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债权人利益保护对策研究：以风险控制与治理机制为中心_仇晓光著_9787516104798

经济全球化中的公司法领域发生两大变化：其一，全球范围内的公司治理危机蔓延，伴随而来的论辩是法律达尔文进化学说下的公司治理趋同论与路径依赖学说下的公司治理存异观之间何种学说更有信服力？其二，全球资本化进程中的公司融资规则变迁，与之相随的追问是公司法框架内可否设计出一种最佳机制，既能鼓励金融创新推动股东投资，又能防范融资风险并效率化地保护外部债权人的利益？在全球化趋势下，处于制度转型语境的中国已经站在全球化的前沿，中国资本市场将是全球最佳的试验基地与研究范本，所有创造性思考我国公司法变革的法律学者与实践者均致力于探索一个问题：何种模式的公司法方案兼具控制融资风险与完善公司治理的功能，从而兼顾股东追盈逐利的本能与外部债权人利益的呵护需求。《公司债权人利益保护对策研究：风险控制与治理机制为中心》一书，正是基于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危机背景下，试图提供公司债权人利益保护机制的自我解说与未来变革方向的一种学术尝试。

    2.公司信用缺失的文化因素
    动态的市场内总是伴随着融资渠道的新发现、金融衍生品的创新、产品的不断更新、交易模式的不断演进、投资模式的多样化。相比于市场内“多彩多姿”的资本运行，法律总是相对处于静止状态，显得较为呆板。在现实的资本市场内，法律总是无法及时的跟进市场的发展，多数情况下落后于市场内经济的动态。事实上，每一次金融危机后的法律改革，都是法律对当时市场经济动态、潜在危机的规制，其本质无疑是对市场内经济运行细微模式的重新认识与再次梳理。显然，法律相比于市场内经济的发展总是相对落后的，在资本市场内出现监管缺失也为正常。我们必须认知到，多变的是动态经济下的法律规则，不变的是人类的善良之心。因此，在历次重新对法律规则修改甚至“重新洗牌”的过程中，立法者与市场主体万不能忽视的是如何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毕竟，善良之心才是永恒的警察。正如美国的丹尼尔·贝尔教授所说：“为经济提供方向的最终还是养育经济于其中的文化价值系统。”
    中国文化传承至今，不乏彰显厚德尚品的“晋商”、“徽商”，诚信为其立世经商之本。然而，无商不奸、裙带关系、唯利是图等评语在市场内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无疑成为经济运行基础的文化因素的障碍。实践中，股权分置改革前的超级大股东、产权不明晰的国有公司的天然优势都成为了腐蚀道德文化的催化剂。虽然众多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并未给予信任，公司治理结构不清晰、高管非法获取高额薪酬、大股东剥削中小股东是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普遍印象。但在传统文化中“关系”的影响下，人们并未表现出对其强烈的反感，反而一定程度上“被动”的索取“关系”所带来的利益。可见，道德的约束面对“关系”所带来巨大利润之时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利己之心占决定优势，克己之心则难以形成。
    从文化的视角看，信用是人们对成文契约与不成文契约所形成的一种自觉遵守，在守信之时，并不考量成本与效益的差额。因此，即便在守信成本较高的时候，在文化理念的促动下，仍守信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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