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尚书》汉字文化研究_翟明女著_9787214265852

本书共分六章，内容包括：“天”及敬天文化；“德”及明德文化；“罚”及慎罚文化；“民”及保民文化；“酒”及饮酒文化；《尚书》经典训诂的文化嬗变。

　《今文<尚书>汉字文化研究》成,将付梓,翟明女请我写个序,义不容辞,欣然应允。
　　翟明女入学前就研读过《尚书》,并在淮阴工学院开设过“《尚书》阅读和研究”课程,在我所有的博士女弟子中是唯一的,既无前行者,亦无后来者。《尚书》佶屈聱牙,人皆畏而远之,她却敬而爱之,非常之人方为非常之事,或以为奇。翟明女天资聪颖、思维敏捷、勤学好问,自然成绩优异。兼之行事果断、干净利落,举止有矩、言行得体,学院每每请她应对来客,客人常常好评有加。她读博期间先后主持学校的科研管理和党办校办的相关负责工作,又是父母的女儿、女儿的母亲、丈夫的妻子,角色转换,寒来暑往,辛苦异常,但她能享受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紧张,张弛有度、相得益彰。她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源于她自己主持的一个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而这第一部学术专著又基于她的博士学位论文。我见证了她博士生学习的全过程,是她博士学位论文的指导者,也是她第一部著作的第一个读者,心中甚喜。
　　《尚书》为“政书之祖、史书之源”,上自原始社会末期的唐尧,下至春秋时期的秦穆公,记录了上下数千年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它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面多棱镜,折射出华夏古老文明璀璨的不同侧面,产生了极为深远的文化影响。作为中华民族精神支柱的优秀传统文化,其肇端于尧舜禹时代,发展于夏商周时期。《尚书》与我国传统文化中诸多元素的形成与发展关系极为密切,承载着中国前“轴心期”(axial period)的文化形态,保存着优秀传统文化最为系统丰富的始创性论述。
　　汉字,是华夏文明最显著的标识,是优秀传统文化中极富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华夏文明的密码,又是打开优秀传统文化宝库的钥匙。汉字是独特的表意体系的文字,“字里有乾坤”“一字一世界”,其形音义及其发展演变蕴藏着复杂而神秘的文化信息。《尚书》是汉字记载的最早的政史资料汇编,不仅保存了汉字有些现已湮没无闻的构形义,也展示了汉字形音义演绎的各种路向。学术界公认可信度极高的今文《尚书》正是开展汉字文化研究不可多得的语言材料。因而,《今文<尚书>汉字文化研究》的选题既前沿新颖,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今文<尚书>汉字文化研究》立足《尚书》为政事史料的文本性质与“敬天”“明德”“慎罚”“保民”等核心思想,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先对今文《尚书》的文化负载字进行“竭泽而渔”的全面梳理和分类整理,再选取最能代表《尚书》文化特质又极具现代意义的“天”“德”“罚”“民”“酒”等汉字,进行“窥斑见豹”式的系统分析和专题研究。全书自此至彼,由表及里,层层深入,尽力探究这些代表字形义演变的历史轨迹及其承载的不同文化信息,以期在《尚书》汉字文化研究的系统性、方向性等方面筚路蓝缕、开拓创新。此外,全书理念新颖、思路清晰、观点正确、方法科学,既超越了传统的考据之学,又显现出当代学术研究之趋势,可为上古典籍的汉字文化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范式。
　　研究表明,今文《尚书》八成左右的“天”“德”“罚”“民”“酒”均出现于《周书》中。从《虞夏书》至《商书》再至《周书》,“天”“德”的意义均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内在张力,其中“老天”“道德”之义始终为核心字义;“罚”几乎涵盖从本义到引申义的所有义项,“处罚、惩罚”为基本字义;今文《尚书》中的“民”没有本义“奴隶”的语例,字义均为引申义,以“庶民”义为主;“酒”有名词“酒”与动词“饮酒”两种用法,前者居多。李唐以降,堪称《尚书》经典训诂之作的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宋蔡沈《书集传》和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既各自独立,又互为补充,共同构建了《书》学阐释的庞大话语体系。考察三者对“天”“德”“罚”“民”“酒”的相关训诂,比较分析,或可揭示汉语文化负载字系统形成的内部机制和外部原因。
　　今文《尚书》中“天”字共184见,反映了中华文化传统中“天”文化的构建过程。其意义有自然之天、神化之天和意志之天等。《虞夏书》《商书》主要把“天”看成是世人必须绝对服从的万物主宰;《周书》在敬天的同时,强调人为,力推明德尚德,关注民情民意。今文《尚书》“敬天”文化主要包括君权天授、行由天命、天监下民、天意可察、天命无常五方面,影响民族文化史极为深远。
　　今文《尚书》中“德”字共116见,《周书》凡88见。其意义有本义“升、登”、假借义“道德”、内化的“美善”、外化的“德政”“贤人”等。今文《尚书》中的“德”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褒义化倾向,而作为我国尚德文化源头的“明德”思想亦愈显清晰。《尚书》“明德”文化通过儒家的规范得以升华,明德尚德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显著标识。
　　今文《尚书》中“罚”字共48见,《周书》凡41见。其意义有罪、罚金、惩罚、刑罚四个义项。今文《尚书》“慎罚”文化主要包括敬畏刑罚、先教后罚、采用中罚、该轻则宽、当罚必严五个方面。“慎罚”是儒家刑罚思想的滥觞,后来逐渐形成了“德主刑辅”的基本架构,成为中华法系的基本特质。
　　今文《尚书》中“民”字共187见,《周书》凡144见。其意义有庶民、臣民、人三个义项,以“庶民”为多。今文《尚书》在天的视域下审视“民”,从超验的维度解答了执政者保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今文《尚书》“保民”文化着力从君与臣两个主体推动商周文化由“神本”向“民本”方向转变。
　　今文《尚书》中“酒”字共16见,其中有13次见于我国第一部禁酒令《周书·酒诰》。周初,酒被赋予新的内涵,成为关系王朝兴亡、个人命运、国计民生之物,当然也是饮而勿醉的祭祀之物、其乐融融的孝亲之物、饮而可醉的进献之物。周公的禁酒,体现的是理性对反理性的遏制而非剿灭,充满了浓厚的人文理性。
　　比较《尚书正义》《书集传》《尚书今古文注疏》对今文《尚书》中“天”“德”“罚”“民”“酒”的相关训诂,或可得知,时代发展,观点更新,文化对语言的干涉从更为广阔的范围更加深入。自唐至宋迄清,《尚书》“天”“德”“罚”“民”“酒”构字理据的象形意义和自然属性日渐式微,文字的理性意义和文化属性日益强化。
　　《今文<尚书>汉字文化研究》从“天”字开始论述,逐步过渡到对“德”“罚”“民”“酒”的分析,体现了一种逻辑上的体系性。天生万事万物,自然之天当可神化人化。“德者,得也。”德配天方能得,“德”也就具有合法性。“罚”列“德”后,恰恰体现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即德治法治,德主罚辅,相辅相成。“天”为民主,“民为邦本”;德罚兼施,“本固邦宁”。“天”“德”“罚”“民”属于观念形态的范畴,“酒”为日常生活之物。文化负载字的意义范围包含这两个方面,“酒”亦是沟通二者的中介。禁酒令体现“天”的意志,需要德罚相辅,方能利民,化解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凸显先秦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形成源远流长的酒文化。全书构思精巧,展现了一个首尾呼应的逻辑圆环,且叙述平实、考据扎实、分析缜密、论证充分。

　　我国古典文献最重要的部分是儒学元典,儒学元典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尚书》,又称《书》《书经》。唐代刘知几《史通》云:“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学者必先精此书,次览群籍。”(1) 清代段玉裁也指出:“经惟《尚书》最尊。”(2)
　　《尚书》,即“上古之书”(汉代孔安国《尚书序》),是上古时期历代史官编撰的君王的文告和君臣的谈话记录,也是我国最早的政事史料汇编。它是当时王室所藏的官方文献档案,大约在先秦就已经有了定本。《尚书》虽非成于一人、一时,但经过后人的重新删编,已经成为一部前后连贯、思想统一的整体性著作。作为儒家经典之尊,《尚书》记载的内容带有浓厚的儒家政治文化理想。而且,“经学者考订这些内容是由春秋时代或战国时代,有的甚至是秦代所编辑整理,当然不免留存着辑录年代的印记,但《尚书》仍然是一部我们研究三代的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是我们考察先秦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哲学、文学所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也是儒家经典中的重要内容,一直为历代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所必读的重要政治教科书”(3) 。《尚书》是语料价值与史料价值均极高的历史文本,“从根本上说还是客观世界的反映,说到底应该是历史本身发生了变化。直接、真实和系统地录下这种嬗变及其意识形态,使《尚书》富有有字可征的思想史滥觞价值”(4) 。
　　《尚书》在先秦时代已经是当时其他书籍尤为青睐的援引对象。陈梦家先生说:“《尚书》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先秦士大夫著书立说皆视为古典的训诰而加以援引”。(5) 据他的《尚书通论·先秦引书篇》的统计,《论语》《孟子》《左传》《国语》《墨子》《礼记》《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9种先秦书籍共引《书》168条。其中,《论语》有3次提到《书》,《韩非子》引《书》仅1见,其他7种书引《书》较多。作为我国政书之祖,《尚书》是治国安邦的重要参考,明太祖朱元璋曾专门命令儒臣把《尚书》中的一些重要篇章“揭于御座之右,朝夕观览”(6) ,“书于殿壁,朝夕省阅”(7) 。即便如今,《尚书》中的一些经典语句还常被领导人引用。
　　《尚书》的内容历史久远,影响深远。“尧舜时代是中华早期文明产生的时代,是华夏集团形成与连续性——从尧到舜到禹的发展时代,处于中华文明史的开端阶段。”(8) 夏商周三代,出现了被孔子称为“三代之英”(《礼记·礼运》)的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其中,周公旦是西周礼乐典章法度的制作者。周礼在夏商的基础上制定,丰富多彩得令孔子向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我国的传统文化,发端于遥远的夏商周三代,尤其是西周时期。所以,《尚书》与我国传统文化中诸多元素的形成与发展关系极为密切。它所承载的是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提出的人类“轴心期”之前的文化形态(9) ,“于传统文化诸元素之始创性论述最为广泛丰富,是华夏文明一些重要思想、理论、概念、观点的渊薮”(10) 。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甚至认为:“《尚书》一书可说牵涉到全部中国古代史,以至影响全部中国史。”(11)
　　以汉字“华”为例,它在今文《尚书》中一共出现了五次:
　　(1) 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皋陶谟》)
　　(2) 华阳、黑水惟梁州(《禹贡》)
　　(3) 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禹贡》)
　　(4) 南至于华阴(《禹贡》)
　　(5) 牖间南向,敷重篾席,黼纯,华玉,仍几(《顾命》)
　　例(1)是舜和禹讨论君臣之道时,禹建议舜要谨慎对待在位的大臣,舜表示赞同,认为大臣是得力的助手。比如,当舜想在衣服上展现图案时,大臣就将日、月、星辰、山、龙、雉六种图形绘在上衣上。其中,雉是华虫。
　　中间三例均出自《禹贡》。例(2)介绍了梁州位于华山的南部到怒江之间。华阳即华山的南面。例(3)讲的是大禹治山,从西倾山、朱圉山、鸟鼠山到太华山都得到了治理。其中太华是山名,即华山。例(4)是讲禹疏导黄河。通过治理,黄河从积石山开始,流向龙门山;再向南到达华山的北面;然后向东、向北,分成九条支流,再会合成一条逆河,流入大海。其中华阴指华山的北面。
　　例(5)出自《顾命》。周成王临终前命令召公、毕公率领诸侯辅佐周康王,第二天就逝世了。太子钊主持丧事,在祖庙接受册命仪式。《顾命》详细叙述了祖庙中的陈设。其中,门窗之间朝南的位置,铺设着双层竹席,镶饰着黑白相间的丝织花边,陈设彩玉、几案。文中的华玉即彩玉。
　　尽管“华”字在今文《尚书》中出现的次数不多,但已经可以看出其在词汇学和语法学方面的一些特点:从构词能力来看,“华”是一个不能单独成词的语素,必须与其他语素组合成复音词,在今文《尚书》中主要是偏正型的双音词。它可以承担所组词的部分基本意义,位置自由,可以前置,也可以后置。前置时,与“阴、阳,虫、玉”搭配,形成“华阴、华阳,华虫、华玉”的组合;后置时,与“太”搭配,形成“太华”组合。从词性来看,它可作名词、形容词。“华阴、华阳、太华”中的“华”都是名词,“华虫、华玉”中的“华”都是形容词。从意义来看,它可作山名,也可表示“五彩的”“多彩绚丽的”“彩色的”。“华阴、华阳、太华”中的“华”都是山名,指“华山”,“华虫、华玉”中的“华”,指“五彩的”“多彩绚丽的”“彩色的”。华玉即五色玉,郑康成曰:“华玉,五色玉也。”五彩是白、青、黑、红和黄色,从五行学说上讲,分别代表金、木、水、火、土,也可泛指各种颜色,如五彩缤纷、五彩斑斓等。“五行”是在后代形成概念系统的。从“华”的意义可以看出,“五行”这个重要的概念在《尚书》中已经出现了雏形,本指自然界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物质。汉代学者用“五行”解释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从而构成了中国古代历史哲学体系,形成了宣扬“天人感应”的神学史观。“五行”思想后来发展为“相生”“相克”两种逻辑体系,相反相成、变化无穷,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
　　“一字一世界”,汉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自身也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今文《尚书》中的每个汉字因其所在文献均熠熠生辉。从汉字文化的角度来看,“华”字反映了非常丰富的文化学意义,主要有以下三点值得关注。
　　一是“华”是“花”的本字,古代“华”“花”通用。“华”(華)本是个象形字,甲骨字形像一棵树上满是花枝的样子,本义是树木开花,引申为花朵。因篆文加上“艸”(草),也就变成了一个会意字。《说文解字》:“華,榮也。从艸,从。”“华”字有“花”这一义项,如《诗经·周南·桃夭》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以桃花起兴,开篇讲的就是桃花盛开、色彩明艳,与新娘两相辉映,烘托了一种欢乐热烈的婚庆气氛。
　　二是山名“华”源于“花”。华山,又称太华山,因其西有少华山,故称太华。《山海经·西山经》:“又西六十里,曰太华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广十里,鸟兽莫居。”华山是古代五大名山“五岳”中的西岳,在今陕西省华阴市南。“华山”的得名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因远望其形如花得名,一说是因其山顶池中生千叶莲花得名。可见“华山”之“华”虽读为去声,其义源自“花”。 “华阴、华阳”分别指华山的北面、南面。“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的说法,与我国处于北半球的地理位置有关。山的南面阳光很容易照射到,所以为“阳”,而山的北面阳光不容易照到,所以为“阴”;水在山间流淌,其南面一般都被大山遮住,阳光不易照到,所以为“阴”,反之其北为“阳”。华阴位于陕西省,本是春秋晋地,战国魏地,纳于秦后惠文王改名为宁秦,汉高祖八年(前199年)改称华阴,故城在今县东南。华阳,地名,今陕西省商县地,秦宣太后弟曾封华阳君,昭王曾立太子爱姬为华阳夫人。山水附近的地名由山名或水名加“阴”或“阳”字组成很常见,如衡山之南的衡阳、长江之南的江阴等。
　　三是以“华”修饰之物象征尊贵。“华”的本义引申出“多彩”之义。如《艺文类聚》卷九一引三国魏钟会《孔雀赋》“五色点注,华羽参差”。华丽多彩之物可显尊贵,在古代很受重视,所以“华虫”绘在上衣上,“华玉”陈于祖庙中。《说文解字》:“有足谓之虫。”《礼记·月令》:“虫是鸟兽之总名也。”汉郑玄注《周礼·考工记·画缋》认为“所谓华虫,在衣,虫之毛鳞有文采者”,即“五色之虫”。唐孔颖达疏《礼记·王制》:“华虫者,谓雉也”,“雉是鸟类,其颈毛及尾似蛇,兼有细毛似兽”,认为华虫就是雉,即人们俗称的“野鸡”。华虫也称“赤鷩”,即红腹锦鸡,羽毛鲜亮、兼备五彩。华虫是中国古代的服饰等级标志十二章纹之一,通常为羽毛五色的雉鸡,甚美,取其有文采之意,象征文采昭著,常被绘于古代冕服上。华玉,彩玉,又称“五色玉”。“玉得五色沁胜得十万金、千金难买五色玉”,玉经地下埋藏,渐渐会自然演化出各种沁色,一般有两三种,好的有五种,极为珍贵。所以,《顾命》中,太子钊主持丧事,在祖庙接受册命仪式时,华玉成为祖庙中的陈设之一。
　　《今文<尚书>汉字文化研究》将今文《尚书》、汉字文化结合起来,研究视角较新。具体来讲,本书以汉字文化为研究对象,以今文《尚书》为研究文本,探究今文《尚书》中代表性汉字形义演变所携带的文化信息、汉字在今文《尚书》中的用法与意义、汉字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以及唐宋清经典训诂所反映的文化信息等,以期在基于古典文献的汉字文化研究的系统性、理据性、示范性方面有所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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