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摆之心_(英) 达里安·利德著_9787559663450

本书是一本关于“躁郁症”的心理科普读物。精神障碍“躁郁症”, 亦称双相情感障碍、情绪两极症, 作者达里安·利德为了理解躁郁症患者, 将患者的个人历史、社会文化、经济状况等纳入研究范围。探讨了躁郁症的诊断趋势、药物治疗方法及病情的内在体验和机制, 指出症状背后的现实结构, 建立起以前被忽视的个人历史, 并为治愈开辟了新道路。本书是英国著名精神分析师达里安·利德为社会大众写的一本心理科普读物--关于“躁郁症”的小书

如果说“二战”之后的一段时期是“焦虑的年代”，20世纪十年代是“抗抑郁药的年代”，那么我们则生活在“双相的时代”。这个曾经仅适用于1%人口的诊断，如今在比例上已大幅地增加，据估有25%的美国人罹患某种形式的双相。心境稳定剂被同样常规地开嘱给成年人及儿童，以至于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儿童的处方量增加了400%，而总体的诊断数则增加了4000%。的问题已不是“你有双相吗？”，而是“你的双相如何了？”。
名人们公开谈论他们的双相，例如凯瑟琳·泽塔—琼斯、斯蒂芬·弗雷、尚格·云顿、黛米·洛瓦托、亚当·安特、汤姆·弗莱屈和琳达·汉密尔顿。市面上也充斥着回忆录和自助书籍。《国土安全》（Homeland）里的中情局特工凯莉·马蒂森和《乌云背后的幸福线》（Silver Linings Playbook）里的前教师帕特·索利塔诺也被描绘成双相患者。甚至儿童动画《史酷比狗》（Scooby-Doo）里也提到了双相。
同时，各种商业手册也催化孕育了一定程度的躁狂以攫取市场。管理者们被教导如何利用躁狂的情绪高涨以提高销售和生产力。在一张媒体图片上，商业大亨特德·特纳被描绘成一个意志坚定的船长，图上同时标有一句警告语：此人已强大到不再需要锂盐来控制自己，所以竞争对手们要当心了！好莱坞的明星们在看精神科医生时会带上经纪人，以确保药物能在抑制躁狂的同时又不会太抑制—在好莱坞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常见到这种“调理”的用药，以适应明星们对职业和生活方式的要求。
在躁狂早期出现的自信、兴奋和活力，似乎与的商业需求所推崇的“成就、生产力以及强烈的投入”非常相符。在这竞争激烈的世界，工作的稳定性和安全性逐渐受到侵蚀。员工必须通过工作更长的时间，并对自己的项目和产品表现出更为热情的信念，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因工作过度疲惫和耗竭而不得不休息几天，不再被视为“哪里出了问题” 的证据，而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同时，精神医学的经典理论将躁狂发作的本质特征归因为对个人发展的追求。自助书籍和心理治疗也致力于提高自尊、增强自信和幸福的理念。它们在告诉我们：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追随自己的梦想。如果说“强迫性地寻求与他人的联结”曾经被定义为躁狂的主要症状，那么在，它几乎是一种正常人的义务：如果你不使用脸书（Facebook）或推特（Twitter）之类的社交平台，你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这些曾经被视为躁狂—抑郁性精神病的临床症状，现在已经成为各种治疗和生活方式指导的目标。
然而，除开这种新潮的“职场躁狂”行为，真正的躁郁症患者也描述了他们躁狂发作之后可怕的低落和噩梦般的激越状态。躁狂时的力量感、自信感和与他人联结的感觉，让人无比强烈地感到“活着”，但也使他们比过去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死亡。双相性（bipolarity）的这种“悖论”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被观察到：假如问躁郁症患者“如果存在一个能让你的双相性消失的按钮，你是否会按下它”，很多患者都说不会去按。然而，同样也是这些患者，他们可能在疯狂的购物狂欢中挥霍自己的积蓄，通过离弃或忽视来伤害自己的家人，或是做出一些有生命危险、注定没好结果的英雄主义或享乐主义行为，终让自己的人生在医院中结束。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新潮而普遍的双相性自我特征？这种双相性的高涨和低落是否是经济状况变化的结果，即“能量持续爆发的职业形象”取代了“传统的、稳定的职业形象”？除了经常被肤浅地谈论到的“职场躁狂”外，是否还有一种“真正的”双相性，即精神科医生过去称之为“躁郁症”的双相性？双相性似乎与21世纪怪异和动荡的生活节奏相适应，然而，任何真正经历过躁郁症的人都会告诉你：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二

100年前，“双相”这个术语十分罕见。它早在19世纪末的精神医学中被使用，自20世纪80年代方才开始流行。到了20世纪90年代，“双相”已成为家喻户晓的词汇。这种新的潮流是如何产生的？精神医学的历史学家们同样也成了这段历史的见证者。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销量的主流抗抑郁药的期面临结束时，双相突然成了制药行业巨额营销预算的接受者。
一些网站帮助人们进行自我诊断，期刊的文章和增刊也都提到了双相。事实是：几乎所有这些都完全或部分是由制药行业资助的。网络调查问卷可以让你在几分钟内进行自我诊断，对许多人来说，似乎他们的困扰终于有了一个名字。就像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人终于明白他们患有一种叫“抑郁症”的疾患，如今，“双相”成了新一代人的痛苦标签。
讽刺的是，对于那些抗抑郁药物明显不起作用的案例，有人声称治疗失败是因为医生开了错误的处方。那些病人实际上患的是双相，而开处方的医生忽略了他们情绪的微妙变化。那些曾在初级医疗机构被诊断患有抑郁症的人中，有20%到35%如今被认为患的其实是双相。正如精神科医生戴维·海利指出的那样，制药行业没有试图造出更有效的抗抑郁药，而是选择推销一个新品牌—它甚至都不是一种新药物，而是一种名为“双相”的疾患。
双相的“殖民”需要依靠诊断类别的迅速发展与扩充。“双相1型”通常等同于典型的躁郁症，而“双相2型”则显著降低了诊断阈值：只要求曾经有过一次抑郁发作，以及在一段时期内活动量增加、自尊心膨胀、睡眠需求减少，即可被诊断。紧接着出现的是双相2.5型、3型、3.5型、4型、5型和6型。不断强调外在的情绪波动，而不是内在的心理过程，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可能会被双相的圆规所划出的界限困住。如今甚至出现了“软双相”（soft bipolar）的概念，指的是“患者对丧失有强烈反应”。这种诊断边界的放宽使得医药市场继续着庞大的扩张，以至于公然向消费者发出邀请，让他们视自己为双相患者。
双相的一种亚类别—“双相3型”—甚至被发明出来标记那些因服用抗抑郁药而表现出双相性的人。如果服用百优解（Prozac）等抗抑郁药导致了躁狂状态的加剧，那么这意味着患者“真实的诊断”被揭露了，提示我们应该加用一种新的心境稳定剂。而事实是，成千上万的人在刚开始服用某种抗抑郁药时都会经历恼人的激越状态，以及飞快的、扰人的思绪。然而，是将这些症状视为药物自身的独立效应，还是简单地看作药物揭示了患者的内在病症，这两种情况显然是差异巨大的。
让人吃惊的是，抗癫痫药丙戊酸盐在抗抑郁药的即将到期时恰好获得了治疗躁狂的。正如抑郁症被那些提供药物治疗的人积极地宣传为一种精神障碍一样，双相和治疗它的药物也被一起打包出售。锂盐对有些人有效，对另一些人无效，但锂离子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的元素，是不能获得的。丙戊酸盐一开始被认为是一种更灵敏、更可靠的药物，只有它才能终稳定双相患者高低起落的情绪。新一代抗精神病药物如奥氮平?（Olanzapine）也迅速加入了这一行列，奥氮平现已获准用于双相的治疗。
许多人发现丙戊酸盐是有用的，就像许多人认为他们的健康生活应该归功于服用正确剂量的锂盐一样。问题是，为精神健康绘制新地图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各种双相的诊断越多，旧的诊断类别如“躁郁症”就越会失去意义，或至少，带来困惑。这个曾经具体的诊断，被“做”成了一个更为模糊的障碍谱系，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又埋下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一个在精神医学尚未进入20世纪、等同于“双相”的术语尚未成形时，就已然埋下的错误。
19世纪40年代，法国精神科医生法瑞特和贝拉吉提出了两个术语：“循环型疯狂”（circular madness）和“双重形式疯狂”（double form madness）。之后的标准历史通常是这么写的：这两个概念被克雷佩林整合为“躁狂—抑郁性精神失常”（manic-depressive insanity），再由西方精神医学界概念化，形成了更合适的“双相障碍”（bipolar disorder）。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法瑞特和贝拉吉的关键论点与克雷佩林的观点完全相左，与之后精神医学界的观点也不相同。他们提出这些诊断类别是为了说明：仅凭情绪的高涨和低落，并不足以构成这种他们试图描述的新的疾患实体。他们的细致工作，是为了将一种特殊类型的“疯狂”与其他精神障碍中的躁狂和抑郁区分开来。
他们的观点准确地反映了在临床上遇到的情况：任何人都可能变得吵闹、激越、坐立不安、过度活跃，甚至做出危险行为，无论他的诊断是什么。例如，如果一个偏执狂患者觉得自己有一个重要的信息要传达给全人类，但他在试图传播这个信息时被阻止了，他可能因此变得绝望。阻止或限制他向世界或全国传达某种真相的行动，可能会让他有一种剧烈的情绪，这种情绪常常与躁狂混淆。确实，试想你拨打电话给通信公司，但话筒中一直传来“请不要挂机”的声音，好不容易接通后又被工作人员误解的感受吧。这种“狂怒”及其导致的言语上明显的“不连贯”，正是“躁狂”这个术语的经典意义之一。
同样，精神分裂症患者也可以变得极度兴奋，然后进入一种可怕的沮丧而绝望的状态。他们可能变得喧闹，滔滔不绝地讲一个话题，然后突然抛开它，转移到另一个话题。例如，他们可能会越发地忽视睡眠和进食，可能会以为可以用自己的思想影响他人。如今，这些精神现象经常出现在对双相障碍的描述中，而早期的精神科医生对它们所做的区分和鉴别却被忽视或干脆遗忘了。
法瑞特和贝拉吉的前辈埃斯基罗尔认为，“躁狂”这个术语的含义是松散和随意的，他尽己所能地使其脱离这样的含义。“躁狂”在19世纪的发展中逐渐与情绪高涨、兴奋和激越的意识混乱状态区别开来。事实上，人们已观察到，在精神病院逐步放弃使用躯体约束手段的同时，这个术语的使用频率也在减少。实际上，病人的活动被限制的次数越少，他被描述为“躁狂”的次数也就越少，这说明这个术语常有一种反应性的意义：一个人之所以变得躁狂，正是因为他受到某种方式的阻碍或约束。
抑郁也是一样。如法瑞特和贝拉吉所认为的，任何人都可能变得沮丧和情绪低落。事实上，导致这一后果的原因之一，不正是一个人的“躁狂”活动被长时间限制吗？不过，他们也描述了另一种新的临床实体，与一般的抑郁不同。罹患忧郁症（melancholia）的患者较少地坚持于某个主题或某种抱怨，且对某个特定对象（例如失去了所爱之人）的固着性（fixity）有所减少。忧郁症这个术语指的不是自我沉溺的悲伤情绪，而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精神病（psychosis）。罹患忧郁症的人经常陷入自我责备与自我攻击中，而且也经常会波及他们身边的人。
这个时期的欧陆精神医学界向我们展示的是，仅凭情绪的高涨与低落本身并不足以构成他们试图界定的“躁狂—抑郁”的结构。问题不在于心境是高涨或是低落，而在于这些状态的性质、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重要的—它们背后的思维过程。这个时期的欧陆精神医学界也做过一些努力，试图超越变幻莫测的情绪波动和浅表的行为，找到躁郁症的深层主旨（motifs），并研究这些主题与忧郁症及其他诊断类别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
可悲的是，这些临床分类的成果都被克雷佩林破坏了。他认为躁狂和忧郁症，无论是一起看还是单独看，都是同一种“疾病”的一部分。法国的精神科医生们曾仔细地理顺了各种情绪高涨和低落的关系，如今，它们却被归在克雷佩林提出的过于宽泛的新诊断类别中。它至今仍以西方主流精神医学界的标准文本的形式被传播，称为“双相障碍”。可是，如果我们希望将真正的躁郁症与市面上充斥的各种形式的双相诊断区别开来，我们就需要回到初的工作中，对躁郁症与其他心理结构中的情绪抑郁和高涨进行明确区分。

如果说“二战”之后的一段时期是“焦虑的年代”，那么我们则生活在“躁郁的时代”。躁郁症，这个曾经仅适用于1%人口的诊断，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总体诊断数已经增加了4000%。的问题已不是“你有躁郁症吗？”，而是“你的躁郁症如何了？”。

要如何解释躁郁症的爆发性增长？它究竟是来自合理的医学诊断还是制药业的营销推广？躁郁症又与当今的消费主义有着怎样的联系？英国精神分析师达里安·利德对这些问题展开了自己的探索。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仅挑战了过往医学史对躁郁症的定义和阐释，而且对躁郁症本身进行了重新的思考。他告诉我们，只有以新的方式看待这些问题，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帮助躁郁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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