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精选集(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20世纪中国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蔡元培、蒋介石、林语堂、冯友兰、李敖、余英时共同推崇；收_胡适_9787540230692

　　《胡适精选集》分诗歌编，散文编，序跋编和书信、日记编四部分，每编又以时间为序进行了编排。每一部分都从胡适的这类作品中优中选优，尽量选入胡适在这方面的代表作及其影响广泛的作品。譬如在诗歌编中，此书选取了胡适在现代白话诗歌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蝴蝶》《鸽子》《应该》等；在散文编中，此书选入了胡适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学改良诌议》《多谈点问题，少谈点主义》《信心与反省》等散文名篇；在序跋编中，此书选入了《<蕙的风>序》《<人权论集>序》等文章，从中我们能窥到胡适的一些诗歌、人权理念和治学方法等；书信、日记编中，所选书信事关现代文学史和胡适的一些为人之道，所选日记较少，但少而精，从中我们也可窥得书信当时的一些思想珠玑。总之，这是一本国内有关胡适作品集中较为出色的一部作品精选集。

　　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
　　孙郁
　　
　　一
　　胡适的影响力一直在某一阶层的学人里，但并不在民间。20世纪晚期的中国小说家们、诗人们，也并不在意他的存在。从50年代开始，他一直是中国大陆冷落的对象，直到20世纪末，亦难说有多少人真正走进了他的世界。但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里，他是功勋卓著的人物，其思想与人格，均可谓旷世难寻。
　　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胡适去世后，曾称赞其为本世纪历史性伟大人物之一，满怀勇气和智慧；蒋介石在给胡适的挽联上竟写着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帅表。这些言辞足以表明对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位置的肯定。理解整个20世纪文化，如果不深入到这位伟大学人的世界里，我们自然无法窥测到这段历史的另一面。而这一面所呈现出的精神秩序，显然在未来的世界里，将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胡适给人的印象是温文尔雅的，在他的文字背后，一直站着一个和蔼可亲又严谨不苟的学人形象。我读他的书，很少领略到心灵层面的形而上的东西，这一点，他和鲁迅比，有着遥遥的距离。但他的迷人之处，在于其人格的与知识层面上的执着精神，这是历代学人中*少有的品格。论文化史的贡献，他不及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谈白话文写作，亦不如周氏兄弟。但言及对一个时代变革风气，不得不推他为领袖式的人物。成就他事业的，不是政治的与人格的因素，在我看，更主要是他的科学的知识论和民主的作风，此乃历代中华文明史中*缺乏的因子。胡适由于在这两方面不遗余力地奋斗了一生，其诱力当不下于同代的诸多闻人。
　　自16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教，把西方文明带到中土后，中国涌现了几批深明东西方文化的学人。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在解救中华文明的弊端上，许多学人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困境。从黄遵宪那代人开始，学人们一直面临着这种棘手的选择。胡适出生的时候，中国已进入了清代的末期，他到美国留学的年代，正逢科学主义思潮汹涌之时，文化背景，与魏源、王国维那代人也有了不同。单就对他影响**的实证主义哲学而言，其在知识论上的革命，对中国人而言，无疑是划时代的。胡适后来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说道：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相信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白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应当说，被实证主义意识武装起来的他，在日后中国文化革命史上，起到了先锋的作用。后来的五四运动，如果是以基督教的文化为旗帜，或以工业革命为旗帜，均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而恰恰是民主与科学这两个范畴，在真正意义上确立了现代启蒙的根本内容。胡适在五四新文化中充当了旗手的角色，也正是他崇尚的科学主义的思想深入人心的结果。在这里，胡适找到了中国人思维结构与知识结构致命的弱点，以此为突破口，他才在文化史上，肩负起了重大的历史使命。
　　杜威的实证主义哲学，在胡适眼里是充满魅力的精神殿堂。胡适认为，在杜威眼里，有系统的思想通常要通过五个阶段：其一，为思想之前奏，是一个困惑、疑虑的阶段。这一阶段导致思想者认真去思考。其二，探究疑虑，决定这疑虑和困惑究在何处。其三，寻找方法，为解决这些难点去寻找一个解决问题的假设。其四，在这些假设中选择其一作为他的困惑或疑虑的可能解决的办法。其五，也是*后阶段，思想的人在这一阶段要求证，把大胆选择的假设，小心地求证出来。参见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6页。应当说，这个思路被胡适在总体上继承了下来，它在方法论上，动摇了不可证伪的宗教玄学，也动摇了一切理想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根基。中国的现代启蒙必须以此为出发点，只有站在这种非功利的、实证的角度上，我们才能找到一条清理旧精神的道路。
　　在这样的道路上，儒学自然不行，神学亦无疗效，于是只剩下了科学之路。但科学，还必须有民主与自由作保证，这两点，中国自古就没有。所以，他后来提出了比前人更为果决、更为醒目的口号：全面西化。由于此观点是用英文表述的，译成汉文后被攻击甚多，有人干脆讥之为洋奴哲学。但不管人们如何批评他，在根本点上，他欲以美国式的民主制与文化精神，补救中华文明不足的勇气，在他之前，确还是不曾有过。
　　但奇怪的是，建立了自己的世界观的胡适，后来却很少在哲学上深入进取，倒是在文学、考古、政治等方面，耗去一生的精力。看他在白话文的倡导，《红楼梦》的考证，美国国会与联合国上的表现，都很难与他早期学过的哲学联系在一起。他确实在渐渐偏离哲学的经院化之路，全力以赴地走向实践的大地。难怪贺麟曾感叹：哲学家胡适很少谈哲学。他一生，也并未建立过一个真正的属于自己的体系，倒是在人生哲学上，耕耘不辍，这一点，大概是理解他的一把钥匙。
　　二
　　不错，只有在理解了杜威哲学的背景下，我们才能梳理出胡适思想的脉络。但这还不仅仅是其中一点。从这一点生发出的启蒙精神，才是其思想上的原色。那时候*吸引胡适的，不是玄学的静思，他的注意力一直在具体的文化问题上。这便是对语言自身的思考。
　　留学美国时，胡适曾在文学科学研究部任文学组的委员。这只是中国学生会的一个自发的组织，那时他便和赵元任等人，讨论过中国的语言文字的问题了。不久，他便在此类问题上陷入了长久的思考中。凭着他对语言的敏感，以及杜威哲学的启发，他突然发现：原来一整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去替代另一个工具。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个文学上的语言工具变迁史。
　　在文学的复杂进程里，不是以思想的变迁与文化的变迁角度来梳理旧迹，而是用思维的变迁的符号语言的变化，来审视着客体，大概是只有受到过科学哲学训练的人，才会去如此思考的吧?
　　他回忆说：
　　
　　所以在1916年7月底8月初，我就决定不再写旧诗词，而专门用活的语言文字来写白话诗了。在我还没有写出几首白话诗之前，我已决定把我下一个诗集定名为《尝试集》了。这个诗集的名字也明显的表示出我是受杜威实验主义的影响。把实验主义的哲学理论应用到文学改良运动上面来。实验主义告诉我，一切理论都不过是一些假设而已；只有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同时要证明一个理论之是否有真理的**方法，也便是想出这个理论在实际运用上牵涉到各种情况；然后在实验中观察这一特殊理论是否能解决某一问题的初步困难，从而进一步找出一个原来所要寻找的解决方案。所以我的以白话文为活文学这一理论，便是已经在小说、故事、元曲、民歌等(文学)领域里，得到实际证明的假设。剩下的只是我的诗界朋友们所设想的韵文了。这剩下的一部分，也正是我那时建议要用一段实际试验来加以证明或反证的。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同上，第149页。
　　
　　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后，胡适便把这一思路推向了极致，成为了那时文学革命中**号召力的理论。1916年11月，他终于写出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对新文学提出了八条建议：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烂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这八条，均是学人式的形式之谈，尚无后来陈独秀在精神层面上的酣畅淋漓的宣言那么激烈。但它却在逻辑的层面上，颠覆了僵死的文言文所呈现出的秩序，可谓在文学的内部演化史上，找到了一个新生的突破口。
　　从语言的进化中，确立新的文化价值观，这是只有在美国文化背景启示下才会有的思路。语言的进化，其实亦是观念的进化，可惜胡适在此就原地踏步了。他尚不具备后来语意学的理论素养，以及由此生成的语言学的更为深厚的理论构架，这限制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发展。但他在这一时期不断地译介西方的学理，探讨妇女问题、贞操问题、整理国故诸问题，又把新文化的概念拓宽了。随着陈独秀、周作人、鲁迅等人的涌现，胡适的文学改良才有了真正的内容。胡适的思想那时并不在生命哲学与人性论的基点上，像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和俄国革命思想，与他有着一定的距离。他不是从抽象的人道观上来理解新文化，倒如周作人那样以生物学与希腊精神组合自己的思想，也不像鲁迅那样带着浪漫诗学与尼采的精神。他似乎不想从信念上建立一种什么，而是在生活习惯行为上和知识法则上来寻求新的秩序。虽然，他一开始与陈独秀、李大钊、周氏兄弟有很大的共同性，但出发点与逻辑方式的不同，*终导致了他与诸人的分化。文化启蒙终导致思想上的分道扬镳，乃至形成后来中国社会的两种不同的格局，这是青年胡适所始料不及的。
　　三
　　20世纪中国文化的分歧点，*早萌动于胡适与李大钊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它实际是形而下与形而上两种思路的交锋。五四前后，西方各种思潮，如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纷纷涌入中国。操持各种新思潮的人，许多都钟情于新的观念，其热情颇令人鼓舞。应当说，这些域外新精神，对当时的启蒙，特别是对旧文化的颠覆力，是巨大的。但胡适不久就发现了其中的问题。他认为：所有的主义和学理应是都该研究的，但是我们应当把它们当成一种假设的观念来研究，而不应把它们当成**的真理，或终极的教条。他的那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便全面地表示了这一观点。李大钊看到此文后，写了反驳的文章《再论问题与主义》，认为真正的、有现实性的主义不应放弃，在众多主义中，只有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是*重要、*正确的。他认为：《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议论很少，仲甫先生(指陈独秀)和先生(指胡适)等的思想运动、文学运动，据日本《朝日新闻》的批评，且说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遇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
　　李大钊认为，俄国革命的胜利，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个主义之下，一切社会问题便迎刃而解了。言外之意，主义在一定时期，比问题更为重要。但胡适则恰恰相反，他说：
　　
　　凡是能成问题的问题，无论范围大小，都是具体的，决不是抽象的；凡是一种主义的起初，都是一些具体的主张，决不是空空荡荡，没有具体的内容的。问题本身，并没有什么抽象性；但是研究问题的时候，往往必须经过一番理想的作用；这层理想的作用，不可错认作问题本身的抽象性。主义本来都是具体问题的具体解决办法。但是一种问题的解决法，在大同小异的别国别时代，往往可以借来作参考材料。所以我们可以说主义的原起，虽是个体的，主义的应用，有时带着几分普遍性。但不可因为这或有或无的几分普遍性，就说主义本来只是一种抽象的理想。
　　
　　参与这场争论的还有蓝公武等人。这场争论可惜未能在学理的层面上继续下去，不久便被政治风潮遮掩过去了。问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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