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李忠杰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
戴敦邦先生以八十多岁的高龄，闯进一个高难的新领域，创作了一组高难的新作品《〈资本论〉绘本》，从而在《资本论》研究和美术创作史上创造了一个高难的新纪录。
戴敦邦先生将自己的这一举措称为一个中国人画《资本论》。恰巧一个很有意思的对应是，《资本论》里也曾经出现过一个中国人，他的名字叫王茂荫。在德文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中，马克思在论述货币和商品流通问题时，以第83条附注的方式，专门提到：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咸丰）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但他受到严厉申斥，理由是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马克思将王茂荫的主张作为一个例证，用来说明货币的有关问题。
王茂荫是安徽歙县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考中进士步入仕途，历任清代道光、咸丰和同治三朝户部、兵部、工部、吏部官员,曾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王茂荫最突出的事迹，是在咸丰年间，先后三次上书，提出防止无限制发行纸币而造成货币贬值的主张。
有人统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一共提到过680个人,而王茂荫是《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一位中国人。
马克思大概不会想到，他逝世将近一百三十多年后，居然会有另一个中国人，将他的皇皇巨著，用中国传统艺术的形式，绘制和展现了出来。这个中国人，就是戴敦邦先生。
这算不算是中国人对马克思的回报呢？可以算，但又不仅仅是。
2018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1867年问世的《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最厚重、最丰富的著作，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
当《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恩格斯的评价是：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
《资本论》全书共三卷:第一卷研究了资本的生产过程，分析了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是整个《资本论》的基础部分。第二卷在资本生产过程的基础上研究了资本的流通过程，分析了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第三卷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分别研究了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使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分配过程统一起来，并分析了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
《资本论》第一卷是马克思在世时的1867年出版的，后两卷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帮助整理的，分别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恩格斯曾打算整理出版《资本论》第四卷，可惜未能如愿。这部分后来被考茨基整理为《剩余价值学说史》，于1904年、1905年、1910年分三卷出版。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为指导，通过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使唯物史观得到科学验证和进一步丰富发展。《资本论》跨越了经济、政治、哲学等多个领域，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重要的基石。
《资本论》以多种方式和版本在中国翻译出版、广泛传播，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中国高校许多专业的教学内容之一。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理论、基本范式，主要来自于《资本论》。《资本论》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也影响了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
所以，由一个中国人来画《资本论》是值得的，要说回报，也未尝不可。但最主要的，还是以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展示《资本论》的深邃思想，提示和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这是一个高难度的 动作。因为《资本论》本身就是一部高难度的著作。我系统学习过《资本论》，也研究过《资本论》，深感要把《资本论》读懂就很不容易。坦率说，如果没有专业教师逐段逐句的解读，一般学生是看不懂的。中国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包括搬用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才勉强写出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资本主义部分，而社会主义部分，至今还不能说已经成熟。
而且，所谓读懂，不能仅仅指字面上理解了《资本论》中每个段落、每个章节的意思，更主要的还在于，从总体上掌握了《资本论》的理论体系，而且通过不同理论的比较，并运用实践加以检验，理清了《资本论》的逻辑关系并能够对之作出科学的分析和判断，说清了它与实践的契合关系。这样的读懂才是真正的读懂。要达到这样的水准，难度就更大了。还有更难的，是《资本论》与实践的关系，尤其是与中国实践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运用了《资本论》的基本思想，但也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丰富和发展了《资本论》的思想。尤其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改变了对资本一概否定和消灭的态度，充分发挥了资本的作用，对资本的长短优劣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注意扬长避短，防止可能出现的弊端。
在对怎样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调查和研究过程中，我曾提炼出了价值创造的四句话：劳动创造价值，资本提供条件，管理整合要素，科技催化效益。只有将这四句话整合在一起，才能真正说清楚劳动价值的实际创造过程，也才能科学制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基本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
所以，在当今时代和当今中国，如何真正读懂并科学运用《资本论》的思想，本身就是一个难度极大的课题。没有一定的社会条件，没有对于真理的求索精神，没有对于实践的尊重态度，是很难做到的。
对于这样一部高难度的经典著作，要用艺术的形式展示出来，这就更是一个高难度的挑战了。
回归本源，人类思想的载体，最初就是简单的图画。后来逐步向两极发展，一极是越来越抽象、简化，便形成了文字;一极是越来越具体、复杂，便成了图画。文字和图画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形式。文字，是记录语言和交流思想的符号，而图画，则是用线条和色彩构成、能给人带来某种视觉感受的形象。
文字与图画，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但在很多情况下，又能够瑕瑜互补。如能巧妙结合，往往有珠联璧合之功效。所以，写诗，都要讲究一个意境，当我们念起某首诗的时候，脑子里就会出现一幅图画。有此奇效者，才称得上是一首好诗。反过来，一幅图画，线条加色彩，也许观者百思不得其解，但加上一首题词或一首短诗，便立即顿悟，感到豁然开朗，意趣无穷。
这种由合到分、再由分到合的过程，也许可以称作螺旋式上升、否定之否定吧。分分合合，合合分分，都是为了更好地表达、传输人类的思想和情感。为此，就需要文字和艺术的各种探索和创造。只有不断探索和创造，人类文明才能不断发展和进步。
戴敦邦先生用绘图的形式展示《资本论》的内容，应该说，就是这种螺旋式上升过程中的一种探索、一种创造。
戴先生在这方面有雄厚的实力和基础。他是蜚声海内外的中国画大家，长期潜心为中国古典文学巨著创作人物群像画谱。为电视连续剧《水浒》创作了人物形象造型，创作和出版了《红楼梦》《金瓶梅》《聊斋》《西游记》《西厢记》《长恨歌》等几十部大型画册。其作品气魄宏大厚重，笔墨雄健豪放，形象生动传神。在这些创作中，他积累了用绘画表现经典的丰富经验。
据说，从20世纪60年代起，戴先生就有了画《资本论》的梦想，而且始终没有熄灭这个梦想。近年，虽然年已八旬，他却正式开始了这个浩大的工程。先是画出了《资本论》第一卷，然后又接连画出了第二卷、第三卷，构成了完整的《〈资本论〉绘本》。在这些画作中，戴先生将《资本论》中的主要内容、重要观点、闪光语言，将资本的生产、流通和分配的主要过程，特别是资本的本质，通过一幅幅精心构思的画面、形形色色的人物、五花八门的资本、颇为夸张的造型、严重挤压的空间，画龙点睛般展示了出来。而且，还联系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也包括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等，提供了《资本论》背后的社会历史背景。这些画作，把《资本论》极为抽象的思想转化成可以感知的具象，引领人们在观赏这些画作时，不由自主地跨进了《资本论》的大门。
国内对《资本论》的介绍已经很多很多，但以大型绘画的形式系统解读《资本论》，这还是第一次，可谓以重量级的系列艺术作品揭示经典著作深邃思想的重要尝试。戴先生为此做出了探索性的重要贡献。上海交大等单位也为这批画作的问世发挥了重要作用。
《资本论》的内涵极其丰富，仅靠一批画作是不可能完全读懂的。尤其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如何科学认识和运用《资本论》的思想，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课题。所以，这批画作并非《资本论》的简单图解，而毋宁称之为《资本论》的一张名片或艺术Logo。从现实来看，它适应了新时代的需要，有助于激发人们重温经典的热情，进一步打开通向真理宝库的大门；从艺术来说，它以一种独特的风格，为中国画坛增加了一批新型的画作，丰富了中国艺术的宝藏。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值此之际，戴敦邦先生完成《资本论》三卷绘本的创作，是对这一世纪盛事的献礼，也是对世界哲人表达的敬意。而我们，则应该向戴敦邦先生的勇敢探索和贡献表示深深的敬意。希望在中国美术史上，能留下戴先生新的一笔。我在了解了戴敦邦先生的情况后，才知道我们还是镇江丹徒的老乡，所以，也为有这样一位老乡而感到骄傲。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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