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散文集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作者通过白描的手法，书写了雪域高原上，自身与亲人、原住民之间的感人故事，第二部分，作者似一株雪域红柳，在荒凉贫瘠的土地上肆意生长，荒原、雪域、原住民和过往的生命所演绎的悲欢离合组成了岁月的记忆。第三部分则是作者用自身最卑微的感受，记录在行走和迁徙途中所遇见的人间真爱以及生命途中所经历的沧海桑田。
凡是在青藏高原生活过的人几乎都知道一种生命力很强的植物，那就是红柳。红柳不是因为红军长征路过而得名．它与红色文化，与政治毫无关系，它就是生长在高原的、贫贱的木本植物。我们还可以这样叙述：在严寒的高海拔区域，松树、柏树这类不畏寒冷的针叶科树木也不能生长了，它们在更低的海拔区域独生或成林。唯有红柳跟荒一起生长，它几乎是原或雪线冰川以下生长的树木。它们沿着水边、沼泽，抑或潮湿的地方顽强地生长着。它们的叶片青翠而有力，它们的身躯挺拔而不伟岸，它们让所有的高原人刮目相看，它们默默地告诉世界，它们不是荒，它们是高原的树木。而它们枝干的颜色红红的，像初升的太阳，也像清晨的朝霞，大家都简单地叫它红柳，红色的柳树。如果在这个海拔区没有红柳，我们甚至可以武断地说这里没有树木。辽阔的若尔盖原有很多这样的红柳，我们也对它们充满了情义，它们是我们这些内地来到高原的人对森林和泉水的向往与记忆。而作家文君．自比高原红柳，并且让这些红柳扎根在心里，生长成为一种精神，随她遍地发芽。
我与文君的友情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一起在偏僻的若尔盖巴西中学读书，在巴西的山里挖药、捡蘑菇、挑野菜，一起偷了家里煮熟的牛肉、土狗肉跟伙伴们分享。那是一个灰色的时期，我们需要诸如挖药、捡柴来添补家里的困难。那时，我甚至认为她的家境比我们好，我没有在她的脸上、语言上感觉到贫困、苦难。文君的父亲和母亲，还有他们所有五个姊妹我全都熟悉，然而直到2013年若尔盖建县六十周年时，我无意间阅读若尔盖编辑出版的《图说若尔盖60年》书中的一篇小文章《钢铁脊梁》时我惊呆了，我居然一点儿也不熟悉文君一家人!而这时候距离我认识文君时已经过去整整三十五年了。面对这个时间，我甚至不能谅解自己的粗心和无知。他们一家高风亮节，普普通通．其气节和克服苦难的勇气堪称高原红柳!
文君的父亲1933年出生于四川射洪县金山，1953年参入若尔盖地，那正是筹备建县的时间，高海拔寒冷和土匪猖獗是那个时间的，我能想象当时生活生存的艰辛。因为在此后的三十年之后的20世纪80~代初中期，我在若尔盖县城的大街上行走时，夜晚还亲眼看见过饥饿的狼。文君的父亲先后给建县起的j任县委书记当过勤务员、警卫员和通讯员，亲自参加剿叛和初期政权建设，后来因公负伤差点儿丢了命，在甘肃陆军医院抢救落下终生残疾，医院给他特制了一个钢架背心，可他出院后一样地拼命工作，终因伤病和劳累过度于四十八岁时离开了人世。文君的父亲是一个好军人、好干部、好父亲和好丈夫，他们夫妻俩生养了五个孩子，家庭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更何况他还是个残疾人。领导和组织上多次要给他在成都和州府重新安排工作，拨款补助，他都坚决地拒绝了。更有甚者，他还在巴西周边的藏寨里认养了五个干女儿。我真不知文君他们这些孩子是怎么活下来的，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文君的父亲，他可是三任县委书记的勤务员、警卫员、通讯员呀!可喜的是文君的姊妹们个个都长大了，都参加了工作，文君的大弟弟当上了邮政部门的局长，文君排行第二。成了诗人和作家。
嘎玛日吉
天气一天比一天热起来，邻居扎西朗杰大叔的老婆朗
姆姨隔三岔会到门前的小溪边梳洗头发。她那漆黑的
长发，沾满溪水湿漉漉披在身后，在初升阳光的映照下，
像一匹闪闪发亮的黑色绸缎。明亮照人。
我常常跟在她身后，看她把半干半湿的头发编织成无
数的辫子盘在头上。很多时候，朗姆姨坐在河边坝里，
慢悠悠地从怀里取出一个小布袋，里面有许多扎成一小束
一小束的彩色丝线，丝线末端系有珊瑚、松石、小海贝等
饰物。她将这些丝线夹杂到头发里编成辫子盘起来，珠帘
一般悬挂在头上，人一走动，珠帘摇曳环佩叮当的，煞是
好看。
邮电所初建时，整个支局所就父亲一人，随着电话线
架通各乡村，守候交换机、送报纸、维护电话线等，父亲
一人实在忙不过来，县局通知赶紧招收几名工人。扎西朗
杰大叔就是这个时候由父亲推来的线务员。
年轻健硕的扎西朗杰大叔身高有一米八二左右，满头卷发，一双漆黑深邃的目光点缀在刚毅的脸上，透着一股子机灵劲。
父亲是在查线途中遇见他的。当时父亲正在电线杆上接线，手钳滑落地面，正准备下杆捡拾时，扎西朗杰大叔恰好路过，见此情形立马捡起手钳，双手抱杆，刷刷刷，几下便徒手攀了上去。“阿罗，咔唑咔唑(朋友，谢谢)。”父亲用藏语道谢。
“不用谢”扎西朗杰大叔却用标准的汉语答到。看父亲惊讶地盯他，扎西朗杰大叔咧开嘴笑了笑，手微微一松，人便顺着电线杆滑落到地上。
看这麻利劲儿，父亲心里暗喜，县局让物色乡邮员、线务员，这小伙不正是人选吗?
父亲赶紧下杆与之攀谈，得知扎西朗杰大叔系阿西茸的乡民，便询问有心当线务员不，扎西朗杰大叔一听，自然乐得合不拢嘴。没几日，扎西朗杰大叔便拿着公社介绍信到邮电所报到上班来了。
随扎两朗杰大叔来区公所的自然还有他的妻子朗姆姨。
新搬来的扎西朗杰大叔家与我家门挨门不到一米。朗姆姨初来，因不擅汉语，常窝在家里不出门。他们家不时冒出一股浓浓的藏香气味。不知为什么我喜欢那种味道，有事无事便趴在他们家门口向里张望。朗姆姨每次看见我趴门口便会招呼去，不是给我一把炒胡豆，就是给我一把扎西朗杰大叔查线时顺路摘回的野果子。我边吃边听朗姆姨叽里咕噜说话，可她的汉语实在差劲儿，我连猜带蒙还是经常弄岔她的意思。
那会儿山寨里的藏胞很少洗脸、洗头、洗澡啥的，一身衣服穿上身，基本上是不会脱下浆洗的。记得那时候，区公所里的人早起洗脸刷牙，常引得路过的藏胞讪笑。他们只是在劳作之余，偶尔来到山溪边，也不刻意洗漱，只是双手捧起溪水在脸上随便抹抹。在强烈紫外线的照射下，他们的脸色大都呈紫红色或古铜色。只是这朗姆姨的皮肤却格外白皙，与本地藏胞的肤色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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