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尔家的夜晚_（苏）加伊多·加兹达诺夫_9787220125089

出版于1929年的长篇小说《克莱尔家的夜晚》是加兹达诺夫知名度蕞高的作品。叙事者我，瓦洛佳·塞西德福，是一名流落巴黎的俄罗斯侨民。在经历了俄国革命等一系列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后，我终于在巴黎遇见了从少年时起就一见倾心的克莱尔，并与克莱尔一起，通过对童年少年求学高加索生活与青年参军四段经历的回顾，完成了我对死亡的人类学实验观察，同时表达了作者对这一终极命题的深层思考。小说意识流的创作手法、细腻逼真的心理素描让人想起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名著《追忆似水年华》，也延续了俄国自白银时代以来将个体性、个体价值观视为存在中心的美学原则。

译序

加伊多·加兹达诺夫于1903年12月6日出生于彼得堡的一个奥塞梯家庭。父亲毕业于彼得堡林业大学，是1877-1878年俄土战争英雄萨格·加兹达诺夫之子，母亲季卡·阿巴茨耶娃(Дика Абациева)也是奥塞梯社会活动家马戈麦提·阿巴茨耶夫的孙女。二人成婚后很快就生下了加伊多。四岁以前，加兹达诺夫一直居住在圣彼得堡内阁大街7号(Кабинетская улица，即如今的真理大街)。后来他随父母辗转于西伯利亚、特维尔、波尔塔瓦以及哈尔科夫各省。1911年父亲因风寒病逝于斯摩棱斯克，此时加兹丹诺夫年仅八岁，而在之后短短两年的时间里，他的两个妹妹也相继夭亡，从此加兹达诺夫与母亲相依为命。

1917年的十月革命改变了俄罗斯的命运，也改变了加兹达诺夫个人的命运。经历了两年的革命风潮，十六岁的加兹达诺夫在1919年决定放弃学业，加入弗兰格尔(П.Н.Врангель)的反布尔什维克志愿军。在《克莱尔家的夜晚》中，主人公对祖父解释说，参加内战的动机并不是保卫俄罗斯，因为白军势必会遭遇失败。真正的原因是为了离开家园，为了开始新的冒险生活。如加兹达诺夫所愿，新的生活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接踵而至。在铁甲列车上服役一年后，白军大势将去，弗兰格尔的部队由克里木半岛撤往伊斯坦布尔，并驻扎在加里波利地区。自此，加兹达诺夫再也没能回到俄国，也没见过自己的母亲。1921年，在父亲旧友的帮助下，加兹达诺夫成功逃离军营，进入伊斯坦布尔城内。在这里他遇见了自己的堂姐阿芙乐拉·加兹达诺娃，奥塞梯的首位芭蕾舞女演员。他的生活终于得以改善。1922年2月，在堂姐与其丈夫的帮助下，加兹达诺夫入读专门为侨民青年开设的学校。1923年4月，加兹达诺夫就读的中学由土耳其搬离至保加利亚的一个小城市舒门(Шумен)，加兹达诺夫在这里完成了中学教育，并结识了许多命运相似的伙伴，其中包括俄罗斯著名作家列·安德烈约夫的儿子瓦吉姆·安德烈约夫。

1923年11月，加兹达诺夫抵达巴黎。从1923年到1927年，加兹达诺夫一直流落于巴黎各个街区底层，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从码头搬运工、机车头清洗工到汽车工厂的钳工。他还当过法语与俄语家教，曾经有过一段流浪汉的生活，悲惨的时候只能夜宿地铁站和地下通道。这样的情况到1928年才得以改善。1928年，加兹达诺夫成为一名夜班的士司机。1930年在文学界的巨大成功并没有彻底改善他的生活条件，他仍然做着夜班司机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1928年至1931年，加兹达诺夫在索邦大学历史语文系学习，主修文学史、经济学与社会学。1932年6月2日，在奥索尔金(М. Осоргин)的介绍下，加兹达诺夫加入俄侨共济会巴黎分会北方之星(Северная Звезда)，正式成为共济会成员，1961年就任北方之星的共济会大长老，履行共济会职责直到1971年病逝。

加兹达诺夫的文学生涯起步于流亡时期。现今已知早的作品是1926年发表于布拉格杂志《自己的道路》(Своими путями)的短篇小说《未来旅馆》(Гостиница грядущего)。而从1927年开始，加兹达诺夫的名字逐渐为侨民文学圈所熟知。1927年他发表了包括《关于三个不幸的故事》(Повесть о трех неудачах)在内的一系列短篇小说。作品大多刊载于当时布拉格知名的侨民文学杂志《俄罗斯意志》(Воля России)。同年，在侨民年轻作家与诗人协会的活动上，加兹达诺夫分享了短篇小说《黑桃八协会》(Общество восьмерки пик)。1928年12月，加兹达诺夫正式加入巴黎俄罗斯侨民作家协会(Союз писателей и журналистов в Париже)。1930年，他出版了部长篇小说，也是此后知名度的一部作品《克莱尔家的夜晚》。作品一经发表，就受到了许多知名作家的高度赞赏，其中就包括侨民文学圈内为重要的两名批评家，弗·霍达谢维奇(В.Ходасевич)与格·阿达莫维奇(Г.Адамович)，以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伊万·布宁(И.Бунин)。经由马克·奥索尔金的引荐，加兹达诺夫将小说章节寄给了马·高尔基(М.Горький)，二者有了次书信来往。高尔基对这部作品大加赞赏，并且在与奥索尔金的私人信件中表示对加兹达诺夫的未来寄予厚望。1937年，布宁在贝尔格莱德接受当地报刊采访时，特别指出西林(即弗·纳博科夫)、加兹达诺夫与妮娜·别尔别洛娃(Н.Берберова)是年青一代作家中的典范。

此后，加兹达诺夫成为巴黎侨民文学界的焦点人物，作品受到广泛关注，并受到极高赞誉。他与纳博科夫成为少数可以在当时负盛名的文学杂志《现代纪事》(Соврем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上发表作品的年轻作家。他参加了由斯洛尼姆组织的文学活动小组游牧区(Кочевье)。在这里，加兹达诺夫不仅朗读自己的作品，还积极参与当时的文学批评活动。由现今保存下来的材料来看，加兹达诺夫至少发表过关于瓦西里·罗扎诺夫(В.Розанов)、阿列克谢·列米佐夫(А.Ремизов)、伊万·布宁与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В.Маяковский)等人的文学评论。1935年，加兹达诺夫得知还在苏联的母亲病重，试图返回苏联。1935年6月20日，加兹达诺夫写信向高尔基求助。由于高尔基于1936年逝世，加兹达诺夫放弃了返回苏联的打算。后人在高尔基的书信材料中发现了当时给加兹达诺夫准备的回信，信中高尔基承诺提供一切必要帮助。

1936年加兹达诺夫在《现代纪事》上发表了文学评论《关于侨民文学年青一代》(О молодой эмигран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文章引起轩然大波。在这篇文章中，加兹达诺夫直言年青一代侨民在文化上的无根性，他们面临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境，并预言了年青一代侨民文学消亡的危机。这一观点引发了侨民文学界大规模的争论。当时，几乎所有的主流侨民文学期刊都参与了此次讨论。

同年，加兹达诺夫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里维埃拉旅游度假的过程中，他结识了同样来此度假的法伊娜·德米特利耶夫娜·拉姆扎卡(Фаина Дмитриевна Ламзака)。法伊娜出身于敖德萨的一个商人家庭。早在一战爆发前，法伊娜就与一名军官结婚。但是丈夫的粗鲁无知、游手好闲、酗酒嗜赌给法伊娜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内战期间，法伊娜一家离开俄罗斯，先后到达印度、意大利，终在法国定居。在这几年里，夫妻之间矛盾愈加复杂，终法伊娜决定离开丈夫，独自生活。在遇见加兹达诺夫之前，法伊娜的父母已经逝世，法伊娜本人成为一家公司的合伙人。1936年她来到里维埃拉，决定短暂休息一段时间，在海边游泳时，碰见了加兹达诺夫。二人一见倾心。法伊娜当即决定随加兹达诺夫回到巴黎。二人直到1953年才正式结婚(1953年法伊娜才得以与前夫签订离婚协议书)。

纳粹占领巴黎期间，加兹达诺夫夫妇并没有撤离巴黎，而是选择在巴黎展开地下反抗活动。他们藏匿犹太人并安排他们从占领区撤离，其中就包括他的好朋友马克·斯洛尼姆(М. Слоним)。1942年加兹达诺夫加入法国地下抵抗组织，解救苏联俘虏，并加入了由他们组建的游击队，这是加兹达诺夫次接触苏联同胞。加兹达诺夫长期在地下杂志社工作，负责编写与分发抗战宣传资料，他的妻子则作为地下联络员，积极参与抗战活动。相关的经历后来都被加兹达诺夫写入了他的法语回忆录作品《在法国的土地上》(На французской земле)。1947年加兹达诺夫夫妇获得法国国籍。从1953年开始，加兹达诺夫前往慕尼黑，开始在自由广播电台工作(Радио Свобода)，负责俄罗斯文学文化方向的节目。两年之后，加兹达诺夫升任新闻总编辑，1959年调任巴黎分部编辑，1967年返回慕尼黑工作。在电台工作期间，加兹达诺夫化名格里高利·切尔卡索夫(Георгий Черкасов)，主持了包括《作家笔记》《书本世界》等多档节目，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语音资料。

1970年加兹达诺夫被诊断为肺癌，并于1971年12月5日在慕尼黑病逝，享年68岁，厚葬于巴黎的圣热纳维耶芙(СентЖеневьевдеБуа)名人公墓。

加兹达诺夫作为俄罗斯域外文学浪潮中的重要作家长期不为苏联境内的同胞所知。一直到1995年，随着大规模的域外文学作品进入俄罗斯，历史的风尘才被拨开。被遗忘的加兹达诺夫终于返回了故土，他的文字与思想逐渐为俄罗斯读者所熟知。时至今日，加兹达诺夫已经成为与纳博科夫、波普拉夫斯基比肩的经典侨民作家，并成为大批俄罗斯文学研究者关注的对象。

加兹达诺夫的创作以细腻逼真的心理素描和意识流的语言风格著称，在1930年发表《克莱尔家的夜晚》后，域外文学界立马赞其为俄国的普鲁斯特。但加兹达诺夫本人否认普鲁斯特对其早期创作的影响。他曾公开表示过，在1930年之前，他未曾读过《追忆似水年华》。只有在自己的小说出版后，他才在图书馆里借阅了这本巨作，并对他们风格上的接近感到惊讶。但无论这段逸闻是否真实，加兹达诺夫的意识流写作与借此实现的人称抒情叙事都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广为后人所效仿。加兹达诺夫的这一创作特点，即还原角色的经验意识流动，深刻表现人物自然真实的丰富内心世界，正是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与侨民独特历史境遇相逢的结果，延续了自俄国白银时代以来，将个体性、个体价值视为存在中心的美学原则。

加兹达诺夫创作的另一个特点是其深刻的存在主义世界观。作家时刻关心着一个终极的命题：人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笼罩在一种世纪末的灾难氛围中，在各种巨大的灾难面前，在完全偶然性的、荒诞的命运之中，人感到自己的弱小与无力，进一步地怀疑自己的存在是否合理，是否也仅仅是一个随机偶然的事件？加兹达诺夫正是通过艺术的手段试图解答这样的问题，在传统人道主义价值体系崩坏的情况下，为人的存在重新寻找根基。早期的加兹达诺夫将目光投向艺术创作本身，寄希望于虚构创造能超越荒诞现实。比如，凭借记忆所构建的艺术世界可以令个体远离虚无残酷的现实。但这样的理想主义美学势必引起个体内心的封闭，甚至让人疏离现实，遁入空虚的慰藉之中。很快地，加兹达诺夫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思想的危险，并在其创作中展开了自我批判。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创作中，加兹达诺夫将目光转向了人在生活里的自足意义，肯定了鲜活的经验生活进程本身就是价值的源头，而非实现某个目标的手段。由此，人的存在意义与价值不应该追求与外界的价值评估的一致，恰恰相反，其自身所抉择、所创造的人生就是一种独一无二价值的实现。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提出的存在主义宣言存在先于本质，在加兹达诺夫的一系列创作中都获得了极高价值的艺术性阐释。

以上两点在小说《克莱尔家的夜晚》中有着明显的表现。

1929年的冬天，年仅二十六岁的加兹达诺夫终于完成了《克莱尔家的夜晚》。这部作品敲开了《当代纪事》的大门，加兹达诺夫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在各大侨民杂志的文学评论区里。蒲宁、梅列日科夫斯基、阿达莫维奇、霍达谢维奇、斯洛尼姆、奥索尔金、扎伊采夫、奥祖普……光是列举一下同时代的评论者，就足以说明这部作品在当时的影响力之大。

初读《克莱尔家的夜晚》，大多数读者可能会一头雾水。小说无论从体裁还是内容上都极具创新感与实验性。小说采用人称叙事，叙事者我，沃洛佳·索谢多夫(Володя Соседов)，是一名流落巴黎的俄罗斯侨民。在经历了俄国革命，1918-1921年俄国内战等一系列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后，我终于在巴黎遇见了从少年时起就一见倾心的克莱尔。在她丈夫出差时，我以照顾生病的克莱尔为由，得到了与她亲近的机会。实际上，这一部分仅仅占了小说不到十分之一的内容，它成为小说的层叙事框架。而作品真正的主题是从叙事者我的回忆开始：我躺在克莱尔身边，久久不能入睡，看着她赤裸的身体，这一刻我意识到，十年之久，我的梦想终于实现。可在实现之后，我却发觉，它是这么枯燥干瘪，一种空虚与无力让我无法面对现实。加兹达诺夫特意选取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诗句为题记：我的一生只为/与你忠实的约会，这正是呼应了小说主人公此时的失望。普希金的诗句取自女主人公达吉雅娜写给奥涅金的情书，但达吉雅娜心中的奥涅金却是掺杂着浪漫主义幻想的虚构形象，它与真实的奥涅金相去甚远，所以达吉雅娜后的失望也在所难免。此处的叙事者我所经历的无非也是类似的情况，于是抒情主人公让意识转向自我深处，转向一个永恒的记忆王国。

我开始回忆起自己的童年生活。从此处开始，小说进入了第二层叙事框架，这一层叙事正是以我的回忆为主要内容展开。然而，为有趣的是，第二层叙事的时间并非线性的，而是一种有规则的零散式叙事。打个不确切的比方，这一叙事的手段类似于用以测试色盲、色弱的图片。叙事者的每一段记忆都好比一个有色彩的小圆点。近距观看时，这些都只是分布随意、没有规则而色彩斑斓的马赛克，可是一旦拉开距离，就能看出有意义的数字与图片来。

在《克莱尔家的夜晚》中，分别存在四组这样的色盲图，上面表现着叙事者的童年少年求学高加索生活与青年参军四段经历，于是回忆的内容从整体层次来看，具有了时间上的连贯性，但是一旦深入到其中的某一段，读者就会发现，作者完全是以非线性的方式在时间点之间来回跳跃。作者往往可以因为一个声音、一种颜色、一个名字、一种感受无限地延伸到一段又一段的记忆中，没有终止，不受时间不可逆流的法则影响。比如，从红色到母亲的裙子，从母亲的裙子到拥抱的温暖，从温暖到木头的触感，从木头到听见锯木的声音，从锯木的声音到空中木屑的味道，这样的回忆之环不断延伸，构成了作品的真正主体时间与记忆，读者仿似完全迷失在回忆的浓雾之中，时间化作气息，环绕左右，一呼一吸之间就是流转的光阴。

实际上，加兹达诺夫想要在作品中表现出的时间感受极其接近于柏格森提出的绵延感。柏格森认为，时间本质上是不能被刻度化的，因为它如同人的情绪，像音乐一样绵延不断地存在，并且相互渗透。加兹达诺夫在《克莱尔家的夜晚》中试图传递的正是这样一种绵延而相互渗透的时间感，准确来说，是恢复时间本来的面貌。对于加兹达诺夫来说，时间即旋律，时间即情绪，没有起始，没有终点，自然而然，也没有所谓方向，只有不断的流动。过去、现在与未来只不过是一种顽固的幻象罢了。

加兹达诺夫这一代人经历了西方思想界与现实世界的双重动荡变化，对世界的稳定性产生了怀疑，对人在荒诞世界里的价值产生怀疑，终让存在主义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成为西方的思想主流。这一思潮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之一就是以创造来克服荒诞，以追溯来超越现实，创作者往往以艺术世界里的全能创世者自居。俄罗斯域外文学20年代回忆录、自传体的大批涌现与这一点不无关系。而《克莱尔家的夜晚》可以说是此类作品的典型。小说中的克莱尔具有象征意义。克莱尔在法语中意味着光明，她象征着主人公我在现实世界中所依赖的希望。正是与克莱尔再次相见这个愿望支撑着我经历这波折而痛苦的十年。可是在实现这一梦想的一瞬间，我感受到了恶心、庸俗与窒息。原来，这梦想是如此干涸而无趣，并没有带来我所希望的生命的救赎。主人公对现实何其失望！而也正是因此，在小说的结尾处，主人公永久地留在了回忆之中。小说的后一句话是主人公回忆自己远离俄罗斯时的情景。我乘坐离开俄罗斯的轮船，驶向另一端的伊斯坦布尔，远处的钟声透过迷雾传来，我幻想着再次看见克莱尔。作者选择在这里结束小说，也就意味着选择不再回到现实，而是希望通过艺术的创作，通过这一艺术的世界得到救赎。

小说中的主人公还表现出对一切大历史层面叙事的怀疑与不信任，对诸如真理正义等概念的重新阐释。小说中维达利舅舅给予主人公的人生忠告颇有后现代真理缺席的意味：在不久的将来你一定会目睹许多丑陋和卑鄙。你会看见人被杀死，被吊死，被枪毙。这一切都屡见不鲜，不甚重要，甚至毫无新意。但这是我给你的忠告：永远不要做一个笃定的人，不要得出任何结论，不要下论断，尽量让自己保持简单。要记住，这个世界上的幸福认为自己对周围的生活有所理解。但是你却没有意识到你仅仅是表面上理解了生活；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回首之时，你又会发现当时的自己错得多么离谱。而再过个一两年，你就会确信前一次的反思也只不过是错上加错。你会不断地发觉自己的错误，没有止境。不过这也是生活中重要、有趣的部分。

小说中屡屡出现关于死亡的场景描写与对死亡的深刻思考。死亡作为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命题是加兹达诺夫数十年创作的关注重点。正是死亡，这波德莱尔口中开往彼岸的老船长，纳博科夫笔下时间的终结，令人在尘世间的任何所得失去价值，进而令个体思考其存在的终极意义。加兹达诺夫的《克莱尔家的夜晚》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一次对死亡的人类学实验观察。叙事者试图从各种各样的死亡中探寻这一终极命题的答案，尽管在小说的结尾处，主人公似乎还是没有回答出这一难题，但是身处文本之外，作为读者的我们或许已经在不经意间领略了答案：《克莱尔家的夜晚》，这一永恒的艺术品本身，不就是超越了时间与空间限制、克服了死亡的好例证吗？而这部小说的本质难道不就是作家那宝贵记忆所织就的艺术世界吗？这不正是加兹达诺夫给予我们的答案吗？

加兹达诺夫的任何一部作品在国内都尚未得到译介，即便在国内俄语文学界也仅为少数专攻域外文学的学者所熟知。现如今，随着中俄两国文化的广泛交流，俄罗斯20世纪域外文学的作品已经越来越多地进入普通读者的视野中。故希望通过介绍加兹达诺夫的成名作《克莱尔家的夜晚》，令广大的俄罗斯文学爱好者们了解这位流亡海外并被遗忘多年的优秀作家。透过加兹达诺夫的创作，读者们可以认识到俄罗斯20世纪的文学具有何其多样的现代性面孔。俄罗斯20世纪的经典文学不只有《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大师与玛格丽特》，还有众多流亡者的宝贵作品。也许终，一切真如流亡巴黎的女诗人季·吉皮乌斯所说，мы не в изгнаниимы в послании(我们不是被驱逐，而是被派遣)，俄侨作家们努力保存下来的俄罗斯文化遗产将重赴这场迟到的约会，在与我们一次次的相遇中展露真容。

2021年3月22日于神仙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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