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厚度（艺文志文库）_江绪林_9787532179183

江绪林是青年学者，文字深具思想深度和生命激情，文采斐然，本书辑录他的哲学、文化类学术、思想随笔。作者生前律己甚严，虽然读书勤勉，思考精深，但绝少发表。这次在他的好友北京大学崇明教授的帮助下，从他的遗稿中选编出这部文集。这本文集，也就是他出版的第一本书了。我们收录了他发表的所有重要论文以及一些思想札记，以及两篇译文。书名取自他评论梁漱溟的文章，如他所说，“无论我们的处境如何脆弱，都有必要培养思想和生命的厚度，如此才能够豁达地委身于事业而不至于为其所伤。只有从丰厚的思想和生命中汲取能量，才能豁达而充满希望地以人性之光透射历史和政治的幽暗之处”。相信浸透于他的生与死的心灵探求和精神困境，对于每一个不愿意被此世的不幸和沉沦淹没的人，都是珍贵的启迪。

跋：追忆与启迪——江绪林博士告别仪式上的悼词 / 刘擎

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为江绪林老师送别。我们如何来凭吊这样一个生命？他的存在与离别都如此独特，以至于我难以写下一篇规范工整的悼文。这是我不擅长的，对绪林也未必适合。如果这份悼词带有许多个人的感触，而未能代表一个群体的心声，请原谅和容忍我。

绪林短暂的一生不同寻常。他在1975年2月出生，五岁时母亲不幸病故，十二岁时又失去了父亲。此后靠姐姐江寿娥含辛茹苦地抚养他长大。坎坷而清贫的早年没有埋没他求知好学的禀赋，绪林从湖北红安的乡村走进北京，先后就读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后来在香港浸会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绪林是这个多难家庭的荣光，他对姐姐怀有难以表达的深厚感情。他对姐姐言语不多、时而辞不达意，甚至许多年没有回家探望。但他一直给姐姐寄钱，还为姐姐在县城买了房子，尽己所能报答养育之恩。姐姐，在此请接受我们深深的敬意，请您节哀，保重身体。您能过的好一些，是绪林由衷的心愿。

2009年绪林进入华东师大政治学系任教。当时我在历史系工作。2010年秋天，绪林走进我的教室，旁听我给硕士生开设的《西方思想经典研读》课程。我知道绪林有很好的学术训练，而且已经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论文。他来听课实际上对我有不小的压力。我几次对他说，要是觉得没有收获完全不必浪费时间。整整一个学期，他只缺席过一次，还发短信给我“请假”。我们在课间聊天，也经常在下课之后一起去食堂午餐。交谈之中渐渐熟知起来，就此结下了友谊。

2013年夏季，我和几位同事一起调入政治学系，绪林很高兴有了更多研究政治思想史的同行。政治学系的同事们与绪林的交往深浅不一，但都了解绪林与众不同的性情与风格。他专注于学问和思考，潜心阅读大量经典著作，同时也认真对待同行的研究，他的评论总是中肯而富有洞见。他热爱教学，对学生倾注了巨大的关怀和心血，也赢得了同学们深切的敬意与爱戴。而绪林对学术发表有着极为严苛的标准，以至于不管我们多少人劝说他发表著作、申请课题、尽快晋升副教授，都徒劳无功甚至显得庸俗。同时，大家也开始担心他时而流露的忧郁情绪。半年之后，我接任政治学系系主任的工作。但我从未以这个身份与绪林相处，这对我们来说是格外别扭的。绪林说“我以前就把你看成兄长，以后也一样”，这使我释然，也让我铭记。我对他唯一的要求就是开朗起来，振作起来，“只要你阳光一点，怎么开心就怎么来”，如果要“求上进”提职称，我们大家一起来帮着策划、一起来推动，如果愿意听凭自己的兴趣潜心研究，根本不用理会那些的考评规则。我庆幸我们所在的这所学校，使我能够不担风险地行使一点小小的特权，对绪林这样一个特殊人才予以特殊的对待。而他除了感谢，就是说自己“学问还不扎实”，他愿意慢慢来。

后来华东师大推出了一个新的职称评定方式，称为“代表作制度”，就是对于特殊人才，不要求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课题成果，只要提交自己的代表作(著作或论文)参加评审，就可以申请晋升。我第一时间兴冲冲地带着这个消息去找绪林。在我看来，这个新规则就是为绪林这样的人度身定做的。我请他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那篇文章作为代表作提出申请，这是他晋升副教授的一个捷径。但绪林居然不知所措，沉默良久之后说，“其实后来我觉得那篇文章的结论过于草率了，也可能是错的”。我说我知道，“你可能overclaim对罗尔斯的批评，但用理性选择模式来作解读这个思路非常新颖。要点不在对错，而在于代表了你的学术水平”。他说，“可是，这篇文章不能代表我的水平啊”。我惊讶至无语。不是因为他的不通人情(对此我早就习以为常)，而是绪林再次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他的纯粹：对知识的诚实，对学术作为志业的神圣感。这在当今学界是如此罕见。

是的，绪林是现代学院中的一株“珍稀植物”，珍贵而稀少，却在一个早春的寒夜骤然夭折，这让我们无比痛惜。这枚植物又是孤独和忧郁的，格外需要温情与关爱。他缺乏朋友吗?与流传的说法相反，绪林身边一直有自己的朋友。他当然不是那种喜欢社交活动的人，尤其不善于泛泛之交。但他周围有自己愿意交流的朋友。最初几年与他交往更密切的是崇明和刘文瑾夫妇(目前他们在美国访学)，绪林经常去他们家“蹭饭”。还有哲学系的葛四友，我们几个经常在一起打乒乓球，聚会。那时候没有微信，许纪霖老师发起了一个“政治哲学与思想史研讨”的邮件群，绪林在其中的发言很活跃。在政治学系，杨芳、萧延中和吴冠军老师，尤其是后来调入的邱立波等老师，都和绪林有比较密切的交往。林国华老师和绪林有更久的渊源，或许是最能和他深谈的人，但遗憾的是相逢的机会不多。(请原谅我可能遗漏了许多应当在此提及的名字)。所有与绪林专业上相关的学术活动，我都会邀请他参加，他也都无一例外地参与，而且会认真准备，做出有质量的发言。他在一个跨地域的政治哲学交流的微信群中发言也很踊跃，临别前两天还提出了关于桑德尔著作的一个问题。另外，他还有难以计数的学生朋友。

但是，总有一个问题在我心头挥之不去：“朋友”意味着什么?对绪林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通常所说的友谊最终不足以帮助绪林应对内心的绝望?此刻，这个未解之谜变得如此沉痛。

绪林最初给人的印象是谦逊、腼腆，少言寡语。但熟悉之后会发现，其实他非常生动，兴致来了可以很健谈，时而机智，时而倔强，有出其不意的幽默感。他也格外敏感，善于倾听和理解。但与此同时，在他身上总有一种局促不安、一种不自在的气质如影随形，时隐时现。即便在非常熟知之后仍然如此。绪林曾对我隐约谈及他的几次恋爱经历，有的长达半年之久，有的昙花一现。最后一位恋人是90后的女生，当时我真心为他高兴。但几个月前绪林告诉我，因为感到“无法给她一个好的未来”，他提出了分手。许多女生可以远远欣赏他、钦慕他甚至崇拜他，但亲近之后却难以持久相处。我猜想，绪林的许多朋友在和他接近到一定程度后都会遇到一些困难，在通往更加亲密的交往中，变得举步维艰或不知所措。我的一位学生说，“我们大部分人的心灵都会有那么个庭院，愿意让朋友进来喝茶聊天，江老师也愿意。而人心深处的那个小木屋，大部分虽然上了锁，但也有解锁的钥匙，江老师的却有点像死锁，或者连环锁，难以打开。”我自己最终也未能进入绪林心灵深处的“小木屋”。大概是因为愚钝，我找不到钥匙，或者因为畏惧，我害怕冒犯，不敢破门而入。是的，绪林的确有自己的朋友，也有过心爱的恋人。但他始终没有获得那种深入而持久的亲密关系，那种能温暖地滋养他、陪伴他和支持他面对内心孤独和焦虑的友爱与恋情，那种温润而强健的感情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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