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学的《伊利亚特》（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_[美]翰默（DeanHammer）_9787576031553

《作为政治学的<伊利亚特>》打破了柏拉图将荷马与哲人割裂、将史诗与哲学割裂的传统，首次将荷马作为一位政治思想家来研究。作者创造性地运用特纳的社会戏剧理论，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视作政治思想史文本进行解读，广泛汲取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文学批评等多个领域的方法与研究成果，同时对文本的解读又不失细致深刻。
本书在论证和解读史诗文本中政治思想之可能性的基础上，对史诗中显示的人类能动性与命运、权力的来源、精英之间以及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政治领域与政治伦理的产生等诸多问题进行了颇为有益的探索。

引言（节选）

城邦是政治学的前提，这个概念一部分来自亚里士多德，一部分来自人类学和政治学的框架，现已经过几代古典学学者去粗取精、解读阐释，人们强调从分析结构和功能、在政治和社会系统内部进行分类的途径去理解荷马史诗。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观念与完全（或主要）是政治功能的特定结构和机构的出现绑在了一起。以特定结构这个视角去定义功能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荷马社会的政治问题常常与城邦这一自治的结构性实体的出现联系在了一起。自治的城邦被认为包含了必要的制度，具有进行资源分配、价值灌输和争议裁定的政治功能。
我在第一章里阐述了政治既不是一种结构，也不是一种功能，而是一种活动。政治活动组成了我所说的政治领域，共同体组织的问题就是在这个领域中被提出、决定和执行的。这些问题包括但当然不限于在共同体生活和组织的目标中我们看重什么？这些价值是如何表达的？是什么让我们聚在一起？以及社会关系包括领导和权威的问题是怎么组织的？从这个角度看，城邦并不为政治活动提供条件，也不为其提供依据。
我们将《伊利亚特》视作政治思想作品时，会碰到一个哲学上的障碍，即我们对荷马式宇宙论的看法。政治是人们制定规则并在规则中共同生活以使自己有别于他人的一种努力，常被看作不受生命和自然的必然过程所约束的领域。古典的理解是政治事件和政治环境受参与者的意志支配，视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定。但是，《伊利亚特》对这一政治的理解提出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因为，简言之，神在史诗中扮演了非常显著的角色，是一股来自人类意愿之外且似乎可以作用于人类意志的力量。因此，沃林（Wolin）在他对政治哲学颇具影响力的讨论中，将政治哲学产生的时间追溯到公元前六世纪的前苏格拉底时代。在此之前，人类将自己和社会视为自然的组成部分，受同样的自然和超自然力量所支配。只有当自然被视作可理解的事物时，这一看法才能为所有政治、社会及自然现象的理性解释铺平道路。
第二章以相当非传统的进路挑战了这种对荷马式行为的看法。我考察的是神对人类事务干扰最多的时期即那些人类行为看起来最受自然和超自然力量制约的例子。我认为，我们可以辨识出荷马笔下人物对诸神不可预测、看似不连贯行为的反应模式。简言之，勇士们通过维系（或者有需要的话，恢复）他们在共同体中的地位来回应神的干预。因此，神的介入揭示了共同体维系和个体的人类能动性（human agency）的本质问题，凡人通过审慎和有意的行动来维系文化平衡。这一进路导致人类行为的概念更加完整：在这种进路中，不是说能动性能脱离神的行为而存在，而是说神的概念具有文化基础，而且颇为反讽的是，神的概念既是人类行为这一概念必不可少的部分，又使这个概念更加完整。
在接下来的五章中，我更深入地讨论了前两章中提到的解读方法。我的论点以史诗思想的故事这种形式来表达。我这样说的意思是，我引用的概念问题，比如权威、统治力不是作为抽象的概念，而是在对话、表演和情节的语境下被赋予了特定的形式。因此，第三章讨论了阿伽门农和阿喀琉斯的争吵如何从关于战利品的争论，扩大为根本的权威问题。阿喀琉斯问谁会愿意服从阿伽门农，就挑起了冲突。对阿喀琉斯来说，要行使权威，就要有能力让其他人心甘情愿一起行动。但是对阿伽门农来说，行使权力就在于有能力强迫他人服从，如果需要，则可使用暴力。在前九卷中，《伊利亚特》描绘了阿伽门农行使权力的含义，因为他的行为削弱并最终危及政治领域。我们见证了领导人的悖论：行使权威似乎只会削弱自己的权力。
第四章讨论了奥德修斯、福尼克斯（Phoenix）和埃阿斯（Ajax）使团如何试图说服阿喀琉斯回到阿开奥斯人军营。阿喀琉斯把自己描述成一个不被尊敬的外来者，他说出了自己离开政治领域和战场的原因（basis）：他不再认为自己得到勇士社会的嘉奖和保护。阿喀琉斯提出了以自足替代，不再将自己的价值寄托于获得尊敬和荣誉。
我认为《伊利亚特》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政治问题，因为不管是阿伽门农的专权独断还是阿喀琉斯提出的自足,都危及阿开奥斯的政治共同体的生存。军事危机被化解了，因为阿喀琉斯重新回到了战场，为死去的帕特罗克洛斯（Patroklos）复仇。但是阿喀琉斯提出的政治问题仍没有得到回答。我在第五章中指出，葬礼竞技重现了精英阶层的权威关系。在这个泛阿开奥斯共同体中，我们看到决策过程涉及在公共论坛上承认和调解各方的争论。因此，权威的有效行使并非以力量或任何个人财产为前提，而是基于由精英阶层组成的同仁空间（collegial space）。
第五章讨论了公共领域如何重新定义精英阶层权威关系的本质，第六章讨论了公共空间如何成为领导者和平民关系的基础。这一关系常常给解读带来难题，因为平民是作为臣民出现的，而非公民。引用韦伯（Weber）的观点，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种平民表决政治的形式，领导者的合法性至少部分基于平民的拥戴或拥戴感。这对理解政治空间的不稳定性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既出现在《伊利亚特》中，又是城邦发展过程中僭政与民主的历史张力的体现。
最后一章讨论的是《伊利亚特》对政治伦理的贡献。柏拉图认为史诗不可能涉及一系列伦理问题，因为史诗描绘的是人类经验的现象，而非本质，但是我认为经验为伦理反思提供了基础。经验不决定伦理，而是制定伦理自我即人对他人的责任感和义务的途径。伦理自我的核心是尊敬，或人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的自我形象。我在最后一章中展示了阿喀琉斯的自我形象如何通过他受难的经验而改变。阿喀琉斯被剥夺了战利品之后，将自己视作备受战争折磨的受难者。他以退出战争作为回应，相信自己不会受苦，反而可以让他人受苦。然而，帕特罗克洛斯的死亡让阿喀琉斯感受到自己也在和其他人一起受苦。承认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阿喀琉斯开始意识到不仅他的行为在不可预见、不可逆转地影响着他人，他自己的价值感也因他给别人带来的痛苦而受到影响。
阿喀琉斯在史诗末尾的立场具有政治意义，因为它回答了一个根本的政治问题：人类相互联结本质上会让共同体变得脆弱，那么，又如何让共同体获得宽容。《伊利亚特》从一开始就通过阿伽门农和阿喀琉斯的冲突将这种脆弱性暴露无遗。《伊利亚特》立足于个体有能力也有责任共同行动，以规划自己的未来，从而回应这种脆弱性。在普里阿摩斯（Priam）与阿喀琉斯会面时，人类的栖居活动得以保留，因为《伊利亚特》的结尾所关心的，是要对抗这个往复无常世界的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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