韶关红色文化专题研究_严兴文杨华山_9787566835673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忠实地记录下每一个民族、每一国家、每一地区所走过的历史足迹，也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启迪。

而更令孙中山头痛的是，客军专横跋扈，为所欲为，危害百姓，大大损害了革命政府的声誉和凝聚力。当时在孙中山革命政府旗帜下的军队，有杨希闵的滇军、刘震寰的桂军、许崇智的粤军、谭延闯的湘军、李福林的福军、樊钟秀的豫军等。这些军队都是1923年初入粤驱陈讨贼有功之部队，除粤军、朱培德的滇军等部分军队真正忠于孙中山，其余都是各怀目的。而客军暂居革命政府之下，假革命之名，行割据之实，居功自傲，在各自驻地专横跋扈，欺压百姓，强行收税，横征暴敛，甚至与当地群众发生流血冲突事件。例如，1924年7月，驻南海县九江的滇军违法苛捐、扰商害民、勒收蚕丝捐及水陆保护费、庇护杂赌，将驻地搞得乌烟瘴气，民怨沸腾，以致出现九江商民罢市，商团、民团与滇军保荣光旅发生冲突；清远民团也与朱世贵部对抗。面对客军的所作所为，孙中山既愤慨又无奈。吴铁城回忆，孙中山有一次正面对杨希闵等说：“广东是我桑梓之邦，各人随我来粤是为革命，非为扰民害民，你们这等行为，即为反革命，我何以对粤中父老兄弟。”愤怒之情，溢于言表。但是孙中山不可能与这些客军决裂，更不可能先清除杨希闵、刘震寰等人。原因有三：其一，杨希闵、刘震寰等人在夺回和巩固广东根据地中立下汗马功劳，在社会上和革命阵营内有一定的影响。孙中山与他们的矛盾只是表现为战略上不同意见的分歧，在他们的反动面目未充分暴露之前，孙中山很难抢先下手，采用逮捕、军事镇压等行动。因为孙中山要依靠这些旧军队北伐，就必须讲究信义，笼络各军将领，在没有确凿谋叛证据的情况下，诛戮重要将领，会引起严重后果。谁先打了第一枪，谁就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其二，杨、刘等人都握有大批亲信部队。过急的清洗随时都可能触发内战，造成南方局势的动荡，这是孙中山尽力避免发生的事情。其三，中国旧军队的特点是雇佣军私有化。士兵只听上级军官的指挥，不进行彻底的改造，撤换所有的反动军官，就随时会存在军队叛变的可能。当时孙中山所处的环境，还不可能提出并完成改造旧军队为人民军队的任务。面对任意妄为的客军，孙中山亦不可能坐视不理，任其横行，否则就会失去民众对革命政府的信心。因此，处在夹缝中的孙中山异常痛苦，孙中山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率军北伐，把这些横行霸道的客军引出广东，打进两湖地区。这样既可以缓解客军在粤的矛盾，又可实现民主革命之理想。

　　从广州革命政府外部环境来看，帝国主义及反动军阀虎视眈眈，妄想将革命政府扼杀于摇篮之中。其一，英、法等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破坏。广州革命形势的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极大恐慌和不安，并妄图扼杀革命力量。特别是英帝国主义，因为“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到英国的支配”。广东地区的革命化，不仅意味着帝国主义会丧失对广东的控制权，而且严重威胁到它在香港的殖民统治，所以要千方百计推翻扼杀革命政府。早在1923年12月，当广州革命政府截留粤海关关税余款，要求收回海关主权时，美、英、法、日、意等国为了劫夺广东“关余”，截断革命政府的经济来源，调集兵舰20艘，集中于黄埔，进行威胁。1924年8月，广州革命政府扣留了陈廉伯非法偷运的大批枪械时，英国于8月28日出动9艘军舰集中到广州白鹅潭，将炮口指向中国军舰，公然进行武力恫吓。与此同时，英国总领事向孙中山提出最后通牒，宣称：“英国海军即以合力对待。”英国等列强除直接武力干涉外，还间接支持陈炯明等反动军阀，从香港暗输军械给陈炯明，以香港为陈炯明阴谋密探的中心地，图谋颠覆广州革命政府，并策划商团在革命策源地广州发动反革命叛乱。其二，反动军阀企图推翻广州革命政府。广州革命政府是孙中山在1923年春建立的，经过改组后，政权逐渐得到巩固。但是管辖的范围不大，只限于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周围的30余县，并且处于反动军阀的包围之中：东面有陈炯明的军队盘踞，南面有邓本殷、申保藩的军队占领，北面有属于直系的方本仁军队。广州革命政府的存在，使反对军阀寝食不安，惊恐万分，所以他们对广州革命政府都居心叵测，恨之入骨，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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