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度过了万众一心艰难拼搏的2020年，我们迎来了2021年。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献词中所说的：“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我们克服了疫情影响，统筹疫情控制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果。‘十三五’圆满收官，‘十四五’全面擘画。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深入实施。”很显然，我们有效控制了疫情，因而也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事实表明，社会科学研究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语言学研究依然生气勃勃，因此学林出版社的年刊《汉语言学新视界》（2021）也按时出版了。本年刊遴选、收录了近两年（2019-2020）汉语研究中部分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专业论文，展示了近两年来汉语研究的态势和动向。总体来看，这两年的汉语研究呈现出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创新”，创新表现在积极探索汉语个性的过程中，研究范围和研究深度都进一步得到了有效的拓展。事实上，探索汉语个性不能停留在纸上谈兵，必须踏踏实实地落到实处，才能取得实实在在的创新成果。下面从几个方面分别加以阐述。
一
立足宏观层面，选择特定的视角来观察汉语个性，这也可以说是汉语研究的“顶层设计”，这对探索汉语个性来说，是极其关键的。
范晓纪念“中国文法革新讨论”80周年的论文指出：80年前的“中国文法革新的讨论”，陈望道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是这场讨论的发动者、组织者，讨论期间他先后发表了10余篇精彩的学术论文。他在《中国文法革新论丛??序》中提出了缔造汉语语法体系的指导方针：“根据中国文法事实，借镜外来新知，参照前人成说，以科学的方法、谨严的态度缔造中国文法体系”。这一方针不仅对当时的文法革新讨论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今天的汉语研究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其中“根据中国文法事实”是基本立足点。
沈家煊的论文“有关思维模式的英汉差异”立足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发现英汉两种语言思维模式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英语to be还是not to be，这是首要问题；汉语“有”还是“无”，这是首要问题。思维模式上，前者重视静态的“存在”、“恒在”，后者重视动态的“存现”、“变在”。2）英语noun和verb是分立关系，概念上“物”和“事”分立；汉语名词和动词是包含关系，名词包含动词，概念上“物”包含“事”。这代表中西方两种不同的范畴观，西方视“甲乙分立”为常态，中国视“甲乙包含”为常态。3)英语主要靠“主谓结构”（subjectpredicate structure）完形明义，汉语主要用“对言格式”(duispeech format)完形明义。这分别体现两种互补的思维方式——演绎思维和类比思维。文章着重说明这三个方面的内在联系，意在增强英汉对比研究的深透性和系统性，从而真正挖掘并发现汉语的特点。
陆丙甫、陈平的论文“距离象似性”，主张距离象似性体现了句法结构最基本的性质，侧重考察“距离象似性”原则在决定语言形式中所起的塑造或制约作用。作者对“距离象似性”及相关理论概念的起源、发展和表现形式作了全面的梳理，提出“距离象似性”是语言单位“组块”的基础，在大量跟形态、句法和话语结构相关的语言表现形式上起着重要的塑造和制约作用。论文考察的语言形式包括语法虚词（如汉语“的”）及英语有关介词的用法、词缀与词根的距离远近及两者关系的疏密、多项式状语和定语组成部分的相对顺序、句子成分之间关系的松紧等等，其中涉及的语言意义，既有语义、语用和认知意义，也有体现话语信息流特征的信息结构意义。作者的结论是：语言成分形式上的紧密程度和意义上的紧密程度两者之间，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在语言成分的意义与形式两者关系的问题上，象似性原则具有强大的解释能力，能概括、说明和预测许多重要的语言现象。
张伯江、郭光的论文“消极修辞的灵活度”认为，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提出修辞学两大分野：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此后学界对积极修辞的研究用力甚勤，着眼于修辞格和修辞方式的归纳与分类，曾一度成为汉语修辞学研究的热点，相比之下，消极修辞的研究就显得较为薄弱。作者尝试一种介乎语言对比和文辞推敲之间的消极修辞考量，藉以观察汉语的实质性语法特点、语篇特点和修辞精神。论文通过对《英轺日记》文白版本的对照，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一，从结构助词的使用看助词的多功能性与结构替代性；二，从处所介词的使用看时间空间表达的语法制约和修辞选择；三，从处置结构的使用看现代白话构式意义的浮现；四，从完成意义的表达看形态表达与意合表达的相映：五，从文言白话共同的短句倾向看汉语语篇的节律要求。这些观察对我们理解汉语语法修辞的强制性与自由度，了解汉语语篇的节律性要求，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崔希亮的论文“正式语体和非正式语体的分野”。作者指出，同语体的语法特性有所不同，正式语体和非正式语体的区别早就引起前辈学者的关注，不同的语体有不同的语法特性。在语体语法的研究当中，正式语体和非正式语体是两极清楚中间模糊的一对概念。正式语体和非正式语体到底有什么区别？这是很多研究者都希望搞清楚的问题。论文从文本形式特征的角度出发，抽绎出典型的正式语体文本和典型的非正式语体文本的属性特征，并对二者进行对比。研究表明，正式语体与非正式语体的区别表现在句子长度、语气情态、欧化程度、古今层次、熟语运用、零句与整句、儿化与后缀等语法层面，也表现在庄雅度、整合度、正式度和互动性等语用层面。
二
针对汉语研究的传统领域，立足新的视角加以反思并重新审视，从中发现汉语的个性，这也是很有效的“战术”，事实上很多学者在作这样的努力。
吴福祥的论文“汉语语法化研究的几点思考”认为，我们通常所说的“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实际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个是指一种特定的语言现象（尤其是语言演变现象），即语法范畴和语法成分产生、形成的过程。另一个指的是一种描述和解释语言现象的研究框架(research framework)，即通常所说的“语法化理论”，它主要研究语法范畴、语法成分的来源和演变，主要任务是描写语法范畴和语法成分是如何在时间和空间中产生和形成的，解释这些语法范畴、语法成分为什么是以那种方式被构造起来的。作者从普通语言学角度介绍语法化的若干基本概念和主要发现，并结合汉语实际讨论汉语语法化研究的若干视角和方法问题。论文认为，未来的汉语语法化研究，应该在理论语言学取向、语言类型学眼光、区域语言学视角和比较方言学等方面进一步坚守和深化。
王珏的论文“由功能模式出发研究语气词口气及其系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句末语气词（简称语气词）的功能模式出发讨论其口气及其系统，出发点是语调／疑问标记（简称疑标）和语气词的分工不同。论文通过分解语气词的功能要素构建出各自的功能模式：肯定语气词=（对命题）肯定及其强度+（对听者）提醒及其强度；惊讶语气词=（对命题意外性）惊讶+风格；确信语气词=（对肯定答案）确信+（对听者）态度；确认语气词=（对祈使语气）确认+（对听者）态度。在此基础上依据功能模式，在各自的原型语气结构的中性语境句里逐一对比各类成员的功能要素异同以确定其口气。并分别构建出4类语气词的口气子系统。
周韧的论文“汉语语法中的‘消失现象’与‘消失角色’”以生成词库论中的物性结构体系为背景，依据汉语语法事实，确立了一个与施成角色相对应的消失角色。物性结构的提出对语言研究来说是一大贡献和突破，对汉语语法研究启迪颇多，近十年来在汉语语法研究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作者认为汉语有着诸多与“消失”义紧密相关的语法现象，很多句法格式的合格性条件对“消失”义敏感。论文首先指出现代汉语双及物句、把字句、被字句和功用句中的“反施成”现象，进而建议在物性结构体系中设立消失角色，并由此说明消失角色在上述句式分析中的重要性。作者通过分析汉语事件化的“一个N”结构、汉语复合词中的谓词隐含与汉语作格动词的古今演变等语法现象，进而说明设立消失角色的必要性。
陶红印的论文“汉语会话中的分类行为及相关理论意义和语言教学应用”讨论汉语会话中话语行为的“分类”，“分类”行为包括明确或隐晦地将人或事物划分为不同类别的谈话活动。作者认为会话中的分类活动有比较系统的言语表达形式，内容上大致可分为三类：客观描述、主观分类和主客观混合分类。分类活动常常不单是说话人的个人行为，而是受制于多种互动因素。从互动功能上看，说话人常常不是为了分类而分类，而是利用分类这种手段表明自己的主观意愿或立场，达到与听话人的交互主观性。论文最后讨论了研究分类现象对于我们重新认识语言单位及其本质的理论意义，并认为事实表明，关注言语行为要求我们以一种更开放的眼光理解语言单位及功能。因为言语行为所对应的单位常常超出传统语言学所关注的语言结构单位，而这种视点无疑也需要我们通过具有高度互动性的自然谈话材料来考察语言现象。
宋文辉的论文“现代汉语中是否存在和话题分立的语法主语”涉及汉语研究中的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围绕主语和话题产生过很多争论，其中汉语在句法上是否区分主语和话题这个争议涉及因素最为复杂，可视为这些争议的代表。作者以此为核心，秉承“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观念，分析相关研究文献，以期对汉语句子构造的研究有所裨益。论文从对语法主语概念理解的准确性、证据和论证逻辑的合法性、理论的经济性等方面评估了相关研究。发现现代汉语区分语法主语和有标记话题的观点、现代汉语只有主语没有话题的观点，往往存在概念认识不准确、证据不合法、论证逻辑缺憾、把假说用作知识、理论不经济等问题。与之相对，现代汉语只有话题而没有语法主语的观点准确地把握住了现代汉语和印欧语的差别，更经济，且论证更容易成立。
三
以当代认知语言学研究为背景，构式语法已经逐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语法解析的理念及其范式，由于该理念和范式适合解释无形态的汉语事实，进入新世纪以来，借鉴构式语法的理念及其范式对汉语的一些典型的句式或结构式加以重新审视，发现了汉语语法的很多新的规律和特点，在汉语学界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严辰松的论文“论汉语带‘宾语’自致使动结式”认为，—般动结式VR表达致使复合事件，由动作（使因）加结果构成，其核心意义是受到影响的主体及其所经历的状态变化，“变元”加“变化结果”的“变化复合体”是任何动结式不可或缺的内容。作者指出，汉语中存在一类违反马真、陆俭明(1997)提出规律的动结句式，其主语所指是承载变化结果的主体，结语指向主语，然而在VR复合谓语后携带“宾语”。这一宾语是动词V在底层时携带的，因完整表达动作事件的需要提升至表层结构，置于变元移走后的空位上。它并不是动结句式的宾语，在其中也没有句法论元的名分。作者论述了这类动结式的构成、性质及其语法语义限制，并兼论马陆规律背后的理据。
王艳的论文“从周遍句看汉语OV语序的全量倾向”认为，周遍句中没有表示全量义的词汇性成分，“都／也”和O成分都不能独立表达全量义，OV语序是“都”表示“总括”义的条件，也是O成分固定量化义的基础。有些学者注意到“把”字句、“被”字句、“连”字句等OV语序句型具有全量义，作者通过对不含介词的OV语序受事主语句进行考察发现，汉语中的OV语序和VO语序在语义上表现出强烈的倾向性，即OV语序表示全量义，VO语序表示非全量义。OV语序是汉语表达全量义的一种句法手段，语序是一种弱标记形式，OV语序的全量义容易被表达部分义的词汇成分改变，周遍句通过结构固化的方式将OV语序的全量义固定下来，OV语序是周遍句表达周遍义的主要手段。
张云秋、高亮、王琛的论文“汉语双及物结构式的儿童语言习得”从儿童语言习得这个独特的视角考察汉语双及物构式，颇有特色。论文详尽考察了三名汉语儿童04；06岁前对双及物结构式习得的历时发展过程，发现儿童对双及物结构式的习得过程极为一致，都先从“给”字双及物结构式开始，并依次经历了独词、“给+R”和双及物结构式几个关键习得阶段。通过特定年龄段儿童产出数据和输入数据，作者发现输入的时量特征与产出的时序特征并非完全对应，用基于互动使用的频率特征对儿童双及物结构式的习得特征进行解释不够充分，而用生成语法的句法推导分析能较好解释三名儿童对该结构式的习得过程，即“R”的标示语属性和“给+R+O”生成的多次移位是前者优先习得、后者延后习得的原因。不过，作者同时认为双及物结构式的习得特征不能用单一的理论来解释，先天因素、互动输入及认知功能因素都与句法结构的习得有关，其中历时发展过程遵从先天的蓝图，同时也规定了输入在何时起作用。作者强调，儿童对双及物结构式的整体习得数据支持双及物结构式基于典型动词的概念投射基础生成的结论，也证明双及物结构式是一个原型范畴，给予义是双及物构式的典型意义。
四
西方语言有形态，结构解读讲究“形合”；汉语无形态，语义整合依赖“意合”，基于学界对此的共识，学者们越来越重视对汉语词类的重新审视，致力于发现词类的语义辖域，揭示词类的功能转换，注重词类的历时考察。
李天宇的论文“汉语运动事件词化类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在回顾认知类型学三个阶段发展的基础上，探讨汉语运动事件词化类型研究的相关问题，包括路径动词的判定标准，汉语中双框架结构和综合性动词，连动式和动补式的异同，连动结构和附加语结构以及虚拟运动。作者认为汉语路径动词应重新判定，具体表现为：综合性动词同时编码方式信息和路径信息，因此应区别于方式动词和路径动词；连动式内部VI、V2皆为可独立使用的动词，而动补式内部V2则语法化为不可独立使用的补语；在运动事件编码中，连动式体现了连动特征，而动补式体现了附加语特征；虚拟运动和具体运动在词化类型有所不同，因而值得将其二者予以区分。论文所做的讨论有助于厘清汉语运动事件词化研究中的相关问题，并界定传统汉语言学中连动式和动补式的异同，从而为汉语认知类型的进一步考察奠定基础。
侯瑞芬的论文“兼类形容词的语义倾向及语用动因”认为，兼类是汉语常见的一种现象，与形容词发生兼类的主要是名词和动词。有的学者将名词到动词的关系图示为：名词-非谓形容词-形容词-不及物动词-及物动词。可见形容词处于名词和动词之间，和名词、动词的关系都很密切，兼类形容词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的兼类形容词共有1298个，其中与名词或动词兼类的有1193个，占到了形容词兼类总数的91.9%。由名词和动词发展而来的形容词在语义上具有“表多”和“表好”的语义倾向，其背后的语用动因是标记理论和乐观原则。作者强调：了解兼类形容词的语义发展规律能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分析词汇的意义。
彭睿的论文“体标记‘着’语法化的重新审视”认为，“着”在现代汉语中有持续体标记和进行体标记两种功能，体标记“着”的语法化过程曾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对于“着”的这两种体标记用法的产生条件和环境，并没有取得一致看法，甚至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大相径庭。究其原因是学者们把观察重点放在形态句法特征的变化上，所以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如“着”的语法化条件和阶段等）没有取得一致看法。作者指出，“着”的语法化的临界性特征既有形态句法方面的，也包括语义语用方面的，这一演变最终是由语用推理来推动的，这是以往研究所未能发现的。持续体标记“着”来源于动词“着”，也是进行体“着”的直接源头，三者构成了一个复合语法化链。
综上所述，本期年刊所选的论文渗透着一个“新”字，凸显了学者探索汉语个性的可喜成果。对于汉语研究者来说，探索汉语个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新时代的历史使命。新任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的张伯江教授在第二十一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2020北京）的致辞中，概括了老一辈汉语学家朱德熙先生对于后辈学者的苦心嘱咐和殷殷期待，主要有三点：一是“要重视事实的研究”。科学是事实，事实都不研究，研究什么！语言事实讲多了，讲透了，本身也是规律；离开了事实，就谈不上什么规律。二是“用朴素的眼光看汉语”。对比汉语和外语的差异，寻找汉语自身的规律，这是所有研究者的共识。但用西方语言的眼光，能看到差异，看到汉语的特点，但远不如用朴素的眼光，可以看到更本质的汉语事实。三是“防止不知不觉受到束缚”。对来自国外的学说和方法不能过于迷信，有些研究的目的就在于把某个汉语现象列入语言共性类型分布中，好像不把汉语的每个事实都贴上西方语言的标签就心里难安。这种“不知不觉”的偏见可能是最值得反思的。很显然，朱先生的这些嘱咐，对于今天汉语研究者探索汉语个性，还是具有警示和指导作用的！
《汉语言学新视界》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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