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一方面引导我们修正我们对中央帝国的见解与“恐惧”，另一方面将中国思想的密码讲解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本书灵巧细致地向我们阐明了中华文明的根基，让我们深入了解了中华文明的精髓，消除了我们对中华文明的误解。
对话《牡丹之辉：如何理解中国》
——钱林森、雷米·马修对话录
我们对于中国民族，设想出多少怪戏。因为我们不能了解这既上反下、既左却右、既前又后的中国民族。既聪颖绝伦，却又有不谙世务的狂愚；既柔弱无俦，却又能盛衰兴亡绵延不绝；既质性惰钝，却又有出类拔萃的工艺；既禀性痴顽，却又有令人颠倒之玲珑；既质朴少文，却又有不可思议之纤巧；既淡泊自安，却又能精微修凿。我们既不能了解，遂想出无奇不有妙想天开的解说。 ——瓦雷里：《盛成〈我的母亲〉序》
（1）钱林森：雷米·马修先生，感谢您2015年推荐、题签寄赠大著《牡丹之辉：如何理解中国》；更感谢您百忙之中在尊著中译本付梓前，愿以其原创动因和价值意义为中心话题，接受我们专访，拨冗垂教。不瞒您说，我在当年（2015年深秋）一接到您这部著作时就心生疑窦：您作为汉学著述等身的当代法国汉学界中生代代表学者，怎么会花时间、花功夫撰写这本字数不多的“小书”呢？可当读完尊著后，我才明白这部看似篇幅不大的区区“小书”，却是一部内容厚实，具有导航性的厚重大书，于是便决定将它列入我主编的“走近中国”文化译丛之shoubu。我要请教阁下的首个问题是，您在心无旁骛沉潜于中国研究时，何以又灵感突发，挤出时间撰写《牡丹之辉》这部别出心裁的著作？我猜想，是否如您在本书导言里所说，“我们怎能不被牡丹的光芒照得头晕目眩？牡丹的颜色、芳香、富丽象征着中国的芬芳与色彩；牡丹熠熠生辉，照亮全世界的人民，而且首先照亮我们法国人。”——换言之，怎能不被东方的牡丹感动呢？请问是这样吗？
雷米·马修：大多数法国人对古代中国、古典中国和现代中国一无所知，这让我感觉不适，甚至恼火，因此我决定撰写这本书。而法国人之所以不了解中国，是因为中国文明（历史、文学、社会学、哲学等）在法国中小学教育中所占比重微乎其微。许多法国人中学毕业时对中国几乎毫不了解，他们满足于肤浅的知识，即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成见和误解。因此，我认为，为了努力填补这些空白而撰写这本面向普通读者的小书是有用的。当然，我也意识到，这一贡献微薄，单靠它无法填补信息空白，毕竟这些信息空白源于受教育阶段的儿童期和少年期。但是我们在此有必要重申某些基本的无须高深的科学论证的真理。这本书的首要目的是提醒读者，中国不仅在亚洲，而且在世界各地，都熠熠生“辉”（这种光辉以中国国花牡丹为象征）。
（2）钱林森：我们知道，十五世纪以降东西方人相遇相识之后的漫长世纪里，中国在西方人眼里，一直被视为“天外的版舆”，一直是个“谜”，因而一直被“误释”“误解”。直至二十世纪法国大诗人保尔·瓦雷里还这样表达过难以把握的困惑心境：“我们对于中国民族，设想出多少怪戏。因为我们不能了解这既上反下、既左却右、既前又后的中国民族。既聪颖绝伦，却又有不谙世务的狂愚；既柔弱无俦，却又能盛衰兴亡绵延不绝；既质性惰钝，却又有出类拔萃的工艺；既禀性痴顽，却又有令人颠倒之玲珑；既质朴少文，却又有不可思议之纤巧；既淡泊自安，却又能精微修凿。我们既不能了解，遂想出无奇不有妙想天开的解说。”自十五世纪以降几个世纪，西方人一直不了解中国，总是将中国视为“谜”，为什么呢？难道中国不是西方想要的那个“他者”吗？
雷米·马修：事实上，中国在西方，特别是在法国，被视为绝对的“他者”，一些人称之为文化“对立面”。这并非完全错误，因为在语言、宗教和哲学上，中国是与西方希腊-拉丁世界、基督教世界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自十九世纪以来，不管西方如何影响中国，中国依然独特，因为中国保有其书写文字（与越南人相反）、祖先崇拜与佛教，几乎没有接受基督教；最后，中国的哲学思想极少甚至没有受到希腊思想的影响。而我们则不同，我们一切哲学和思考世界的方式都肇始于希腊思想。然而，让保尔·瓦雷里为之哀叹的无知其实是相对的，因为多亏了雷慕沙、伯希和及其他早期学者，科学的汉学自十九世纪初就在法国确立。那个时代的普通民众也许对此毫无兴趣，但是任何人只要想通过以上学者了解中国，都有可能达成心愿。我认为中国不是一个“谜”，只有我们不想了解的东西才会成为一个“谜”；此外，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即使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也会认为，欧洲人在某些方面是一个“谜”。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由于文化和科学交流日益增多，这些误解逐渐消失，特别是清朝灭亡后，中国文人学者对西方产生了兴趣，有些甚至前往欧洲学习。与此同时，早期法国学者和大文学家在中国生活、学习了很长时间，从而能够更好地传播中国的声音及其艺术，他们有时翻译、评论从而解释了中国艺术。例如，我想到了沙畹、谢阁兰、伯希和和克洛岱尔。
（3）钱林森：您在本书导言里这样明确指出：“要了解中国对我们说的话，首先要倾听她的心声，接下来才谈得上理解。为此，我们首先要盘点历史的馈赠，然后思考我们亏欠中国的（巨额债务总是容易被忽视）以及中国亏欠我们的（中法双方对此几乎没有印象）。最后，二十一世纪无疑属于亚洲，而且主要属于中国；种种迹象表明，这又是一个动荡的时期，因此我们要勾勒出中法两国在二十一世纪同时向彼此靠近的大致情况。”这是您在尊著中所定下的基调与方向，是吧？也就是说，西方人要理解中国，得首先要学会倾听中国的心声，接下来才有可能理解中国，步向正确认识中国，友好共存的康庄大道，是吗？
雷米·马修：我认为，双方（法国和中国）都应该记住，我们彼此亏欠。我在书中写道，如果没有中国的贡献，特别是技术上和精神上的贡献，法国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反之亦然，如果没有欧洲的文化和文明贡献，中国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因此，我回顾了中国给人类科学技术带来的巨大贡献。法国人往往忽视中国人的这些贡献，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此外，重要的是通过研究中国社会及宗教状况来理解中华文明。中国社会及宗教状况与我们不同，这就意味着中国人的社会实践、习俗和行为与我们相去甚远。这就是现代语言中所谓的社会人类学，有助于解释人们在日常环境中的行为动机：他们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秉持什么样的道德观，他们有何期望，品味如何……共存显然是可能实现的，也是人心所向。但在国家之间，共存取决于个人善意以外的其他因素，即经济和政治利益，但这些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然而，提醒大家我们彼此亏欠，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彼此对全人类所作出的贡献。中国不仅对亚洲，也对欧洲作出了巨大贡献，这就是我想在这里提醒大家的。
（4）钱林森：您认为：“中国是他者，但中国又不完全是他者。……相互的他者性是互补而不是对立的，因为中国已经大踏步走向西方，尽管我们还没有做出同样的努力。人们认为，应该承认并充分接受这种他者性。但是我们的教育与文化都促使我们首先强调——即使不是仅仅强调——造就、构建西方文化的不同之处，并且认为这是全人类的共同标志，却将这个世界的另一伟大文化阵地——中国或者另一国家（不要忘记印度，尽管这个国家的语言、文化与我们密切相关）——排除在外。现代中国是古代中国文化逐渐演化与主要源自西方的现代成果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我们不了解中国以前的面貌与思想，就无法理解她现在的面貌与思想。”如此看来，拉近中法两国之间的距离，缔造崭新的中法关系，是时候了！那么请教：我们该怎么做？
雷米·马修：“崭新的中法关系”？这种期望可能太高了！正如我提醒大家的，现在的中法关系不是一种新型的关系，但却建立在平等基础上，无关乎十九世纪的欧洲（英国、荷兰、法国、德国……）帝国主义。值得注意的是，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中国语言文化的教学在法国获得长足发展，现在许多法国大学开设汉学课程，其中多所大学甚至有博士课程。我不知道中国的法语语言文化教学情况如何，但我相信情况不会太糟！这显然是中法两国增进相互了解的必要条件，因为受过如此教育的专业人士将向公众宣传他国的文化（艺术、技术、文学等方面）成就与成果。我认为中法关系不可能立刻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我们必须谨慎、务实：法国只是欧洲的一部分，固然是重要部分，但不是核心部分。除了法国，欧洲还包括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更不用说俄罗斯了。同样，在我看来，虽然中国文明是亚洲最重要的文明，但不再是唯一的文明，日本、印度和东南亚的文明在人类历史上也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不应该忘记它们。当然，就我而言，我希望尽可能广泛地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从古至今——的教学和传播。这样，当我们谈论全人类的历史时，才不会忽略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是伟大的法国学者也将“人类”概括为地中海世界，这并不罕见，因为他们从未认真阅读过有关中国的研究，因此也就无从得知，存在着一个与希腊-罗马世界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文明世界。希腊-罗马世界本身不应该被视为世界中心！
(5)钱林森：我们知道，法国人自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大家蒙田（1533—1592）始，至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先驱伏尔泰（1694—1778）、二十世纪知名作家、汉学家、比较文化比较文学大师艾田蒲（1909—2002）等前驱先贤，无一不认为，中国在世界图景中长期缺席。就实际而言，只不过是由于欧洲人自以为优人一等，是欧洲中心主义作祟罢了。您认为呢？蒙田、伏尔泰等先知先觉们，无一不曾敏锐地指出过，长期以来中国在世界的静默、缺场，恰恰反映了西方对东方悠久中华文明的无视、无知。您能认同吗？
雷米·马修：我同意这一观点，但蒙田和伏尔泰之所以对中国无知（他们两位都对中国有非常片面，但因为完全理想化所以极为正面的认识）是因为那时候包括法国在内的整个欧洲仍然对中国一无所知。而整个欧洲对中国无知，是因为传教士是当时欧洲人了解中国的唯一知识来源，而传教士们只有一个目标：向人们说明，他们如何可能在这个基本未知的世界传播基督教，以及为什么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事业不像人们希望的那样“进展”顺利。在伏尔泰和孟德斯鸠（他也经常谈论中国）的时代，学者们根据自己的需要想象中国，有的将中国描述为品德高尚的广阔天地，有的将中国描写成野蛮未开化的社会。这就是艾田蒲所说的“亲华”和“恐华”，这两种错误的哲学倾向同时滋养了无知和异国情调，让法国人对这个尚不为人知的国家和人民产生了既迷恋又排斥的感情。您所揭露的这种欧洲中心主义源于以下事实：最早被欧洲征服的美洲人民和非洲人民的伦理水平和科学水平总体低于欧洲，那里的人们很容易被奴役。此外，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总体上信奉基督徒，欧洲人相信他们的使命是使全世界皈依“真正”的信仰，即信仰基督。但是遭遇中国，也就陷入了大难题：中国也许在某些技术或科学方面落后，但在一些认识方面领先于欧洲；此外，中国并非真正需要唯一的神。请允许我大胆断言，中国人的精神装备齐全，不仅有祖先崇拜、圣地崇拜，还有佛教和道教，足以维持丰富的宗教生活。然而，直到二十世纪，欧洲人还没有理解或承认这一点。此外，如果我们谈论现代之前最伟大的法国思想家对中国的无知，我们也必须相应地谈论伟大的中国学者对法国的无知。我不相信朱熹或王夫之对欧洲有什么确切的了解！在那个时代，中法两国对彼此一样无知，因此两国之间的误解事出有因、情有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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