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对荣格学派和精神分析学派形成以来最连贯、最深入的融合探讨，至今仍被视为人格心理学的经典之作。作者以自己执业时期的工作假设出发，从精神分析的角度阐述了人格的形成、影响人格的因素，从而为读者以新视角了解人格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方向。同时，本书也为寻求自我认识的读者明确阐明了如何认识人际关系，如何看待父母和其他人际关系对我们人格形成的影响等。
唯有哲学能自诩（也许这仅仅是哲学的自诩），
她温柔的双手能根除人类心灵中根深蒂固的盲信。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
精神分析治疗不是，也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一门精确的科学。心理治疗会面临错综复杂的情况，它是两种不完全为人所知的变量间的互动—治疗师与患者的互动。尽管我们竭尽全力地去了解这两种变量，但我们对心理治疗的观察永远无法做到完全的客观。客观之所以如此之难，并非仅仅因为患者与治疗师的关系十分复杂，还因为治疗师在观察患者时，难免持有特定的观点，因此必然会对患者做出某些假设。在一定程度上，心理治疗师本人对人性的信念，既决定了他会在患者身上发现什么，也决定了他会将哪些发现视为重中之重。心理治疗师应尽可能地觉察自身的基本信念，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尽管治疗师也许永远也做不到客观，但如果他连自己工作的假设都不知道，那必然会更加远离客观之道。
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我写作本书，是为了尝试用简单的语言来定义我工作时的基本假设。我逐渐意识到，我们在做心理治疗工作的时候，必然会对人性持有一定的假设，而我认为尝试弄清自己的假设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有些人在尝试用科学的态度来武装自己，他们可能会否认自己持有任何基本信念，并坚称他们所说的任何有关心理治疗的话，都来自观察的经验，但事实证明，他们的这种自信却与事实大相径庭。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必然会受限于某种假设的框架。我们来看看历史学家的例证吧。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在《基督教与历史》（Christianity and History）一书中写道：
无论是历史学的作者，还是其他教师，如果他们自认为不是基督徒，并未皈依宗教，或是在工作中不遵循任何教条，在讨论历史时不带任何预设，那就大错特错了。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其他学科的学者，最盲目的就是那些不能审视自身预设，还天真地以为自己没有任何预设的人。
历史学家如此，心理治疗师必定也是如此，而后者似乎更应努力认识自己的参考框架。唯有如此，他才能根据事实对其进行修正。精神分析或分析心理学这样宏伟壮丽的思想殿堂很容易成为思想的闭环；身处其中，你得出的任何观察结论，都建立在现存的假设之上，而你却从不去质疑假设本身。这种思想架构已经变得极为复杂，使你难以发掘出它的基本假设。
有一种广为传播的理念说，科学家在自己的领域内，绝不会固守某种理论，除非这种理论有着确凿的证据。事实却并非如此。科学家就像小说家和诗人一样，对宇宙有着自己的看法，而他们的看法并非主要建立在证据之上。譬如，爱因斯坦曾说：“理论能用实验来验证，但理论的诞生却与实验无关。”尽管科学理论并非主要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之上，但科学家绝不会满足于毫无证据支持的理论，如果找不到支持的证据，他就会修改自己的理论。就这一点而言，科学家确实与艺术家不同，艺术家的观点无须其他佐证，他的观点也不必与外界赤裸裸的现实紧密相连—因此，只要艺术家心满意足，就不必改变自己的看法。
学院派的心理学家力求做到科学严谨，对于人类的本性，他们也不敢妄言，只谈那些能够被实验证实的结论。如此一来，他们不得不忽视许多对人类显然很重要的议题，所以在许多人看来，他们的研究枯燥乏味、全无生气。但即便是最依赖实验的心理学家，其假设也是未经检验的，这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实验室的工作人员能自我设限，只关注有限的人性方面，但心理治疗师必须面对完整的人，他们不得不在有瑕疵的假设基础上工作，这些假设不仅未经检验，还可能无法检验。
即便是智力测验，也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存在一种大体上独立的心理功能，而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智力”。要想证实这个假设也绝非易事：看到心理学实验室里的研究人员也承认这一点，心理治疗师颇感欣慰。爱丽丝·威妮弗雷德·海姆（Alice Winifred Heim）在她的著作《智力评估》（The Appraisal of Intelligence）中写道：
有一篇综述回顾了智力测验施测人员所收集的材料，发现智力测验有一些隐含的预设，而其中有一些预设，我实在是不敢苟同。对于这些预设，常有公开的讨论，并且学界已经认为它们不足采信，但大多数智力测验的相关研究，却依然默认它们为真理。第一个错误预设，便是认为存在某种单一的“智力”属性，并将其看作单维的、可测量的，只有量的差异，却无质的区分，因此我们大可以将智力做定量对比。
我认为这是心理治疗师应该养成的态度。不过，他们要做到这一点，比那些无须直面人类情感的工作者更为艰难，因为就心理治疗的性质而言，治疗师必然要处理既有情绪意义又有智性意义的概念。对于人类的情绪，俄狄浦斯情结比玻意耳定律的影响更大，我们天生对前者有更深的感触。假说对于我们的影响力，是一个很有趣的心理学议题；我们也许可以提出一种层级结构，其中的一端是假设，另一端则是妄想，而“信念”这个概念介于两者之间。从定义上讲，假设是一种权宜之计，一旦新的发现与之不符，我们就可以随时修改假设。信念则更有浓厚的情绪色彩，要想改变信念，不仅要转变思维，内心也需要改变。妄想是无法修正的，因为妄想的根基一旦动摇，一个人整体的人格就会受到攻击，所以无论有多少与之相悖的事实，妄想都岿然不动。妄想之所以根深蒂固，是因为它借助了情绪的力量（却并非因为它是错误的），这是它的主要特点。我们每个人都有错误的信念，但这些信念不至于变成妄想，因为如有必要，我们能将其修正。但是，有人心存妄想，是因为只有妄想才能使生活变得可以容忍，如此一来，他们会严加戒备，抵抗理性的侵袭。
就其本质而言，心理治疗须关注人生的基本主题。爱与恨、生与死、性欲与权力：面对各种搅扰人心的复杂情绪，是心理治疗师的家常便饭。他所关心的重要主题究竟有何意义；他所面对的人的问题盘根错节，如同未分化的混沌一般，而这些问题能用哪些理论框架来理解？对于这些议题，即使他想做到客观，也难免会产生个人观点。由于这些主题的缘故，心理治疗师的观念必然更像是信念，而不像是假设，如果他们能克制自己的情绪，不至于把观点变成妄想，我们就该心满意足了。
A.N.怀特海（A.N.Whitehead）在《科学与现代世界》（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中写道：“每一种哲学都带有些许隐秘的想象色彩，这种痕迹绝不会明明白白地出现在它的推理过程里。”每一种心理学也都是如此，如果能有更多的分析师愿意挺身而出，简单明了地说清自己对人性的信念，阐明工作中的思想背景，也许不同分析心理学派之间的某些沟通困难就会迎刃而解了。如今的心理学界，各门各派各执一词，好比每个人都信奉不同派别的几何学，非要争出个对错，可惜我们却对自己的窘境浑然不知。众所周知，我们想创造出多少种几何学，就能创造出多少种。欧几里得（Euclid）的几何学并非唯一正确，还有其他同样合理且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几何学，这些学说基于不同的基本假设，有其独特的应用领域。欧几里得把他的基本假设讲得明明白白，毫无疑问，黎曼（Riemann）、闵可夫斯基（Minkowski）及其他数学家也是如此。我们也用同样的态度来对待心理病理学吧。至于我们的基本假设是否尚未得到证实，我们则无须挂怀：其他任何科学的基本假设也都是如此。
从17世纪至20世纪初，物理学都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自然的运行规律服从因果律与决定论的框架。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如果一个人是实验科学家，那么关于宇宙的本质及其运行规律，他与其他实验科学家便具有相同的基本信念。在这种思想框架之下，我们便认为物质世界独立于科学家的意识，不受他们观察的影响。我们假设，支配宇宙运行的，是一系列亘古不变的规则—自然的法则。每个物质粒子的运行，都应该由先前的事件所决定；未来的走向，则应当完全由过去所主导。要想揭开自然界的全部真理，只需要让一些才华横溢的观察者一步步挖掘事实真相，直到自然规律完全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即可，就像精巧的钟表的机械结构展露在钟表匠的面前一样。
这种传统的科学观虽已过时，但其影响力依然巨大，即使科学家已经摒弃了这种看法，但只要有人尝试进行所谓的科学观察，就必然会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并自认为他的观察结论是客观的，既不受他本人的影响，也不受他世界观的影响。物理学家发现，如果粒子体积微小，又以高速运动，他们就无法同时确定它的位置与速度；从此之后，他们就放弃了那种“客观”的观点，因为他们无法在观察粒子的同时又不改变它的行为。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阐明了预测的极限。此后，学者们便形成了共识，即观察者与观察对象是无法完全割裂开的。
观察另一个人，是一项极度复杂的任务，只有最差劲的心理治疗师才会意识不到，他所调查的对象会因为他的观察而产生变化。仅仅是与他人共处一室，人的行为都会与独处时有所不同，而患者与治疗师的关系又是如此复杂，任何人都难免会怀疑，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客观地观察患者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有一种看法认为，心理治疗师是一个完全疏离的观察者，而患者是一台机器，完全不因治疗师的审视而受到影响，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尽管心理治疗可能最终会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我相信这是患者与治疗师共同努力的结果，这种状态在治疗关系建立之初是无法达到的，甚至在任何人际关系建立之初，都是无法达到的。
然而，在这一方面，物理学家的表现也好不到哪儿去。沃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本人就曾说过：
在自然面前，科学不再标榜自己为客观的观察者，而将自己视为人与自然互动中的主体。分析、解释与归类的科学方法，已经显露出了自身的局限。这种局限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科学的干预会改变和重塑它的研究对象。换言之，方法与对象无法完全被区分开。从真正的意义上讲，科学的世界观已经不再是一种科学的观点了。
要以传统的科学视角来评估心理治疗的情境是极为困难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观察者与观察对象之间存在交互作用，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在先前的科学框架下，没有自由意志的立足之地，因为，如果每个物质粒子的运行都由先前的事件所决定，未来完全由过去所决定，那么自由意志则是不可接受的。
但我相信，心理治疗师不能将自由意志排除在自己的世界观之外。即使他认为多数心理事件都有明确的决定因素，他在行事时依然要默认他与患者拥有一定程度的选择权，依然有选择不同行为的可能性，依然有决定自己未来的力量—无论这种力量有多小。尽管过去的科学观念里容不下自由意志的概念，但现代物理学不持反对意见。早在1928年，阿瑟·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就在吉福德讲座（Gifford Lecture）中说过：
未来既是源自过往的因果推论，也包含了不可预测的元素—这些元素之所以不可预测，不仅是因为我们无法获得进行预测的数据，也是因为在我们的经验里，没有与这些元素存在因果关系的数据。这种观点的转变是很了不起的，我们需要维护这种新的观念。与此同时，我们可能会发现，由于这样的转变，科学也不再反对自由意志了。那些对心理活动持有决定论观点的人也必须转变思想，但这样做，应当是为了心理研究的推陈出新，而不是为了迎合我们对于无机自然界法则的经验知识。
如今的科学哲学观已经与几十年前截然不同。科学已今非昔比，并且开始更加关注科学家投射到世界上的规则的主观决定因素。这并不是说宇宙中不存在客观的秩序，而是一种意识的觉醒，即不仅要把观察对象纳入考虑的范畴，也不要忽视观察者的影响，因为将观察者排除在外是不科学的。
譬如，沃尔夫冈·泡利（Wolfgang Pauli）教授就说过：
根据纯粹的经验主义观念，自然法则完全是从物质的经验中归纳而来的，但许多物理学家近来都有了不同的认识，他们再次强调，在概念与观念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的直觉与关注点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们超越了经验本身，在建立自然规律的系统时（即提出科学理论时）是必不可少的。
如此看来，对于工作中所用到的概念，心理治疗师应当进行主观的阐述，这样做不仅是合理的，还是可取的。矛盾的是，正如我之前所说，正是通过对主观性的确认，我们最终才能变得更加客观。在试图阐明我自己的假设时，我发觉，我的某些观点开始有了发展变化，与其他分析师通常的观点相比，这些新观点对心理治疗本质的解释似乎更简洁、更具概括性。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曾写道：
所有的科学都始于假设—换言之，都始于未经证实的猜想，尽管它们可能是错的，并且常常是错的，但对于秩序的追寻者来说，身处现象的迷宫中，拥有假设比什么都没有要好得多。每一门科学的历史进程，都取决于对假设的扬弃，取决于剥离假设中错误与冗余的部分，直到它以精确的语言准确地表达了我们所有已知的事实为止，不再多说一句，这样的假设，才堪称完美的科学理论。
要提出完美的、科学的心理治疗理论，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我们愿意审视自己的假设，我们也许能剥离其中的冗余。我既受过普通精神病学的训练，也受过荣格学派的精神分析训练，因此我做心理治疗的方法遵循荣格的教诲，但我还没有教条到认为我自身的观点是唯一可行的。例如，我知道弗洛伊德学派和克莱因学派的同事治疗患者的效果与我相差无几；也许确有些患者生性适合某一学派的疗法，但仍难说某一分析学派的疗效比其他学派的好。
一直以来，我认为对患者的分析态度远比分析师所属的学派重要；在选择心理治疗师的时候，知道他能否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患者，远比知道他秉持哪种人格理论更有意义。因为，如果不同分析方法的效果是类似的，那么患者改善的原因就不可能是他发现了有关自身的真相—这种“真相”太多，难以证实其作用。
每个心理治疗场景都有一名治疗师、一名患者，治愈过程似乎与两人关系的发展直接相关。我希望本书不仅能作为一种主观陈述，也能为理解这种治疗关系略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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