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名、沈从文、卞之琳、林徽因、何其芳、汪曾祺，他们或为师生，或为友朋，彼此欣赏，声气相通，作品雅正隽永，魅力穿越时代。精选每一位作家个人特质的代表作，6人6本，构成纯文学的雅读系列小丛书，装帧风格协调，单本定价。
本书是雅读丛书之一种，精选卞之琳个人特质的代表作，如《圆宝盒》《断章》《鱼化石》《尺八夜》《地图在动》《窗子内外：忆林徽因》《还是且讲一点他：追念沈从文》等，诗歌、散文、小说皆为名篇，是读者了解卞之琳创作精华的便捷的读本。
冯文炳选集》序
人民文学出版社特约了冯健男同志为他叔父编一卷《冯文炳选集》，要我在卷头写几句话。这又是我作为后死者义不容辞的任务，且不论我够不够资格来担当和胜任与否。健男同志先曾找我恳谈过，提出了这个建议。的确，和他叔父历史较久的文学界相识，尚在人世的已寥寥无几，俞平伯、朱光潜等老先生都年逾八旬，就算我这个七十四岁人年轻了。
废名生前，特别在抗日战争前，好像与人落落寡合，实际上是热肠人。我在1933年大学毕业期间，在沙滩中老胡同他住处和他次见面，从此成为他的小朋友以后，深得他的盛情厚谊。他虽然私下爱谈禅论道，却是人情味十足。他对我的写作以至感情生活十分关注。1937年1月我从青岛译出了一部长稿回北平交卷，就寄住他北河沿甲十号前后两进的小独院，用他内院两（小）开间起居室一角的一张床。他寒假回南省亲，留下一个老仆看守，也预先允许我让莱阳回北平的何其芳（可能是回万县一行的中途）在他家和我一起住几天，就用他内间的卧室。不久我也南归，未再北返，北平沦陷了。全面抗战爆发后，我到内地，转辗各处，从成都到延安，从太行山到峨眉山，后在昆明教书六年，只知道废名早回了黄梅家乡，情况和地址不详，八年失去了联系。直到1946年，我随南开大学复员北返，才在北平见到他一两面，见到他十分高兴。后来我应邀去英国，从天津到牛津住了一年半，北平解放，我回国到北京大学教书，见到他更兴高采烈。但是当时我们不同系，大家都忙，很少接触。1952年夏院系调整，我被分配到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和外国文学所前身），当时正在筹建期间，我得机参加中国作家协会集中学习，然后下江、浙农村参加农业合作化试点工作近一年。废名北调至吉林大学。我们从此未再见面，由于我一向懒于写信，也未通音问。他病逝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事后很久才听说，更不清楚他的卒年月日。我们相处的日子实在有限，彼此也不相寻问身世，所以我本来不大知道他早年和避居家乡期间的生涯，也不大知道他的晚景，只是总信得过他的晚节。
废名过去似乎极赞赏陶渊明所说的读书不求甚解；我则天生不是做学问人，读书不求甚全。即使个人偏好的古今中外大小作家，我没有读完过全集，只有莎士比亚原文著作可算是例外。抗战期间，我以在大学教书当职业了，在这条路上不得不向上爬，才对有些专题多读了一些书，得鱼忘筌，也就当敲门砖抛开。1952年我从讲堂转到学院，总得做研究工作了，我才先下乡也带了一卷本莎士比亚全集，在插手奔忙农村生产组织起来的工作，时期较长，总有余暇，次读完了全部，回来才反复从面到点，参阅各家评论和提供的考证材料，算是钻研了两年（至于《红楼梦》、托尔斯泰的三部长篇小说、巴尔扎克等单部头长篇小说名著，当然不可能不读全）。废名的小说诗文，除了《莫须有先生传》，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多少。
现在健男同志精选了废名近三十万字的各类著作，并对他的生平作了较详的介绍，我就又情不自禁，不惜在亟待完成的本职工作及其他社会义务等交迫的困难条件下，见缝插针，通读了稿本，借以加深认识，温故知新。
回想起来，我的已故师友中，有两位为人著文，几乎处在两。而我和他们的私人关系和对他们写作情况等的看法，由此及彼，首先就有些难解难分的地方。这也许不免出人意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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