农民这一群体的主色调。但要寻找、挖掘每个个体之间的差异，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差别，避免形象、气质的重复与雷同，这是出于作品效果的考虑，更是对客观存在的尊重。

二、我想要的是“此时此地，此情此景”

记得项目尚未开始时，我曾反复考虑，我该选择什么样的农民作为我的拍摄对象。当时，我希望每一个被摄人物的背后都是“有故事”的，而“有故事”的人物可能指的是多年来在农业生产领域中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人们。选择这样的人，选择这样背后“有故事”的人作为我的拍摄对象一定不会错的！
于是，每到一个省、一个地区，我都会得到朋友们的热情介绍和推荐，我也会带着这样的期待向所到之处的领导提出我们的希望，请领导帮助我们做好协调与安排。但是，很快我就发现这样的创作理念存在问题，因为很多“有故事”的人的“故事”发生在“曾经”，而当下可能已经不再是有着“典型形象和气质”的农民了。
我想要的应该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是谁、他们曾经有过怎样的“故事”、他们曾经头戴怎样的“光环”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现在的形象、气质、服饰，此时此刻所处的环境，以及我和他相遇时他正在忙着、做着的事情。所有这些是决定我是否选择他／她为拍摄对象的理由。形象是由长期从事的劳作而被塑造的。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皮肤被晒得黝黑，年长者的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两只手粗壮有力。因为正在干活，服装也一定是劳动时的穿着，简单、粗糙、不够干净。所处的环境多是农田、菜地、打谷场、集市……此时此地，此情此景，生动、鲜活、朴素、自然。这一切决定着人的状态和精神面貌，构成了一幅好的农民肖像作品的基础。这个“样子”装是装不出来的，演是演不出来的！即使同是眼前这位农民，一旦离开了这个环境，放下了手中的农活儿，气氛和状态也会随之改变。我要拍的应该是这样的农民！我想，罗丹雕塑的“思想者”原型是谁？米开朗基罗雕塑的“大卫”原型是谁？达·芬奇画的“蒙娜丽莎”原型是谁？罗中立的“父亲”原型是谁？当这些作品完成后，原型是谁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件作品本身！感动一代又一代观看者的是那件经典的“作品”，作品一旦完成，它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意义和价值将是永恒的。

三、肖像，还是肖像！
多年来，我见过无数以农民为题材的美术作品和摄影作品。很多作品都令我印象深刻，难以忘怀。所以，在“中国农民”项目创作之初，那些经典难忘的艺术作品时时涌现在脑子里，让我在有意无意间产生着以“类似画面”再创作的念头。于是，我的目光在田地里，在打谷场上，在大棚内，在渔船刚刚靠岸的码头边，寻找着那些“似曾相识”的画面。我想用镜头“直接截取”那些劳动场面的“决定性瞬间”，因为我相信那样出来的作品一定是令人信服的、有生命力的！但是，很快我就否定了自己的这种创作模式，因为，内心中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告诉我，这也不是我想要的！
我觉得尽管我用这种创作模式拍摄的人是真实的，但还是在借别人的眼睛“拷贝”生活。我觉得让人们知道他们（农民）在干着什么不那么重要，重要的还是他们是些怎样的人！他们有着怎样的精神、气质与个性！
肖像，还是肖像！
认识到了这一点，我开始让自己的拍摄变得越来越简单，甚至有了一种无意间的统一：我不太去关注他们（农民们）在干着什么、身处何处，我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这个人”的身上、脸上、眼睛里，我开始关注这个人的长相、气质、衣服和精神状态。
我想要表现新的“这一个”。我寻找着简单的背景，常常只是一面墙，一面斑斑驳驳（带有生活气息）的墙，仅此而已，足够了！
让一切删繁就简，一切让位于人，一切可有可无的都让它“无”！重点突出人物，突出被摄者的精神与气质，突出被摄者身上自带的生活细节和生命质感。我要通过对人物外部特征的刻画与描绘，揭示出人物的命运与性格。我相信肖像艺术自身的力量与魅力，我要通过“肖像”告诉观众：这就是生活，
这就是今天 ——2020，中国农民的真实形象！

2020年10月10日
于乌鲁木齐飞往武汉的班机上

序中国农人与社会演变（选摘）
温铁军

在中国，“农”是最重要的家国大业。古代是，今天还是。所以我们的日历称为“农历”，二十四节气也是为农耕而设。古人文字中有“四民”，指的是“士农工商”（出自战国时期的《谷梁传 · 成公元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而一般文献中的“民”往往与“君”相对。近代文字中，“民”的词汇丰富了许多，有人民、国民、平民、村民、渔民、牧民、湖民、山民、草民、良民、刁民之说，随之也就有了农民。直白地解释，农民就是以农耕为生的普通老百姓，但习惯上又把渔民、牧民、果农、茶农、棉农、花农等所有在农村百业之中生活着的人都列入“农”之下，统称“农民”。加之近代以来城市化加快，相对城乡二元结构而言，就有了集中在城里的“市民”与分散在十里八村的“农民”之别。这两大类人群在1958年户口制度确立之后，唯城里人的社保、医疗、教育等公共体制相对完整，可以“生老病死有依靠”，而国家财政不能承担农村人口的社保、医疗、教育。于是，很长一段时间城乡人群不能自由流动，甚至很少有通婚的情况。
近年来，从农村进城务工的农民，包括久住城市但无户口的农民，有三亿之多，但这部分人的户籍仍为农民。由于统计指标改为“居住”和“就业”六个月就可被计入城镇人口，这造成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显著加快并超过60 %。可实际上，很多农民仍处于两栖状态。
无论古代还是近代，农民和土地都是一体的。古人认同“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因此大多数朝代更迭都伴随“均田免赋”这一基本国策；今人则“赋予农民长期稳定的土地权益”。孙中山发起土地革命强调“平均地权”；毛泽东发起湖南农民运动则“打土豪、分田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农民获得土地成为“自耕农”。
随着国家工业化要求集中占有农业剩余才能完成资本积累的需求，自然村为单位的农民合作社被以乡为单位的高级社取代，接着在“大跃进”时期参照苏联集体农庄的大规模生产组建了人民公社，农民身份很快被人民公社“社员”替代。这一时期，乡村的“五小工业”只能依托人民公社才搞得起来，且主要服务于因国家需求而被推动起来的集体化生产。农民这一政治主体被制度安排进工业化生产的组织化体系中，服务于国家工业化发展。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引入西方设备技术，形成了较长时期的财政赤字，国内工业品还不具备出口竞争的能力，只能尽可能增加农产品和农村工副业产品的出口。中央在1979年出台了价格“双轨制”，促进了农村的社队工业发展及农民的分工分业，也构成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名的改革条件。在集体化解体全面实施的1984年，农民实际上重新拥有了大部分土地权益，农村也由过去的种植养殖业为主，全面转向了“种、养、产、加、销、工、商、建、运、服”等多种产业，乡镇企业获得较快发展。同期，农村贫困大幅度缓解，购买力提高助推了“内需拉动”的黄金增长。
但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遭遇1988年恶性通货膨胀和1989年外资撤走“双重危机”造成的“大萧条”后，一方面农村企业大部分歇业倒闭，或转化为私人企业；另一方面，在农村集体经济全面解体期间，“种粮的变吃粮的”“养猪的变吃猪的”……农民群体中的大部分从传统的具有可持续发展、低风险意义的“自给自足”，转为“现代化”的市场化消费，随之开始了复杂的身份演化进程。
一是农户家庭之间开始由以前的“互帮互助”转化为短期的雇用和被雇用关系。每个农民既可是雇用者，又可作为受雇者（彼此雇用）参与生产。各种私人经营的小卖部、饭
馆遍布农村地区。
二是大批农村劳动力从过去那种农忙时节经营或帮助经营家庭农业生产、农闲时节进城务工的模式，改为从事工副业的劳动力流出乡村成为“农民工”，加入产业大军。没有城
市户籍的农民工，往往麇集在“城中村”或“城乡接合部”，形成所谓“低端人口”与“低端产业”相结合的过渡性群体。
三是经济发达地区大量农村人口通过地产开发而“中产化”。那些通过被征地获取补偿的农民从“小资产阶级”属性的“小土地出租者”变为“房产主”，主要依靠“吃房租”而上升为“中产阶层”。此外还有很多占据着土地使用权但主要靠外部收入的农民群体继续其农地“吃租人”的“小资产阶级”属性。但在沿海或郊区主要由外地来打工的农民租入有使用权的本地农民的土地，这造成了所谓“租地农场”的生产模式，因增加了地租成本而导向过度化学化、高污染的生产方式，或者造成基本农田被大面积“弃耕撂荒”。
鉴于此类不安全、高污染的农业生产主要集中在工商业发达地区，如沿海地区、内陆地区的城郊和集镇。而大量增加的各类亚健康症状和疾病，以及城市快速攀升的医疗开支等，都促使这些相对发达地区的市民转向自主寻求食品质量安全。于是，21世纪以来“都市农业”和“市民农业”引人注目，中下层市民和“青年白领”为主体的“新农人”成为时尚。同期，随着过剩资本在城市没有投资空间而纷纷下乡，很多新富阶层开始返乡或下乡圈占乡村资源，开办“私家庄园”或“度假农庄”，与一部分农村本身就已开始经营的小型“家庭农场”交相辉映。资本越多流入，资本化农业就越占据主导地位。农业的产业化全面转向高附加值的领域，如花卉、水果、经济林木等，城郊地区家庭作坊、农家乐、民宿经济体等“三产融合”现象大量涌现。城市与农村在原来二元结构条件下形成的身份差异渐趋模糊……于是，有关部门顺水推舟地提出了城乡融合战略。
此前，1995年以来主流学者们一直在强调“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有一个报告认为，每个农民进城都能带动二十万元以上的投资，如果三亿打工者都进城落户就能够实现70 %的城镇化率，那就是几百万亿的投资需求，就能够带动国内生产总值（GDP）长期的高增长……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从那时我们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融入全球化，到2005年中国碳排放量与美国持平，接着又走了十年老路，现在已经是美国碳排放量的两倍。很少有人注意到，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中央在2007年开始强调转向生态文明，并在2012年将生态文明上升为国家举措。
生态文明中最重要的是自然多样性与人类社会文化多样性之间的有机整合。自然多样性在城市里有体现吗？没有。真正能跟自然多样性有机整合的就是乡村社会。因此国家2017年正式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
中国要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得全面贯彻落实生态文明转型的举措。那以什么作为生态化转型的基础呢？就是乡村振兴。
面对2018年开始的激烈的贸易战，无论转换成什么都得练好内功，夯实基础。基础在哪里？也是乡村振兴。我们已经开始以乡村为载体探索推进中国自主货币体系的生态资源货币化和自主资本体系下的生态资本深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乡村资源价值化来吸纳国家大量增发的货币。
如此，生态化转型也就使连续爆发的生产过剩危机有了软着陆的基础。从这个角度看，只有农村、农民发展了，发达了，才会有持久增长的内需，才能拉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解决农民问题就是解决内需问题，解决内需问题就是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恐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希望就寄托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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