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种归家之感
啊,欢迎归来!
2014年5月底,在东京成田机场的入境检查处,移民局官员用这样温馨的话语欢迎我。我乘夜间航班从上一个工作地点新德里飞来。在印度,我的身份是德国《明镜》周刊驻外记者。事实上,我看起来确实像个归来的游子。入境检查处官员在我这个外国人的护照上盖了居留许可的印戳,此时我松了一口气:在阔别十年之后(六年在上海,两年在北京,后面又有将近两年在新德里),我现在又将在日本工作和生活了。
从机场回东京市区的路上,我一路品咂、怀想日本的种种妙处:国民彬彬有礼、火车准时准点、环境干净整洁。这个国度里的日常生活如此安逸舒适而又有条不紊,在亚洲国家里算是优秀的。就连这里的空气质量也让我觉得胜过亚洲其他地区:城市没有被雾霾笼上一层面纱,能见度很高。※还有日本餐食!到达市中心后,我走进了一家只能站着用餐的小食店,对于日本的餐饮环境来说,它显得有点简陋。不过这家小店里的面汤深得我心,我已经很久没有尝过这么美味的面汤了。
起初,一切都显得那么似曾相识。但我在东京城里穿行的时间越长,就越觉得这个昔日的第二故乡已经发生了些许变化。一开始我也不能确定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变化,但后来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那种相对而言的安静,还有日常生活运行中一丝不苟的秩序,它们起先让我觉得无比舒适,现在却让我越发感觉冰冷。当我看到一张张日本人的面孔在大街上、火车和地铁列车里、商店和酒馆里都会突然觉得这个国度暮气沉沉、疲惫不堪。
当然,对此我已有心理准备,知道日本不再是十年前我离开时的那番模样。这个国家经历了一场集体的创伤,而且延续至今:三年前,即2011年3月,日本东北部海域遭到一场毁灭性地震的严重破坏,随之而来的那场海啸更是让这个国家雪上加霜。在灾难中,约有两万人丧生。而地震和海啸又引发了福岛的核灾难,随之造成了大面积国土的核污染。在东京,从测量结果可以明显看出,放射性过强的情况时有发生。我迅速从当时工作和生活的中国北京出发,飞抵日本,目的就是报道那场灾难及其后果。
我知道,这个给我劳累不堪、精疲力竭之感的日本,还得跟另外一场挑战抗争:该国的老龄化程度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领先的工业国家。也正是想要了解日本社会如何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及其所致结果,我现在以记者身份再次回到了东京。
在我内心深处,感觉到日本在多个方面都已经垂垂老矣。但这次回来之后感受到的老龄化规模如此之大,却令我始料不及,其不堪负荷的程度让我感到震惊。到处都可以见到仍在劳作的高龄人口,而且经常是在夜间:有酒店前台接待员,有出租车司机,还有超市营业员。然而让我感触更深的是,就连很多年轻人也看上去老气横秋、精神倦怠。他们显然生活优渥,但缺少我在中国和印度所见的精气神儿在那两个国家,即便是在最贫困的人群身上,也常常可以看到生活的乐趣和蓬勃的希望。
之前,我自以为我纯熟地掌握了日本的语言就比较了解日本了,但现在我意识到,我又不得不从头开始去认识这个国家,并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它。
跟从前一样,日本仍然是个经济巨头。但若是用历史成就来衡量,就会发现这个拥有1.27亿人口的国度正在退步到一个四平八稳的水准,在很多领域甚至靠吃老本维持。20世纪90年代,该国对全球经济产值的贡献率足足占16%,差不多跟今日的中国持平。但是这几年来,日本所占的经济份额已经跌落到了6%以下,成为美国经济学家、财政部前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所断言的世俗萧条经济体的代表。世俗萧条指的是一种长期不景气的状况,经济几乎毫无增长,即便有所起色,也只是像老牛拉破车一样迟缓前行。
在类似日本这样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经济的无限增长走向终结,这自然令人惋惜,但也可以把它视为一个机遇,借此掀起一场早该进行的思想变革,让日本社会学习如何采用更为节约和可持续化的方式来利用国家资源。日本可能成为领头的老龄化工业国家,告别西方国家并不陌生的战后资本主义,在万般无奈之下为一种新型经济模式让道。但这一模式可能会是什么样的呢?
为所谓后工业时代展现自己的全新宏图,日本距离这一目标路途尚迢遥。而要跟沿袭已久的传统成功模式分道扬镳,改天换地般地重新规划经济蓝图,这对该国而言尤为困难。但是,日本面临多重挑战而并未分崩离析,应归功于该国的文化根源:日本人一向注重礼貌,与欧洲或美国不同的是,在日本很少会发生争吵,国民都会屈从自己的命运,他们很少指望能从国家那里获得什么,大多数人都自己默默承担一切,安静而又隐忍。
这是日本的优势,但也是其劣势所在。
探讨这一全然抵牾的心理状态,正是本书的主旨。本书建立在我个人多年跟日本人打交道的经历之上,同时也来源于为《明镜》周刊所撰写的最新报道,目的在于盘点日本面临的种种挑战。而必须承认的是,这一盘点带有主观色彩,同时又有着不可避免的选择性。我撰写本书,是想要回答以下问题:曾经作为亚洲经济领头羊的日本,怎么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光环幻灭、黯然失色的?而日本人又是如何对待国力衰退这一现象的?
我回到日本时就意识到,一个国家给人的感知具有这么强的相对性,那么它受到每个观察者相关体验和期望的影响又有多么大?我一再冒出一个念头,把我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客居国同亚洲的新兴世界强国中国进行对比,正是中国在2010年取代日本,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此外,我也经常把日本同另外一个冉冉上升的大国印度进行比较,后者尽管在科技上还被日本遥遥领先,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让它在面对未来时笑看风云:印度人口的平均年龄远低于日本。
反之,日本则给我一种惴惴不安,并且越来越神经质的感觉,尽管该国坐拥历史遗留下来的巨大优势:精巧考究的文化、高度发达的基础设施、稳定太平的社会局势。它还拥有一定程度上的民主体制和法治国家体系,尽管还不能跟西欧的相关理念相提并论,但跟大多数亚洲国家相比已经算是成就满满。然而日本越来越给我一种人老珠黄的过气之感,让我觉得这个国家最辉煌的时期已成为过去。
三十年以前,我第一次来日本生活,那时我对这个国家的认识是全然不同的。那是1985年秋,我从德国直抵日本,当时的身份是历史学博士生。那时候,日本作为亚洲第一经济强国备受世界瞩目。我一大早抵达东京,在完全找不着北的情况下独自寻租,周围人群的风风火火就让我感到吃惊。那时的日本,就好比是唯一一家爆单的大型公司。在大街上和火车站里,我找不到一个可以稍作休息的地方,德国步行街区里常见的长椅,在这里几乎不见踪影。比之当时的日本,同一时期的欧洲给人的感觉就像是被注射了镇静剂一样。
那时,所谓的日本膨胀已经开始。只不过几乎没人这么说,也几乎无人怀疑这个国家会永远上升式发展的趋势。日本这个出口巨头打出了很多产品,在很多领域跟欧洲和美国叫板:从微芯片到录像机,还有汽车。看起来日本是战无不胜的。在东京股票交易所,股价节节攀升。在我注册学习的大学,日本同学都在交流投资攻略,一个日本朋友建议,一定得买已经私有化的电信公司巨头日本电报电话公司的股票,当时它的价格正如日中天。那会儿日本电报电话公司股票的市值令人咂舌,有时候甚至超过戴姆勒、西门子、安联、德意志银行、克虏伯、蒂森、宝马、拜耳、赫斯特和巴斯夫的股票市值加起来的总和。
炒股投机?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每月提供的奖学金是不够的,就连房租我都已经快无力承受了,因为日元对德国马克的高额汇率,房租也飙升了。我住在一间糊着纸张的木质小房子里,上面盖着波纹白铁皮制成的顶棚,单薄的窗户安的是不透明的磨砂玻璃。在日本,这样的住宅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很普遍,直到今日依然存在。我的床就是六层的草席,即榻榻米。夏天小屋里闷热难耐,冬天则冷如冰窖:每当我一早从草席上醒来的时候,都可以看见自己呼出的气体,房间的四壁就是这么薄。
与德国相比的话,我觉得日本的居住条件可以说是寒酸的。当我看见邻居在早晨西装革履地从这样的木屋里出门上班,要到傍晚时才能回到住所时,一种切切实实的尊敬感便油然而生,几乎觉得自己在文化上矮了半截儿:对我所成长的那种舒适环境,日本人仿佛并不追求。这使我认识到,他们的简单素朴和安贫乐道,正是这个国家取得令世界瞩目发展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当时到日本的目的是夯实日语知识,并为博士论文收集材料。论文的主题是日本早期的外交政策,即在被西方打开国门以后,日本是如何在19世纪中叶的亚洲进行政治、军事和经济扩张的。我计划探究的是,在日本统领东亚这一目标的背后,藏着什么样的历史和思想意识形态根基。我想了解,是什么促使日本在1941年对夏威夷群岛上的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发起突袭行动,借此向美国发起挑战;在这之后,又是什么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败涂地的日本注入了动力,促使它在没有炮火硝烟的经济之战中继续发动攻势。
我的论文主题符合西方对20世纪80年代地缘政治的观点。按照这一观点,当时日本在欧洲和美国都被视为威胁。那时候,日本在很多人眼中都是超级大国,就像今日的中国一样。尽管1978年中国在改革家邓小平的领导下已经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但那时尚未扮演经济强国的角色。当时提及亚洲的话,言必称日本。此后一直如此,直到日本的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完全崩盘、灰飞烟灭。
从1990年起,作为新闻记者的我,在东京亲身经历了这一经济衰退的肇始。日本又一次令世界震惊,但这一次是因为该国不可思议的衰落。日本同时要与三大挑战抗争:一是经济泡沫破裂带来的后果,二是完全出乎日本政客意料之外的冷战结束,三是日渐抬头的全球化效应。这个国家越来越深地陷入危机,对此世人称之为错失的十年。其实,至少此后的第二个十年也是如此。因为被拖欠数十亿美元的贷款,日本的银行有如老牛拉破车一样不堪重负。甚至有时候,因为以东京为中心的全球金融市场的崩盘,整个世界都会发生震荡。
到了2004年初夏,很多人已经将日本遗忘,世界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这个崛起中的超级大国新贵。我转而为《明镜》周刊效力,举家(我的太太是日本人,孩子们都在东京出生、上学)搬迁到了上海那座摩天大楼林立的国际大都市;这座城市发展飞速,现在是一个全新亚洲的代表。从上海的视角来看,日本仿佛一再退居全球化进程的边缘。中国这座世界大工厂轰隆作响,在我看来就像是一台巨大的吸尘器,同时也吞噬了日本工业生产的大片领域:越来越多的日本公司将制造电视机、电脑和手机的工厂搬迁到了中国。正在老龄化的日本充斥着衰退的迹象。这不光可以让我们得出中国或韩国这样的亚洲新兴国家未来可能还会继续发展等类似的结论,而且,有时候,日本也给德国这样的成熟工业国家提供了经验教训。正因为日本毫无条件地追逐大跨步发展的理念,现在才会如此之早而又切实地遭到后工业时代负面发展症候的碾轧。而这些征兆在德国同样早已抬头,包括人口老龄化、农村人口流失、社会体系不堪重负等,只是表现得不那么明显而已。
西方经济学家会警告说,自己所在国的国民经济走上了日本化的道路。之所以言称日本化,是因为这个国家近几十年以来的发展势头不佳,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过程中,甚至有时候也危及欧美。自从经济泡沫破裂以来,日本在错失的几十年中一再陷入不温不火的通货紧缩。它指的是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下跌,引起企业利润和员工薪酬减少。正因如此,日本这个国家也一再被列为骇人听闻的经济发展案例。
长久以来,日本被人讥笑为模仿者。事实却是,传统的日本手工业者向来以模仿为傲,他们长时间地模仿成功的典范,直到企及甚至超越相应水平。但今天的日本,实际上已经不再拥有能模仿的榜样:该国曾对西方产品赞叹不已,并积极仿制,从根本上来说,它现今都已达到相应水平。日本现在必须自己迈出下一步,开启一个所谓后工业化时代的新纪元。这个国家可以向世界展示:尽管它所在的社会越来越年迈不堪,几乎无法向前发展,但也可以拥有一个充满富足与和平的未来。日本必须做出决定,确立自己将来要在世界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
事实上,日本确实尝试过找出解决方案,这也是复兴该国的一剂万应灵药。该方案就是极端宽松的信贷政策:多年以来,位于东京的中央银行不断向疲软的经济循环注入贷款。借用这一方式,日本中央银行计划给政界和商界提供时间,让他们为将来做好必要的准备。该政策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安倍经济学,得名于2012年年末上台的国家主义者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他能执政多长时间这一问题在2018年夏还悬而未决,不过,他的解决方案可能还会长久地影响日本当局的计划理念。而有关他引发的新一轮经济泡沫,会在本书的第五章和最后一章详叙。从中可以窥见的是,印钞政策的主要作用是唤起大家对被美化了的岁月的回想,但却没有为正在老去的工业社会提供可持续的发展计划。
人为制造的经济繁荣主要在东京可以见到,在这一表象之下,涌现出日益尖锐的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这一现象会在第一章中进行探讨,涉及以下问题:一个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人口数量持续减少的国家,国民生活质量如何?年轻一代如何在这样一个社会自处?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它是令人沮丧的一个加速老龄化的社会,几乎给不了年轻人希望。
迄今,日本都没有将勇气或者梦想凝聚起来,以便为创新人才创造新的发展空间和愿景。该国是如何错失这一机会的,这一点会在第二章里举例说明。此处要讲到福岛核灾难带来的后果。长期以来,日本并没有好好抚平2011年3月那场核灾难带来的创伤,而只是一味地进行压制。在那场高危事故以后,日本当局拖拖拉拉地引入了从长期来看不可避免的能源转向政策,其中表现出来的固执己见,对于外国观察者来说经常是不可理喻的。从日本对核能的死守不放,可以了解为什么该国在其他领域同样极不情愿地告别传统经济模式。
但是,这种抗拒态度只是现实的一部分。因为另一方面,日本恰好是不假思索、近乎着魔般地引入新技术,迎头赶上新形势。比方说在酒店和养老院里使用机器人。还有建造磁悬浮铁路,计划到2045年连接东京和大阪:这一超高速列车据说每小时可以行驶500千米,与现有的新干线运行速度相比,提高近乎一倍。相比之下,德国的磁悬浮技术却因为民众执着的抗议而不得不叫停,最后转售给了上海。
如果要试着理解上述仍由文化因素决定的矛盾性,就不得不大致了解一下日本的历史发展进程。这个问题将在第三章讲到,而这一章将不可避免地脱离其他章节偏重叙述的框架,会回溯日本的历史,从19世纪中叶被西方打开国门以来的赶超开始,一直追溯到危机重重的当今。
尽管日本和德国之间存在令人惊奇的相似性,但德国人对日本历史所知一向相对较少。来自弗莱堡的历史学家博恩特·马丁是一位众所周知的日本专家,他甚至认为两国之间存在灾难性的亲和力比之传统西方国家,两国都是迟到者,都是国家按照集权方式行动,自上而下地推动了经济和军事上的现代化。两国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意大利结成了对抗英美民主派的侵略联盟,都在1945年一败涂地之后实现了举世皆惊的再度崛起不过这一次凭借的是经济手段。
在第四章将会讨论如下话题:仅仅在几十年内,日本经济奇迹这一近乎圣化的品牌缘何急遽失去了光华?类似索尼、夏普和三洋这样的收音机、电视和电脑制造商,曾经给数代人的生活方式打上了烙印,一度涌入西方世界的千家万户,然而近年来,它们常被韩国或中国品牌取而代之,比如三星或华为。
曾几何时,成功品牌黯然失色、消失不见,或者只是象征性地寄居在新公司的屋檐之下,这些都是常有之事,在德国也概莫能外。今天,有谁还会提起根德、乐满第和罗兰仕呢?但昔日令人生畏的日本电子工业式微如此迅速,还是令人大跌眼镜。日本品牌的衰落,可以视为给德国发出的唤醒信号。众所周知的是,德国的汽车工业也面临着类似的彻底重建,尤其是因为那场柴油门事件。就日本而言,电子产品制造商太久地坚守传统的批量生产,生产商对其等级制公司文化过于执拗,强调集体共识,而不是个人独创。
日本电子工业曾是本国战后经济,即所谓日本股份公司最重要的支柱之一,而在近些年,它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这一行业也面临着需要从国家层面予以解决的挑战,可能也会给该国带来痛苦不堪的适应过程。最终,日本必须进行一番全新的自我建构。至于采取何种方式,无人可以预测,必须由日本人自行摸索。在此过程中,他们毕竟能够聊以慰藉:各大公司及其品牌来了又去,去了又来;但国之大者,尤其是像日本这样的大国,不会轻易衰败。不管能否驾驭所面临的挑战,结果都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