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不爱
消极选择的社会学导论
关于爱是如何奇迹般地降临于人们的生命,西方文化有无穷无尽的表现方式:被天造地设的缘分击中的那神秘一瞬;期盼一通电话或一封邮件时那亢奋燥热的等待;还有某张面孔浮现在脑海里的时刻,那触电一样扫过脊柱的颤栗。陷入爱情就是变得精通柏拉图,要能从一个人身上看到一种“理念”(Idea),完美而整全的“理念”。无数小说、诗歌或电影都在教导我们成为柏拉图门生的艺术——去爱我们所爱之人体现出来的完美。可是,我们小心避免爱上某人或者感到爱意消失的时刻,让我们彻夜难眠的人冷漠甩开了我们的时刻,从几个月甚至几个小时前还一起寻欢作乐的人身畔匆匆抽身离去的时刻——这些时刻同样神秘,但一个可以无休无止谈论爱的文化却对此失语了。这种失语更令人困惑,因为在关系才确立不久就分手,或在感情之路上最终还是撞进了死胡同,这样的例子多得骇人。或许我们的文化不知道如何表现或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生活在故事和戏剧之中,也通过故事和戏剧来理解生活,而“不爱”(unloving)不是一段结构清晰的情节设定。更多的时候,爱不是从一个明确的开端或一个被击中的时刻开始的。相反,有些关系还没好好开始,或开始之后还没多久就已宣告消逝,而有些关系是一段拖沓、漫长、无从理解的死亡过程。但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不爱”负载着许多意义,因为它关乎社会纽带的瓦解(unmaking),而自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巨著《自杀论》(Suicide)问世以来,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放在也许是社会学研究最核心的位置来理解。不过,在网络化的现代性中,失范(anomie)——社会关系和社会团结的解体——并不以疏离(alienation,或译“异化”)或孤独为主要形式。恰恰相反,亲近和私密纽带(无论是潜在的还是现实中存在的)的瓦解似乎与实体的或虚拟的社会网络的增加,与科技,以及与经济规模庞大、为人们提供建议和帮助的咨询产业深度相关。各种流派的心理学家,以及谈话节目主持人、色情制品与性玩具产业、心理自助产业、购物和消费场所——全都在服务着社会纽带形成与瓦解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一再反复,无休无止。如果社会学传统上把失范归因于孤立,或被某个共同体社群、宗教组织排除了真正的成员资格,那么在当下这门学科必须解释,在我们所处的这个超联通的现代性(hyperconnective technology)中,社会纽带所具有的一项更难以捉摸的属性:不稳定性——哪怕这些关系处于紧密的社会网络、超强的技术和消费的包裹与支撑中,仍然很不稳定,而且它的不稳定性正是经由这些因素达成的。人们选择从性关系和浪漫关系中抽身而退,已然是这些关系的一项常态特征了,本书正是要力图探究能够解释它的文化状况和社会状况。而“不爱”正是一块地形有利的阵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性、性别关系和科技之间的交叉,是如何生成了社交性(或非社交性)的一种新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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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放心地把修复、塑造、指导性生活和浪漫关系的重任托付给心理学家。虽然总体而言,他们非常成功地说服了我们,去相信他们的言语技巧和情感技能可以帮我们过上更好的生活,但对于我们的浪漫生活所共同遭受的集体性困扰,他们其实并没有得出什么洞见。人们在心理咨询的隐私环境里倾诉的各种各样的故事,当然会有重复出现的结构和某些共同的主题,超越了不同故事讲述者的特殊性。我们甚至不难猜到,在不同倾诉场景里所听到的抱怨,会有哪些反复出现的主题和结构:“为什么我就是很难建立或维持爱的亲密关系?”“这段关系是在滋养我,还是在消耗我?”“我应不应该跟他离婚?”越来越无孔不入的心理治疗建议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比如心理咨询、情感工作坊或情绪自助读物等等,都被我们拿来当作生活的指导,但这些建议所直面的反复回响的问题,是有一些共同点的:情感生活无休无止地、深深地折磨着我们的不确定性;解读自我和他人感受的无能,和不知道该妥协什么、如何妥协的迷惘;无法判断我们应该为对方做什么以及对方又应该为我们做什么的困惑。对此,心理治疗师莱斯利·贝尔(Leslie Bell)这样描述:“对于年轻女性,在我和她们的谈话以及心理治疗的实践当中,我发现她们前所未有地困惑——不仅仅困惑于如何得到她们想要的东西,更困惑她们想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样的困惑不只在心理咨询室里很常见,走出心理学家的办公室一样到处都是。它们通常被归因于人类心理的矛盾性、延迟进入成年期的心理效应,或是关于女性特质(femininity)的各种相互冲突的文化信息给人造成的心理混乱。然而,本书要向读者展示,爱、浪漫与性的领域中所出现的情感不确定性,是“个体选择”(individual choice)以各种方式装配并植入消费市场、心理治疗产业和互联网技术而产生的直接社会学效应,而这种“个体选择”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组织个人自由最主要的文化框架。缠扰各类当代关系的不确定性作为一种社会学现象,并非从古至今一直都有,就算过去存在也起码没有今天这般严重;它在过去并不普遍,至少不像现在这样比比皆是;它的意涵,今时今日的男男女女所体会到的与过去截然不同;当然,它在过去也不曾引起各门各派的专家、各种知识体系的系统性关注。迷惑、困扰、难以捉摸是许多关系的特征,也会让人在心理上自我欺骗,但它们其实都是关系中普遍化的“不确定性”的一种表达。千千万万种不同的现代生活中都展现了同样的不确定性,这并非表示某种矛盾的无意识(conflicted unconscious)在人们心中普遍存在,而指向的是生存境况的全球化。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文化是如何改变了我们的情感生活与浪漫关系,而这本书代表了又一项阶段性的成果。我对情感二十多年的研究始终秉持着一个信念,那就是对私人的、亲密的生活失组织化(disorganization)的讨论,绝不能只有心理学的声音。社会学一直坚信:各种心理体验——需求、强迫、矛盾、欲望、焦虑——都是集体生活的戏码的反复展演;同时,我们的主体经验反映和延展着社会结构,它们实际上就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的、活生生的结构。因此,社会学可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做出很多贡献。其实,从非心理学的角度对内心生活做出分析,反而是更加迫切的要求,因为资本主义市场和消费文化迫使行动者把自己的内在性(interiority),即他们的主体经验,当作唯一真实可感的存在位面(plane of existence),让他们把各种形式的自主、自由和愉悦当作指引内在性的行动指南。我们也许确实有过这样的经验——退避于个体性、情感性和内在性的堡垒中,把它们当作自我壮大(self-empowerment)的地盘。但讽刺的是,这恰恰是在践行和操演着会导向以经济为考量的资本主义主体性的前提预设,而正是这种资本主义主体性把社会世界变得支离破碎,让其原本真实可感的客观性显得虚无缥缈。这就是为什么,性与情感的社会学批判对批判资本主义本身至关重要。
我对情感生活、资本主义和现代性多年来的研究,得到本书的初步结论,靠的是更深入地探讨那个从19世纪以来,就一直摆在自由主义哲学台面上的问题:自由是否损害了有意义、有约束力的纽带——在本书中,特别指浪漫关系的纽带——形成的可能性?过去的两百年间,在共同体消亡而市场经济关系崛起的背景下,8这个问题的一般形式不断地被人们提出,但在情感领域却很少被问及,哪怕事实上,情感自由已经完全颠覆了主体性和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定义,而它在现代性中扮演的角色,也并不逊于其他各种形式的自由。而且,相比其他自由,情感自由的模糊和难解(aporia)之处一点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