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02年(即宋真宗咸平五年),当年的科举考试刚刚结束不久,参知政事王旦突然宣布,他有意将长女许配给一位名叫韩亿的新科进士,此举在王家引起了一片哗然。
王氏族人都颇为震惊,固然此女婚事长期悬而未决,但正是王旦本人拒绝了众多名门盛族的求婚。如今他竟提议要把她嫁给一个家世不甚显大,而且还带着孩子的鳏夫。即便韩亿能在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但王氏族人一向视此女为掌上明珠,他们还是希望看到她能嫁入大家著姓。然而,王旦主意已定,他坚决打断了族人们的吵嚷异议:此非渠辈所晓知也。于是,王小姐便成为韩亿的新娘。
大约一个半世纪后,中国南方义乌一位家业兴旺的田主遇到了自己的家庭烦恼。何恢为家庭福祉操劳一生,通过他的苦心经营,何家富甲一方。如其所愿,长女嫁给了一位进士,何恢想给次女也安排一桩同样的婚事。然而问题在于,他刚刚科举入仕的弟弟何恪,颇有些书生气,力主一位叫陈亮的本地寒士做何恢的女婿。
何家其他亲属均与何恢意见一致,认为陈亮前途渺茫:陈家家境贫寒,陈亮本人虽不乏学术声望,也仅通过漕试而已。何恢一度举棋不定,但在何恪的一再坚持下,何恢终无奈道:宁使吾女不自振,无宁异日不可以见吾弟。1165年初,何小姐嫁给了陈亮。
这两桩宋代婚姻间隔了一百五十余年,所涉及家庭的社会政治地位截然不同,但(至少记录者是如此描述的)二者之间在某些方面几乎毫无二致。在两个例子中,我们发现都有一位长辈被准女婿学问上的潜质所吸引,均有持不同价值标准的其他族人感觉两人并不般配。
本书大部分中心主题均围绕这些婚姻现象展开,主要讨论宋代家庭,研究关于宋代家庭之间的亲属关系包括父系亲缘,特别是婚姻和姻亲之间的关系。本书还讨论了社会身份地位:包括社会地位如何被衡量和发挥作用,以及社会地位塑造人际关系的方式和与之相对应的人际关系塑造社会地位的方式。后,本书还涉及社会与中国官场的关系:科举中第和仕途成功如何影响亲属关系和社会身份地位,以及社会关系如何制约仕途成功。
鉴于书中对于亲属关系、社会地位和官僚身份之间互动的关注,本书便参与了宋史研究领域以及明清史研究领域正在进行的讨论。更宽泛地说,本书关注经由宋代建立、进而成为明清多半时间内中国社会社会秩序的性质。
宋代社会秩序是其自身几百年来变化发展,即现在经常提及的唐宋变革的结果。就本书而言,变革重要的方面是社会精英阶层的转型,这一转型通常被描述为由世家大族精英到士绅精英的转变。
多年来,许多学者投身到士绅或地方精英性质的研究中,讨论这个阶层在宋代如何形成,以及在明清如何起作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青山定雄以他对宋初新兴官僚的研究,开创了唐宋变革一个实际上的子领域,而众多其他中日学者则大大深化了他的研究。在美国学界,包弼德、贾志扬、戴仁柱(Richard Davis)、伊沛霞、郝若贝、韩明士和万安玲(Linda Walton)等人的研究也推进了我们对于宋代社会变革的理解。不过,仍然有若干问题尚待解决。
其中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宋代社会地位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性质,以及这一关系在宋代发生了何种变化。郝若贝在1982年发表的一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中指出,这种关系的重大转变发生于两宋之际。具体而言,郝若贝认为由一小群职业精英家族构成的半世袭的社会阶层把持了北宋政府。在郝若贝的提法中,这一职业精英因其仕宦身份从而有权有势,但是北宋后期的党争使功名不再是维持这些权力和声望的有效工具,职业精英便逐渐把占有土地和获取地方权势放在优先位置。南宋时,职业精英已经和占有土地的地方精英融为一体,难以区分了。韩明士出版于1986年的关于江西抚州的著作同样颇具影响力。韩明士指出,职业精英与地方精英在抚州一直并非泾渭分明的社会群体,从而改进了郝若贝的理论;但他赞同郝若贝的观点,即在宋代享有权力和声望之人在南宋时的关注重点明显更趋于地方化。韩明士发现这一新的地方化取向诉诸各种方式,特别是移民和婚姻模式。与郝若贝的结论相似,韩明士推断,因对党争恐惧失望,南宋人对仕宦心灰意冷,转而致力于构建并维持在地方层面的身份地位和影响力。与韩明士和郝若贝的研究结果不同,戴仁柱详细描述了明州史氏家族从默默无闻到在南宋时产生三位宰相的历程。正如戴仁柱所示,无论是郝若贝的职业精英类别还是韩明士的地方精英类别,均无法精确地涵盖史氏家族,而其他南宋高官亦是如此情形。本书目的之一是考察整个宋代高级政治精英与那些权势和声望更趋于地方化的群体之间的关系。北宋位高权重之人与南宋同样之人在哪些方面有所不同? 相应的,权势和声望隆于地方的北宋人如何区别于南宋地方精英?
同精英与政府的关系相关的问题是,如何在地方获取身份地位,以及通过何种手段使身份地位得以延续不绝,这是宋史和明清史学者提出的问题。一般而言,除了受学和应举,抑或通过纳粟入官(至少间接地与政府建立起关系),在地方获取身份地位重要的因素是占有土地。当然,若干明清史研究成果表明,这种模式可能存在颇多变数,并且现在看来,中国地方精英随着他们所占主导地区的不同而各异。因此,约翰娜·梅斯基尔(Johanna Meskill)描述台湾林氏在成为标准士绅之前,早已作为地方豪强雄踞一方。同样,罗威廉(William Rowe)在对湖北地方精英家族的研究中注意到,单凭土地收入可能不足以建立或长时间保有地方精英的地位,他因而断定戎马生涯和商业财富可能才是他们获得成功的普遍策略。出于同样的原因,尽管在明清史研究中,父系亲缘群体对于士绅家族长久不衰至关重要的说法被广泛接受,但仍有数位明清史研究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宗族组织与维持精英地位能力之间的关系。而关于宋代的研究成果表明,此类宗族组织在宋代无论如何并不多见。相应的,本书对于这些问题也有所涉及。
本书特别着眼于两组构成不同但又互有重叠的宋人,其生活中政治势力、社会地位以及亲属关系的互动。正如前言的开篇故事所示,群人由宋代朝廷高官显宦(诸如王旦)组成;第二群人由显赫一方却官职卑微,甚至并无功名之人(诸如何恢)构成。
具体而言,本书前半部分着重于两宋133位宰相(还包括他们的祖先、后人和姻亲),他们的名字均出现在《宋史·宰辅表》。作为宋代朝廷位极人臣的官员,宰相高居宋代政治精英的金字塔,他们通常与其辅佐的皇帝关系密切,享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特权和权力。通过仔细研究整个宋代宰相与其家族的经历(以及因此对政治地位的控制),本书能够考察社会行为如何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同时避免引入政治地位不同而导致的歪曲事实。
选取高级官员中这一特殊子群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研究便利的考虑:并非暗示那些身为宰相之人与其他朝廷高官(通常三品以上)有何不同。恰恰相反,相门应该被理解为范围更广的、活跃在宋代朝廷金字塔圈子的一个样本。需要向读者说明的是,虽然政治无疑是本书所研究的许多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他们的政治活动并非我讨论的重点。我对这些人的政治生涯感兴趣,主要限于其政治生涯与社会互动相互影响这个范围之内,因此,我更留意功名和特权,而非辞令与大政方针。
下文第二组人是依据籍贯而非政治地位作出限定。具体而言,本书第二部分主要研究居住在浙江省中部婺州的宋人。婺州资料所展现的宋代社会生活的视角,与宰相素材所提供的情况截然不同。比起政治地位显赫的宰相群体,依据地理因素界定的婺州居民群体的财富和政治权力水平参差不齐。毫不奇怪,频繁见诸婺州记载中的部分宋人颇具地方影响力,却未能闻名全国几乎不会出现在对宰相的论述中。因此,婺州资料使我们能够更详细地探究地方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互动,同时了解不同层次的社会实践是如何变化的。这些资料也让我们进一步观察到婺州当地与外地社会地位等级之间的关系。后,宋人的这些行为使得地理视角既合乎逻辑又富有成效,正如婺州章节所示,宋人邻里之间往往过从甚密,他们彼此通婚,鸿雁传书,互作传记。因此,以地理因素界定对象的研究,使我们对于多数人的生活有了一个大致印象,而密集交织的社会关系网是其生活的特点。
选择婺州而非宋代其他州作为研究对象,并非率意为之。如同中国南方其他地区,唐末五代时大量人口涌入婺州,北宋时婺州人口迅速增加。与浙江沿海其他州相仿,婺州在北宋时产生的进士人数屈指可数,但随着南宋时都城迁至距离婺州不远的杭州,婺州进士人数激增。从后一点看,婺州与已经研究过的宋代其他地方截然不同。对于本书研究更直接、更重要的是,婺州是4位南宋宰相的家乡,也是曾在北宋朝廷叱咤风云的几个家族在南宋时的家。因此,婺州资料与宰相章节内容通常有所重叠,并让我们能够比较北方移民和那些婺州当地人在南宋时的不同经历。后,婺州治所金华在南宋时成为一个重要的道学中心。我们将看到,这一点对于婺州社会的传世记载颇具意义。
后,使用上述两组互补的资料,也能让我们规避宋代家庭和家族传世记载中的一些史学特例(章后半部分概述了这些特例)。章前半部分介绍了本书使用的主要史料墓志的类型,还描述了唐宋间墓志撰写的辞令变化。在余下章节中,对于宰相和宋代婺州人的讨论大致遵循着平行的编排格式,尽管这两组群体的可用资料不同,他们的经历各异,明显决定着对于他们叙述的内容互有区别。第二章和第六章分别回顾了相门和婺州人家庭的出身背景。第三章和第七章则探究了他们后人的经历。第四章和第八章审视了他们各自的婚姻模式和姻亲关系。第五章和第九章中,我会从宏大的社交画面讨论,转向聚焦具体的个人及其族人。其中第五章考察了北宋和南宋的两个高官家族;第九章介绍了北宋和南宋两个无甚政治地位的家族。虽然这些个案研究的相关人物均来自婺州,但有助于为更宏大社会的讨论提供人物语境。
本书目的是丰富我们对于宋代和宋代以降中国社会的了解,但我坦承自己另有想法。那些真实人物的传记是本书的灵感源泉:归根结底,我希望传达的,其实就是他们非常人性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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