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之如仪_张幼仪（口述）张邦梅著_9787521756272

本书由张幼仪口述，道出自己波澜起伏的一生，作者张邦梅是张幼仪的侄孙女。书中蕴藏着张幼仪面对时代之变、婚姻之叛、丧子之痛，仍能坚守自我，向上生长的坚韧，以及摆脱传统桎梏的勇气。

张幼仪作为徐志摩“包办婚姻”的原配、“中国第一桩西式离婚案”背后的女人，一直被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是“裹小脚的乡下土包子”，这本由张幼仪的侄孙女张邦梅写就的祖孙二重回忆录，娓娓道出了张幼仪鲜为人知的、温婉坚强、不畏改变的一生。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了解一位中国女性在面临时代巨变之下的经历与选择，一窥近代以来中国女性群体的处境与走向。

张幼仪在不重视女性教育的传统中国社会长大，在家人的安排下嫁给了门当户对但素未谋面的徐志摩，并产下一子。后随丈夫奔赴西学，遭到嫌弃，在怀第二个孩子四个月时被扫地出门，刚生产不久被迫签下离婚协议书，无意间成为“中国第一桩西式离婚案”的女主角。在离婚后，她意识到自己也应该像其他青年人一样，进一步接受教育和新思想，靠自己的努力在社会立足。离婚之后，她回国担任了上海女子商业银行的副总裁，料理服装店铺的生意，独力抚养孩子，出于她对自己的要求与责任，在徐志摩父母十分需要她的时候也能表现出极具分寸感的处事方式。甚至在徐志摩不幸去世后，她还对其遗孀陆小曼进行观照，用她自己的话说，“觉得观照她也是自己儿子的一份责任”。

这本书从侄孙女的视角写就，每一章是以祖孙各自叙述的方式展开，孙女的叙述中，也彰显了一种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中，寻找自己的定位的过程和勇气。文字平实、真诚，兼具古典之韵味和现代之表达，蕴藏着祖孙两辈人摆脱命运桎梏的动人勇气和智慧，也拨开作者内心的中西文化迷雾。张幼仪和张邦梅各自为中国妇女的经历书写了值得记忆的一页，对生活在现代的女性而言，更是一件宝贵的礼物。

徐志摩、林徽因、陆小曼都是耀眼的明星，相形之下，遭受婚姻和人生巨变的张幼仪，发出的声音很少，本书是一种历史空白的填补。用作者的话说，“记述了张幼仪的故事和感受，让她也有讲话的机会”。

第九章小脚与西服
我们搬到一个叫作沙士顿（Sawston）的小镇，那地方离康桥大学大概有六英里远。多亏狄更生，徐志摩就要在这所大学的王家学院当文科特别生了。我们租了间有两个卧房和一个客厅的小屋，从客厅的凸窗可以俯视一条都是灰沙的小路。我们住的那条街只有三栋房子，环绕在我们四周的是羊儿吃的青草地。屋子后面通向一座高起的阳台，再走远一点儿，有个旁边长满杂草和灌木的池塘，就和张家合院后头一样。
起初，我希望学点儿东西。徐志摩请了个女老师来家里教我英文。后来英文课半途而废，因为那个女老师埋怨她要走的路太远，当时我已经学完字母表，会讲“早安”和一点点会话。我事后才纳闷，为什么我没有坚持要她或是徐志摩让我继续上课。不过，那时候有太多事要忙了：买东买西，打扫内外，还有料理三餐。
我来英国本来是要夫唱妇随，学些西方学问的，没想到做的尽是清洁房子、洗衣服、买吃的和煮东西这些事。许多年以后，我和第二任丈夫苏医生一起回沙士顿，很讶异当年自己是如何在那小屋里安排每天的日子的。我好像家乡的用人一样，坐着公共汽车去市场，再拖着食物回家里。有几个星期，我们接到徐家寄来的包裹，里头装了些中国土产和烹饪配料，可是大多数时候，我都是靠自己张罗吃的。我不晓得自己是怎么办到的。当时我啥事也不懂，又老是缺钱用，徐志摩给我的生活费几乎不够支付家用。市场离家很远，所以我大部分时候都仰仗一个把货车停在我们家门前，卖我新鲜食物的菜贩。那时候，我知道的事情真是少啊！我记得我们客厅的壁柜里有个奇怪的机器，我不晓得那是吸尘器，所以一直用扫把打扫。
那时我有没有想过我们夫妻都到西方以后，丈夫对我的态度会有所改变呢？在中国，夫妻之间应该保持距离，尤其是在公婆面前，以表示尊重。可是在西方，就我们两人一起，徐志摩和我本来可以为所欲为。不过，只有徐志摩做到了，他爱来就来，爱去就去。虽然如此，他总是在家吃午饭和晚饭，也许是因为我们太穷了吧！如果饭菜好吃，他就一句话都不讲；要是饭菜不好，他也不发表意见。他的心思飞到别处去了，放在书本与文学、东西文化上面。

今天你们年轻人知道怎么样讨论事情，像你大概就会尝试和你先生商量大小事情，可是当年我没办法把任何想法告诉徐志摩。我觉得我找不到任何语言或辞藻说出：我知道自己是旧式女子，但是若有可能，我愿意改变。毕竟我人在西方，可以读书求学，想办法变成饱学之士。可是我没法子让徐志摩了解我是谁，他根本不和我说话。我和我的兄弟可以无话不谈，他们也和徐志摩一样博学多闻，可是我和自己的丈夫在一起的时候，情况总是：“你懂什么？”“你能说什么？”他骑着自行车往返于沙士顿火车站和康桥之间，有时候乘公共汽车去校园。就算不去康桥，他每天早上也会冲出去理发，我完全不能理解他这个习惯，觉得他大可以简简单单地在家修剪头发，把那笔钱省下来，因为我们好像老在等着老爷寄支票来。可是，徐志摩还是我行我素，做了好多我无法置喙的事情。
就拿郭君作例子吧。他的名字叫郭虞裳，我搞不清楚这个人为什么会有一天出现在我们家，然后就搬进来和我们同住了。起先，我以为是徐志摩需要那笔房租。现在回想起来，又认为大概是郭君一直独居，而徐志摩告诉他，住在一间有人烧上海菜给他吃的房子，日子会好过得多；也可能是徐志摩不想和我大眼瞪小眼地独处。总之，郭君住进了另一间卧房。在这之前，徐志摩一直用那间房当书房。郭君不常去康桥，而是整天待在房里用功。所以，如果他要散步的话，有时候会和我一道去市场，或是到杂货铺帮我取些东西。我感谢有郭君为伴，至少他会和我聊聊。
我白天很少看到徐志摩，他总是在学校。不过，有一次他带我去康桥看竞舟，还有一次带我去看范伦铁诺的电影。我们必须得在白天去看电影，因为晚上没有大众交通工具可搭。我们本来打算去看一部卓别林的电影，可是在半路上遇到徐志摩的一个朋友，他说他觉得范伦铁诺的电影比较好看，徐志摩就说，哦，好吧。于是我们掉头往反方向走。徐志摩一向是这么快活又随和。
他是个艺术家兼梦想家，而我却完全相反。我们本来要去看卓别林的电影，结果却去了别的地方，这让我不舒服。当范伦铁诺出现在银幕上的时候，徐志摩和他朋友都跟着观众一起鼓掌，而我只是把手搁在膝盖上，坐在漆黑之中。
我们在沙土顿的生活过得穷困潦倒。如今我一读到描写康桥的文章，就会想到当初我可以做的种种有趣的事情。我可以沿着几座古桥散步，欣赏那群建筑的结构；也可以坐在康河岸上纯粹享受自然。在硖石的时候，我渴望出门四处逛逛看看，可是家人不准我单独上街。到了沙士顿，我有出门的机会，却没有出去。
随着夏日的热浪来袭，我身上出现了有小生命的征兆。我从怀阿欢的经验确认了早上出现的反胃和虚弱的症状。在硖石的时候，我想要也需要生孩子；而在沙士顿，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怀孕期间我要怎么料理家务？我能在这儿养孩子吗？我有必要回硖石吗？为了要怎么样把这消息透露给徐志摩，我左思右想了好几天。有天下午，我趁郭君出门时跟他说了大概。
徐志摩听了立刻说：“把孩子打掉。”
我这辈子绝没料到我会得到这种反应。就我所知，打胎是有生命危险的，只有濒临绝境的女人（有了外遇，或者家人快要饿死、喂不饱另一张嘴），才会冒险打胎。
于是我说：“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了。”
徐志摩冷冰冰地答道：“还有人因为火车事故死掉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说完就没耐心地别过脸去。
“可是我要去哪里打胎？”我问。
他摇摇头说：“你会找到地方的，这种事在西方是家常便饭。”
在中国，生孩子是件有福气的事，特别是生男孩。为了延续香火和敬奉祖先，有必要生小孩。我父母和公婆知道我又怀孕了，一定会高兴得跳起来。可是徐志摩并没有考虑这些，他从西方撷取了另外一种习俗，要我把孩子打掉，好像生下这孩子是个耻辱似的。要是我们的双亲知道他把另外一个孙儿从他们手上夺走的话，他们会说些什么呢？
与我们相邻的房子住了一对姓胡的中国夫妇，两人都在康桥读书，而且是听了徐志摩的建议，搬来沙士顿的。他们家距离马路比我们家还远，所以他们经常穿过我们家后院去学校。和徐志摩谈过这件事的第二天，我在后面阳台晾衣服的时候看到了胡太太，就对她招了招手。
过了几分钟，她攀上阶梯，走到阳台和我寒暄：“你好忙啊，就跟平常一样，我方才还在想，去城里的时候要顺道问候你呢。”
那天我一整个早上都在想打胎的事，而且决定要问问胡太太，看她在这方面知道些什么。我想尽快打听到消息，以防徐志摩再问起我这件事。
胡太太漫不经心地倚着阳台的栏杆，摆出一副好像我们天天都讨论打胎的模样说：“这个，今年伦敦才刚成立了第一家节育诊所，你说不定可以到那儿打。”
我问：“可是安不安全呢？”同时烦躁地看着正在晾晒的一块桌布上假想的污点，好躲避胡太太探询的目光。
“我不晓得，”她回答，然后好像在回想某件事情似的顿了一下，“说老实话，我听说到法国打胎比在英国打安全。”
接着，她用已经要结束这段谈话的语气强调说：“所以啊，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去法国打。”
说完，她就走下阳台阶梯继续上路了，我向她道谢。我看得出来，打胎这件事对她来讲似乎是个相当容易的决定。我很好奇她是怎么知道所有信息的。难道她自己打过胎？是不是所有中国女人一搬到西方就做这种事？
我搞不懂了。我们的小孩是老天爷送给徐家的礼物，为什么会有人想毁了他？身为这孩子父亲的徐志摩，怎么可以如此无情？如果他担心我没办法在西方抚养这孩子的话，我为什么不干脆回硖石生算了？
在我们整个婚姻生活里，徐志摩和我从没有深切交谈过。可是，因为是我哥哥帮我挑上他的，而且我知道他的家庭教养和背景，所以我信赖他。我认为他是个值得尊敬、对家人和宗亲诚实无欺的人，所以我期望自己下半辈子都顺着他。在徐志摩告诉我去打胎以前，我心里从没动过怀疑他的念头。
可是，过了这些日子以后，我发现自己怀疑起这个让我怀了他孩子的男人。难道我一直看错了徐志摩，一厢情愿假想他是个以学术才华光宗耀祖、事父母至孝、为人正直的丈夫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四哥、老爷和老太太也走眼了。我没法子相信这点。
假如徐志摩的一言一语暗示了他的想法或态度的话，他就不是我所嫁的那个人，也不是那个为了尽孝道而写家书给父母、顺从他们的愿望待我如妻子的人了。他变得完全不一样了，不只是衣着西化，连想法也洋化。我被他这种转变搞糊涂了。这变化是怎么发生的？难道是他的朋友，比如狄更生，还有其他我不认识却听到他和郭君谈及的人造成的吗？还是他求学和读书造成的？这是令徐志摩改变的原因吗？
二哥在西方待的时间比徐志摩久，他的态度并没有变这么多。这也许不是时间的问题，而是个人的问题，是一个人接不接受改变的问题。从小，我就听二哥说我生在一个变迁的时代，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现在正是我应该积极寻求内在改变的时机。假如我不想让徐志摩与我愈来愈疏远的话，我应该做的也许是：抛开信仰，打掉孩子。我决定这么做，不是为了顺从他，而是为了体谅他。我要尽最大努力去打胎，即使冒生命危险也在所不惜。

9月初的时候，我还没去打胎。老爷和老太太按月寄来的支票到了，过了没多久，还随船运了一个冬瓜和别的中国蔬菜来。打胎的费用太贵了，我开始显怀，心想徐志摩会处理这事吧。虽然我已经准备好打掉这孩子，可是徐志摩却没再提起。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希望他已经改变心意。不过，另外一件从我到西方以后就一直隐藏在幕后的事情，这时候碰巧浮现到幕前了。
有天早上，徐志摩对我宣布：“今天晚上家里要来个客人，她是从爱丁堡大学来的一个朋友，我要带她到康桥逛逛，然后带她回来和我一道吃晚饭。”
我们家里从没来过客人，所以我很惊讶。可是我只对徐志摩点了点头，问他想要什么时间开饭。
他说：“早一点儿。”我就告诉他五点吃饭。
他说：“好。”然后匆匆忙忙理发去了。
我那一整天都在打扫、买菜、准备晚饭。你知道我脑子里有什么念头吗？我以为我要和徐志摩准备娶来当二太太的女朋友见面了。
打从我到西方的第一刻起，还有看到徐志摩和他朋友在公共汽车里聊天的样子时，我就知道他心里藏了个秘密。后来住沙士顿的时候，看到他每天一吃完早饭就赶着出门理发，而且那么热心地告诉我，我也不知怎么搞的，就猜到他这么早离家，一定和那女朋友有关系。
几年以后，我才从郭君那儿得知徐志摩之所以每天早上赶忙出去，的确是因为要和住在伦敦的女朋友联络。他们用和理发店在同一条街上的杂货铺当他的地址，那时伦敦和沙士顿之间的邮件送得很快，所以徐志摩和他女朋友至少每天都可以鱼雁往返。
他们信里写的是英文，目的就在预防我碰巧发现那些信件，不过我从没发现过就是了。
当时我并不知道有这回事，只晓得徐志摩要带个年轻女子回家吃晚饭。我只猜到他有女朋友，而且想知道他会不会试图对我吐露这事实。他大可以干脆一点儿，向我宣布她是谁，然后叫我接受她：这是中国人的一套。就算我给他生了儿子，他还是有资格拥有别的女人，不管是像老爷那样和她们玩玩了事，还是娶来做小老婆都行。
徐志摩要我们这两个女人碰面这件事情，给了我这样的暗示：她不光是他的女朋友，而且很有可能变成他第二个太太，我们三人会在这异国他乡同住一个屋檐下。梁启超的小太太就是他在日本求学的时候嫁进他家的，徐志摩显然也会如法炮制。
我那一整天都面临着徐志摩女朋友的威胁。她正在英国一所大学读书，所以比我有学问多了。我料想她会讲流利的英文，也可能和徐志摩一样雅好文学。那她家人是谁？是哪个地方的人？他们认识谁？她兄弟又是何许人？
有一会儿，我想到徐志摩的女朋友说不定是个洋女人。他认识不少洋妞，说不定迷上了她们豪放的举止，大笑时把头往后一甩的姿态，还有穿着露出脚踝的裙子的模样。可是我很快又打消了这念头：不，那不可能，没有外国女人会同意以二太太的身份嫁进一个家庭的。
于是我发誓，我要以庄重高贵的姿态超脱徐志摩强迫我接受的这项侮辱，对这女人的态度要坚定随和，不要表现出嫉妒或生气。我从早到晚不得不一再给自己吃定心丸：我在徐家的地位是不会改变的。我替他生了个儿子，又服侍过他父母，我永远都是原配夫人。

说也奇怪，我竟然想不起那晚来访的女人的名字，干脆叫她明小姐好了。我唯一真正记得的一件事，是她的外表。她非常努力地想表现得洋里洋气，头发剪得短短的，擦着暗红色的口红，穿着一套毛料海军裙装。我顺着她那穿着长袜的两条腿往下看，在瞧见她双脚的时候，惊讶得透不过气来，那是双挤在两只中国绣花鞋里的小脚。原来这新式女子裹了脚！我差点儿放声大笑。
所以，她根本不是我盼望看到的那种女人，我还以为她百分之百的新潮呢。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猜得没错。只不过，徐志摩的女朋友是另外一位思想更老成、长相更漂亮、双脚完全自由的女士。这个明小姐根本不是徐志摩的女朋友，但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件事。
我们四人（连郭君在内）坐在一起吃晚饭。明小姐说她也是在上海市郊长大的，而且提到了我认识和不认识的几家人。她父亲在外交部任职，可是我没听说过他。我只有一个想法：如果明小姐家里这么新潮，肯让她只身到海外求学，为什么还把她的脚缠了？
后来，徐志摩、明小姐和郭君开始讨论英国文学，言谈间中文里夹满了英文词，所以我几乎没法听懂他们的谈话。我注意到徐志摩说话的时候不停地看着地板，偷窥明小姐的脚。于是我不由自主焦躁地把我的大脚伸到桌子底下，差点儿就踢到徐志摩。他为什么如此平起平坐地对待她？她看起来是这么特异，那身外套和裙子与她的小脚摆在一起，完全不相称，而且根本不成比例。她父母看到她那样子把两只脚露在外面，会做何感想？
徐志摩把我给弄糊涂了，这难道就是他到伦敦两年来一直约会的女人吗？为什么是她？他老是喊我“乡下土包子”，如今他带回来这么个女人—光看她那双脚，就显得比我落伍了。是，她受过极好的教育，可假如徐志摩打算接受这种女人的话，他为什么不鼓励我向学？为什么不让我学英文？为什么不帮我变得和普通大脚女子一样新潮？
为什么徐志摩想要这个女人进门？他没有小心看紧荷包，现在家里又多了张嘴要喂。我脑海突然掠过一个念头：徐志摩要我去打胎，是不是想把这女人带进家里取代那孩子？想到这儿我都想哭了。这女人对家里会有什么超过孩子的贡献吗？她是谁呀？我看她才不三不四。有了那双小脚，她只会给我制造更多家务事，我还是得一手包办买菜、打扫等种种事情，而且得像服侍老太太那样伺候她。
吃过晚饭以后，徐志摩把明小姐送到火车站，郭君回房休息。我被那个晚上搞得心烦意乱，笨手笨脚慢吞吞地洗着碗盘。徐志摩回到家的时候，我还在厨房洗碗。他一副坐立难安的样子，在我身边转来转去。我对他气愤、失望、厌恶之至，差点儿说不出话来。我洗好碗盘以后，徐志摩跟着我走到客厅，问我对明小姐有什么意见。
虽然我已经发誓要采取庄重随和的态度，可是因为脑子里有太多念头在打转了，就冲口说出心里出现的第一个想法。因为我知道我应该接受他挑选的小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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