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读书记_程章灿著_9787554023174_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本书分四个专辑围绕阅读展开，第一辑围绕所读各书展开讨论；第二辑围绕译书，涉及翻译与中外文化交流的话题；第三辑围绕所读的海外汉学家，以人为中心；第四辑是个人海外行迹及心情的记录，其中《海外集》计收各体诗歌73首。

问学之道，就是学问之道。对人文学科而言，问学之道，除了讲论切磋，阅读大概算是最为重要的了。 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有机会去海外交流，先后到过美国、英国、日本等一些国家，也到过中国台湾、香港等地，或者访学，或者讲学，或者担任客座，虽然角色身份有所不同，居住的空间环境与文化环境也颇不一样，但个人生活的中心一直是读书，从未有变。最多的时间是花在图书馆里，我如果不是在图书馆阅览室中，就是在图书馆的书库里。在书库的一排排书架间浏览，好比徜徉在大森林之中，常令我有心旷神怡之感。自觉呆在海外的时间有限，有些资料比较珍贵，回国之后恐怕不易寻找，不便使用，因此，我将有限的时间都花在寻找与搜集材料，复印、扫描和阅读材料上。阅读中产生一些感想，往往匆忙地做一些标志，或简单地做些记录，写下梗概要点，最多草成一篇短文，很少集中一大段时间写长文章。20岁那年，我渎到德国诗人埃尔文·斯特里马特的一首散文诗：“草地上开满了鲜花，可牛群来到这里所发现的却只是饲料。”印象深刻，至今记忆犹新。在海外访学的日子里，我就像这牛群中的一头牛，面对偌大一片绿草地，贪得无厌，总想多吃下一些草料，却常常忽略了鲜花，甚至连能否很好消化都顾不上，心想只要吃进肚子里，以后有的是时间“反刍消化”。去年，浙江古籍出版社要编辑一套“问学丛书” ，征稿于我，给了我一个 “反刍消化”的机会，非常感谢。这番“反刍消化”的成果，就是这本《海外读书记》。所谓“海外读书记”，其实就是海外读书笔记的整理汇集。历年所积读书笔记当然不止于此，这次整理的也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丛残细碎，难称著述，然“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问学之道焉。我的整理工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旧日反刍消化成果的整理，即对16篇旧稿做了修订，其中10篇曾刊于2009 年在重庆出版社出版的随笔集《纸上尘——历史的表里》下编，此书早已绝版；另外6篇是为翻译薛爱华、宇文所安的汉学著作而写的序跋**。各篇修订幅度大小不等。另一方面则是对旧日“草料”的重新“反刍消化”。有一阵子，我把自己的**博客 “廿年远在帝王州”当成一个笔记本，往上面堆放一些读书笔记，其中有一个系列叫作“海外汉学”。这次整理，有几篇题目原出 “海外汉学”，但增订较多，旧貌换了新颜；第三辑后7篇则是全新的写作。事实上，本书也可以看作一本以海外汉学为主题的读书笔记，或者学术随笔集，文章大多篇幅不长，不加脚注。全书共收文章32篇，编为四辑：第一辑围绕所读各书展开讨论；第二辑围绕译书，涉及翻译与中外文化交流的话题；第三辑围绕所读的海外汉学家，以人为中心；第四辑是个人海外行迹及心情的记录，其中《海外集》计收各体诗歌73首。总之，四辑都围绕阅读展开，不管是读书、读人，还是读不同的城市山川，阅读都是我问学的主要途径之一。

《汉字西译》与法兰西汉学200年
1814年，以清代纪元来说，是清仁宗嘉庆十九年，好像是平平淡淡、无关紧要的一年。
但是，在法兰西汉学研究史上，它却是一个有意义的年份。这一年的12月，在法国东方学家希尔维斯特·德·沙西（Silvestrede Sacy,1758-1838）的大力鼓吹与支持下，法兰西学院正式设立了汉学讲座，其完整名称为“汉族和鞑靼—满族语言与文学讲座”。这标志着职业化的欧洲汉学研究的登场，由此揭开了持续一个多世纪的辉煌的法兰西汉学史的序幕。在制度的层面上，此举确认了汉学学科在欧洲大陆学术体系中的位置。
1814年之值得铭记，还因为同样在这一年的7月，在沙西的关注和支持下，汇集耶稣会人士汉学著作大全、多达17卷、早在1776年就开始出版发行的《中国杂纂》终于出完了最后一卷。用中国的成语来讲，这是一项“旷日持久”的浩大工程。如果说，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的设立，是从制度层面上确认汉学学科的存在；那么，这部皇皇17卷的巨著，则从基本文献角度，为汉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不是偶然的。1814年能够成为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节点，与此前数百年、数十年、数年的积累都有密切的关系。数百年、数十年太久，一言难尽，暂时不去说它。这里只说1814年的前一年，亦即1813年。这一年的法国学术界也发生了很多事，只说与汉学史直接相关的两件。一件是25岁的雷暮萨（Abel Remusat,1788-1832）在这一年通过了他的以中医为主题的博士论文，次年，这位年方26岁的新博士，就顺利地坐上了新设立的汉学讲座席位。另一件是在一代枭雄拿破仑的支持下，法国巴黎皇家印务局出版了一部厚达1112页的汉、拉丁、法大词典——《汉字西译》（Dictionnaire Chinois,Francais etLatin，1813，Paris）。正如杨慧玲指出的，“《汉字西译》是汉学史和汉外双语词典史上划时代的一部著作”，这部书的出版，“也是欧洲汉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杨慧玲《〈汉字西译〉考述》，《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年第2期）。
《汉字西译》的蓝本，应该是明代梅膺祚的《字汇》，或者说是《康熙字典》，因为《康熙字典》就是以《字汇》为蓝本的。《康熙字典》比较常见，现在姑且先以《康熙字典》来做对照。《康熙字典》将汉字部首分为214部，并按笔画多少排列，从一画直到十七画。《汉字西译》不仅部首数量与《康熙字典》完全相同，而且所有部首的排列顺序，乃至于部首名称的读音、每一部首下所收汉字出现的顺序，都与《康熙字典》一致。当然，《康熙字典》全书收录47043字，而《汉字西译》全书收录13316字，只能说是《康熙字典》的缩略版。这13000多字以外，基本上是生僻字，一般的中国读书人也认不全，暂时不收不译，自无大碍。释义方面，《汉字西译》也比较简单。比如“丼”字，按照《康熙字典》，此字有三个义项。第一个义项就是“水井”的“井”。我记得流沙河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井中的那一点，就是人们对着井水看时照见的自己的脸，但《康熙字典》似乎认为此点代表汲水器，周边四画代表井栏。第二个义项是姓，读dǎn，这个姓氏真的很罕见。第三个义项就是个象声词，是“投物井中”的声音。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这个字漂洋过海到了日本，不仅改变了读音，也改变了意义。据说，在日语汉字中，这个字读作donburi,指用有盖的瓷碗来盛装米饭的料理，在碗中盛入三分之二的饭，再铺上些菜。假设菜是牛肉，便称“牛丼”，“丼”又省读为don。为什么用这个字呢？是因为姓“丼”的某户人家发明了这种料理呢，还是用它来指代牛肉下到汤里的声音呢？事实上，这种料理类似于盖浇饭，是没有汤的，也就不可能有牛肉下到汤里的声音。
扯得太远了，收回来再说《汉字西译》，在此书中，“丼”只有“井”这一个义项，也省却了书证，简洁明了，便于外国人学习。收录13000多字，每个字的解释若不尽量简洁一些，翻译成法文、拉丁文的话，篇幅还要成倍地增加。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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