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_逯耀东_9787522506593

司马迁撰写《史记》，达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标，他与《史记》的开创性价值不言自明。在本书中，逯耀东教授深入解读《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并寻绎《史记》全书架构安排、篇章联系、撰写方式及个别纪传背后的深意，抽丝剥茧，描绘出身处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如何借由《史记》的传世，既抒发自己不幸遭遇李陵之祸、受到现实政治无情摧残和压抑的满腔抑郁，又基于学术素养、太史职责、父亲遗命与自我抱负，完成自我超越的完整图像。

导言：抑郁与超越

汉武帝时代是一个空前变动的时代。

汉武帝自建元元年（前一四○）至后元二年（前八七），在位共五十四年。自建元元年（前一四○）至元封元年（前一一○），司马谈任太史前后恰三十年。司马谈卒后，司马迁继任太史，至征和二年（前九一）《报任安书》说：得待罪辇毂之下二十余年矣。武帝崩于后元二年，司马迁或也在此时前后不久弃世。

司马氏父子相继为太史，侍从武帝左右，或从巡幸天下，或侍议中廷，前后经历了整个汉武帝时代。司马氏父子因为职务的关系，久处于政治权力结构中心之内，他们虽然不是决策者，却亲历每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对这些重大历史变动，感受更深。而且记录与著述也是太史工作之一，因此他们感到有责任将这些亲历的历史变动记录下来。所以，司马谈临终对这个愿望仍念念不忘，嘱托司马迁他所欲论载的，亦即其个人所经历的汉武帝时代。其后司马迁继承其遗志，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开始撰写《史记》，其与上大夫壶遂讨论其所欲撰写者，也集中在他所生存的汉武帝时代。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过程中，因遭遇李陵之祸，内心郁结，反映在他的著作之中，让后人认为司马迁在《史记》里对现实政治微文刺讥，因而视《史记》为谤书。当然，司马迁在写作过程中，将其个人际遇的郁结，有意或无意融于《史记》中，也是非常可能的。至于微文刺讥，诽谤今上，即使他想这样做，在当时现实的政治环境下，却是不可能的。不过，《史记》虽非专为司马迁个人郁结而发，但司马迁撰写《史记》时，遭受现实政治的压抑，并且身受其摧残。如何超越现实的桎梏，在不触犯时讳的情况下，保留当代历史的记录，是司马迁颇费思量的问题，值得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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