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庄子任逍遥（全3册）_有书编著_9787510476594

本书内容包括：内篇、外篇、杂篇。

老聃：说话简单点，大家都很忙的

《庄子·天道》中“孔子见老子”的故事原文：

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繙十二经以说。

老聃中其说，曰：“大谩，愿闻其要。”孔子曰：“要在仁义。”老聃曰：“请问，仁义，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仁义，真人之性也，又将奚为矣？”老聃曰：“请问，何谓仁义？”孔子曰：“中心物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

老聃曰：“意，几乎后言！夫兼爱，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则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义意，夫子乱人之性也！”

故事讲的是，孔子有一天跟学生们说，他想把自己写的书，保存到周王室的图书馆里去。学生子路给他出了个主意：“我听说，周王室原来的图书馆馆长是老子，现在他已经引退、返回家乡了。先生要想藏书的话，不如去找他说说。”孔子一听，这个主意不错，于是就前往拜见老子。

他苦口婆心地劝说老子，希望自己的书能入藏,可老子压根儿没搭理他。孔子无奈，开始援引《六经》来解释自己的书有多好，从天到地、从古到今，一五一十地给老子细细说来。

老子实在是不耐烦了，直接打断他，说：“你说得太繁琐了，能不能用一句话，说说你这些书的主旨究竟是什么呀？”孔子说：“主旨就是仁义。”老子说：“请问，仁义是人的本性吗？”孔子说：“是的，君子如果不仁，就不能成就名声；君子如果不义，就不能立足社会。仁义是人的本性，离开了仁义又能干什么呢？”

老子说：“那我再问一句，什么叫做仁义呢？”孔子说：“与万物同乐，兼爱无私，这就是仁义。”老子说：“哎！你这种言论，实在是太危险了！因为性情已经开始迂腐，才需要强调兼爱；因为自私自利的现象已经蔚然成风，所以才需要强调无私。先生，你是想让天下人都失去养育自身的条件吗？天地原本就有自己的运行规律，日月原本就存在光亮，星辰原本就有各自的序列，禽兽也原本就有各自的群体。先生如果能仿照自然的状态行事，顺应天地规律去进取，就已经很不错了，又何必如此急切地标榜仁义呢？这岂不像是打着鼓，去追寻逃亡的人，鼓声越大就越追不到吗？哎，先生，你可真是扰乱了人的本性啊！”

在这则小故事中，庄子借孔子和老子的对话，再一次说明了仁义是戕害人性的罪魁祸首！作为一国之君，最应该做的，是尊重天地万物自然的发展规律，以推行“无为之政”为首要理念，而不是以虚假的仁义，来扰乱人类的纯真之情与自然本性。

本篇的篇名，叫《天道》，“天道”与“人道”可以说是先秦时期最为重要的一对哲学概念。早在春秋时期，子产就已经提出“天道远，人道迩”的说法。后来孔子和孟子基本继承了子产的思想，认为天道和人道之间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人难以把握天道，因此只能大谈仁义礼智，追求可以把握的人道。

而道家在这一点上，选择了与儒家完全相反的方向。道家崇尚天道，认为道是万物的本源，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肯定天道，排斥或否定人道，认为天道公平无私而人道卑劣，因此提倡绝仁弃义、绝圣弃智，返璞归真。

庄子及庄子后学，在老子学说的基础上，又做了新的阐述，认为为君之道应效法天道，以天为宗，以自然为用，以虚静、恬淡、无为为根本；而为臣之道应人道，各守其职、尽忠职守——唯有如此，才能映照万物，最终达到天人合一、国家治理有序的超然境界。就如故事中老子所说的，天地星辰都有自己运行的规律，作为君主，只需要顺应就好了，像孔子一样额外创造出一套体系来控制万物，简直是多此一举、有害无利。

这种“虚静”思想，对中国文艺思潮和文人的创作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事实证明，作家只有保持虚静的心灵，“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心雕龙·神思》），才能达到“心游万仞，精骛八极”（陆机《文赋》）的至高境界；只有精神世界空灵包容，“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程颢《秋日》）,才能收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饮酒》）的自在生活。

在现实生活中，保持虚静的心态，对于为生活奔波、在城市中疲于奔命的我们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投身自然，让压力得到暂时的解脱，让心灵得到片刻的安宁，可以调节我们的身心健康。美学大师李泽厚先生，在谈到庄子玄禅时曾说：“它可以教人们去忘怀得失，摆脱利害，超越种种庸俗无聊的现实计较和生活束缚，或高举远慕，或怡然自适，与活泼流动盎然生意的大自然打成一片，从中获得生活的力量和生命的意趣。”这可能就是庄子带给我们最大的精神财富了！

除此之外，这则故事还告诉我们，讲话要抓住重点，交流要有针对性，故事中孔子喋喋不休地给老子讲述自己著作的重要性，并且援引“六经”内容来阐发自己的学说，整个过程漫无边际，毫无重点，最后老子实在听不下去了，打断了他的发言，让他用一句话来阐明自己的观点。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会犯孔子所犯的错误，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但却无关痛痒，完全说不到点儿上，最后让聆听者产生反感、厌恶的心理。英国剧作家本·琼森说：“语言最能暴露一个人，只要你说话，我就能了解你。”（《木材，或关于人与物的发现》）

因此，对于说出口的每一句话，我们都要慎之又慎，尽量不说和主题无关的话题，能表达清楚自己的观点就好，不要长篇大论地扯闲篇儿，这样既节省自己的时间，也节省对方的时间。

历史上的成吉思汗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在说话方面也是简单明了，单刀直入。公元1215年，成吉思汗派遣使节、商队携带大量金银珠宝与商品，前往中亚的花剌子模王国缔结通商协定。至讹答剌时，花剌子模总督亦难出见财起意，污蔑商队中有间谍，于是上报国王屠杀了这些人，并侵吞了商品与财宝。

成吉思汗那会儿正全力攻打金朝，没工夫管花剌子模，只希望他们自己把此事和平解决。于是，他致书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只要他交出凶手，此事便可作罢。但摩诃末不仅拒绝了这个要求，还杀死了使臣。这个做法使得成吉思汗勃然大怒，决定攻打花剌子模。他给对方发出的战书，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尔要战，便战！”

这封战书既没有长篇大论的叙述，也没有引经据典的谴责，而是一句话直达中心思想，简单直接地概括了成吉思汗的意图，让人不寒而栗。最终花剌子模被成吉思汗攻占，而这封战书也因为简单明了，霸气外露而成为了世界历史上最有名的战书之一。英国思想家培根，有一句名言——“说话周到比雄辩好，措词适当比恭维好。”与大家共勉！

士成绮见老子：下者劳力，中者劳智，上者劳人

《庄子·天道》中“士成绮见老子”的故事原文：

士成绮见老子而问曰：“吾闻夫子圣人也，吾固不辞远道而来愿见，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观子，非圣人也。鼠壤而余蔬，而弃妹之者，不仁也，生熟不尽于前，而积敛无崖。”老子漠然不应。

士成绮明日复见，曰：“昔者吾有刺于子，今吾心正却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圣之人，吾自以为脱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苟有其实，人与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

这个故事讲的是，有一天，士成绮见到老子，开口就说：“听说先生是圣人，我便不顾路途遥远，一心赶来，希望能见到您一面。我走了上百天，脚掌上结了厚厚的老茧，也不敢停下来休息；可如今见到了您，看您也不太像是个圣人啊！您这里，到处都是剩饭剩菜，老鼠满地跑，这足以说明，您生活还算不错；就算如此，你却不愿意收养自己的亲生妹妹，这种行为能算是合乎仁的要求吗？”士成绮的话说完了，可老子就跟没有听见似的，连头都没抬一下。

第二天，士成绮再次见到老子，对他说：“昨日我用言语刺伤了您，今天我已有所省悟，并且改变了先前嫌弃的心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老子这次没有无视他，开口说到：“如果你说的圣人是聪明智巧的人，那么我觉得我并不是圣人。你想把我叫作牛，那么我就可以是牛；你想把我叫作马，那么我就可以是马。如果我确实如你所说的那样，又拒不接受你对我的称呼，这不是犯了两重罪过吗？我总是欣然接受别人给予我的称呼，这种接受是顺其自然的接受，而不是强行的、有目的的接受。”

老子的这一番解释，听上去有点拗口，其实很有智慧。原句“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延伸出一个成语，叫做“呼牛呼马”，比喻被别人骂也好、称赞也好，决不计较。这里的“牛马”没有贬低的含义，就是两个称呼、两个“名”。

庄子在内篇《逍遥游》说过“名者实之宾也”，称呼名号并不总是与实际情况相符的。在二者不相符的时候，实比较重要，而名只是实的衍生品。所以，故事中的老子才会说，你愿意叫我什么都行，我都接受；如果我真的如此，那么你这么称呼我，完全没问题；如果我并非如此，那么你只是给我安了一个不重要的“名”，既然动摇不了真正重要的实际情况，所以你这么叫也无所谓。

原文：

士成绮雁行避影，履行遂进而问，“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冲然，而颡頯然，而口阚然，而状义然，似系马而止也。动而持，发也机，察而审，知巧而?于泰，凡以为不信。边竟有人焉，其名为窃。”

士成绮听了这一番解释后，非常羞愧，蹑手蹑脚地走上前来，问到：“我还想再跟您请教一下，修身之道是怎样的呢？”

老子说：“你伟岸挺拔，目光突视，前额高耸，口张舌利，在行动之前故意装作很矜持，一旦行动起来就像箭一样飞出去；你精明又持重，凭借自己的智慧，表现出骄泰自若的神色——别以为我是在夸你，你外在的这些表现，都不是人的真实本性。边境如果有这样的人，那么他们的名字就叫做盗贼。”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士成绮器宇轩昂、仪表堂堂，话里话外全都是仁义道德，好像是正人君子一般，但实际上，他的内心已经被智巧所奴役，心态也总是随着外物的变化而起伏不定；相比于老子，表面邋遢随意、内心豁达从容的无为君道，士成绮充其量只能算作有为而卑的臣道罢了，所以他才显得格外的渺小与自卑。

这两个角色的对比，其实也反映了儒家与道家对“天人关系”这个哲学命题的不同观点。儒家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有为、臣亦有为，此乃经世致用之道，也就是所谓的人道；而道家却认为，天道尊、人道卑，因此君道与臣道也有尊卑之别，君无为是天道，臣有为是人道。

“本在于上，末在于下，要在于主，详在于臣”（《天道》），因此刑名赏罚只能被天下人所用，而不能被君主拿来统治天下。为臣者，拘于一孔之见，只能是一曲之士，他们的有为也只是负责国家大政的某一个方面，搞经济的就管钱去，学土木的就搞基建，总之，各管一摊儿、互不干扰。而为君者，绝不能像为臣者那样实行有为政治，因为他要统御全局、掌握方向，只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做一个在高位俯瞰人间的清虚帝王，才能面面俱到、没有疏漏；如果为君者今天又搞搞经济，明天又管管水利，把臣子该干的活儿都干了，那么，国家也就面临要垮掉的危险了。

孟子有一句名言，叫：“下者劳力，中者劳智，上者劳人”。（《孟子·滕文公上》意思是下层人做体力劳动，中层人做脑力劳动，上层人管理别人。作为中高层管理者，把脑力劳动干成体力劳动，不仅会伤害自己的性命，还会让自己管理的组织处于紧绷状态，累死的诸葛亮就是最好的注脚。按照《三国志》和《晋书》的记载，诸葛亮晚年和司马懿交战时，见司马懿龟缩不出，便遣使求战。结果司马懿不谈军事，而是直接问使者：“诸葛亮每天吃多少饭啊”使者说：“三四升。”司马懿又问：“那丞相管理政务又是怎么样的呢？”使者说：“打二十军棍以上的事情，都要亲自处理”。司马懿听了之后大喜，对身边人说：“诸葛孔明活不了多久了！”(《晋书·宣帝纪》)果然，诸葛亮当月就病故。作为丞相，诸葛亮原本应该高瞻远瞩、掌控全局，而不是事无巨细，凡事都要亲力亲为。这样做的结局，只有把自己累死。

有句话叫：“君闲臣忙国必兴，君忙臣闲国必衰。”据《明史》记载，末代皇帝崇祯，做事亲力亲为，国家的大事小情全是自己一个人说了算，对手下的臣子也是极其不信任，换了50个大学士、诛杀了7位总督、杀死了11位巡抚，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蓟辽总督袁崇焕——明朝本来就已经危机重重，有加上这么一位勤勉、爱折腾的君主，国家最后一丝气息也难以存续，最终以崇祯自缢而草草落幕。反观明朝嘉靖、万历两位皇帝，不上朝也不处理政务，而是把国事全部托付给戚继光、张居正、海瑞这样精明能干的官员，国家反倒太平无事。如果用儒家经世致用的道理来解释，不能不说是巨大的讽刺呀！

领导者管得过多，不仅容易对组织的平稳运行造成阻碍，也不利于接班人或者后备干部的培养。同样以诸葛亮为例，刘备死后，姜维北伐时，蜀国能征善战的大将都已亡故，无人可用，只能让原来在关公帐下做书记的廖化做先锋。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就是因为诸葛亮没有去刻意培养年轻人。

诸葛亮和崇祯都有一个毛病，就是做事太小心谨慎了，不敢放手让底下人去做事，唯恐别人做不好。这样一来，手下的人就得不到锻炼和施展，自然很难出人才；就算有可造之材，不给他机会，也会把他的才华埋没。

现代管理学有一个公式，叫“高层需要胆略，底层需要业务，中层需要人际关系协调。”处在管理层，就要学会授权，管理一个企业，如同建设一栋大楼，如果管理者任何事都要亲力亲为，那么这个企业注定是要衰败的；如果管理者比较清闲，那么说明他善于用人，企业的未来才能光明可期。

庄子说：“天不产而万物化，地不长而万物育，帝王无为而天下功。”（《天道》）领导者，就该有领导者的样子，去做自己专属的事情。把控全局，统御战略，为组织的未来指明前进的方向。这就是庄子眼中的：“乘天地，驰万物，而用人群之道也。”（《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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