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文化传承与当代乡村治理_季中扬，张兴宇著_9787100214636

　　《乡贤文化传承与当代乡村治理》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乡贤参与农村社区治理路径和方式研究”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从民俗学的生活世界概念出发，通过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乡村治理的推进提供借鉴。作者重点关注了“新乡贤”这一群体，提出：当代乡村社会中有着一定道德或文化影响力的社会人士，在日常生活中富有技巧地将国家话语与传统礼俗结合起来，获取“新乡贤”身份，进而以此身份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推动我国乡村社会的发展。

　　回顾近现代中国的农村社会学研究，就不得不提及在百余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学科发展历程。与19世纪末期美国在工业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农村社会学研究理路有所不同，在20世纪前半期，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曾出现过一股关注农村社会、注重农村社会调查研究的热潮。1918年，中国社会学奠基人陶孟和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社会调查》一文，向学界传递了社会学学科关心调查实证研究的重要信号。随后，由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师生组织开展的广东凤凰村（溪口村）调查成为我国首次真正意义上的农村社会学调查研究尝试。此后，顾复、杨开道、冯和法、言心哲等社会学者相继出版了关于农村社会学的专门性理论研究著作。尤其是顾复在1924年出版的《农村社会学》一书，不仅被视为中国第一部农村社会学著作，顾氏还将当时农村社会的研究领域系统划分为“农村状况之研究”“农村改良之方法”“农村问题”三个方面，这一观点至今看来仍颇具启发意义。同时，在当时的社会上还逐渐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较具代表性的如晏阳初在河北农村推广的平民教育运动、梁漱溟在山东开展的乡村建设实验、卢作孚以北碚为中心的乡村现代化实验等等。尽管他们对于乡村建设具体路径的思考并不一致，但这种为中国农村社会寻找发展出路的行动探索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在同一时期开展了湖南农村社会调查，并为此后的中国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及至20世纪30至40年代，陈翰笙、李景汉、费孝通等一批社会学者在全国各地陆续组织开展了农村社会调查和学术研究工作，为我国农村社会学的后续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学术根基。
　　忆昔抚今，农村社会学或者说更广泛的农村社会研究，在当代已然成为一门“显学”，近些年国内有关农村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十分丰硕的学术成果。说句实在话，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我始终是存有一份敬畏之心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与农村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还缘于我对农村社会与现代文明之间或者更广泛的中国城乡关系之间互融共生问题的持续思索。我曾经撰文系统分析过此种社会现象，并提出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当前许多国家都面对着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新乡村”（new countryside）。现代化进程并没彻底消解乡村，乡村的发展反而极大地彰显了传统村落对于现代化力量的多元反应方式，并由此带来了“乡村性论争”（rurality debate）。事实上，学界无论是对近现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组织方式的深入理论剖析，还是对当下农村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生态等问题的具体实践探究，都离不开农村社会治理的核心议题。进一步说来，对于中国农村社会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等诸多问题，尤其是农村社会治理主体性研究，一直以来我是保持着较大的研究兴趣的。加之本书的作者之一季中扬教授数次邀我为他们有关当代农村社会治理主体研究的新作写一段序言，盛情难却，大致翻阅下来，我认为书中主要有三点内容更容易引发我们的学术思索。
　　一是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乡贤文化的历史传统与传承发展脉络。作者在本书的前半部分，使用了大量的篇幅来阐述中国古代乡贤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逻辑。他们将古代乡贤文化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乡贤积极主导、参与乡村公共事务，自觉以德行引导、教化乡村社会的行动及其精神；二是国家推选、祭祀乡贤的制度安排及其影响，其与宋代以来绅士阶层的兴起密切相关。实际上，对于这种“自觉性”与“制度性”乡贤文化的两分法，在某种程度上调和了古代中国对于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的基本逻辑问题，即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基层社会，如何从国家和民间的视角来有效引导社会精英参与乡村治理事务。在此基础上，作者也敏锐地注意到，当下基于农村社会的现代性视角生发出的对新乡贤话语的集中讨论，首先应当明确的概念是，新乡贤并非属于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而应把它看作整合乡村社会资源的一种荣誉性称号。因为农村社会是一个相对复杂的有机体，基于理性的、经济人假设的现代科层制管理未必完全适合村庄社区；在现代社会，乡村自治逻辑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恰恰可以利用该群体的地方性知识和资源输入来促进当代乡村发展。作者对于古代乡贤文化历史脉络的爬梳，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乡贤文化的古今衍变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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