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伦文物考古文集_ 王士伦著_9787501069033

　　20世纪60～70年代，浙江从事文物保护工作的专业人员极少。王士伦甘于寂寞，孤军奋战，躬身力行。改革开放后，基于事业发展之需要，王士伦对专业人员的培养充满紧迫感。1980年，王士伦主持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绍兴县开展的“四有”工作试点，探索文物保护单位建档工作经验，培养了一批专业干部。1982年，王士伦主持湖州飞英塔维修工程，有意识地整合省内的力量，并将其作为培养和锻炼浙江文物保护工程队伍的重要实践。这是浙江以自身力量组织维修工程测绘、方案设计与施工的大型文物保护工程。通过这些项目的实施，培养了一批文物保护设计、施工力量。在王士伦的努力之下，浙江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基础性工作迅速恢复并发展。1984年，王士伦创办了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前身——浙江省古建筑维修技术服务部，这是浙江从事古建筑维修设计的专业机构。如今，浙江省古建筑研究设计院已是国内文物系统重要的文物保护专业技术队伍。

　　王士伦先生（1929-1998年），是浙江文物界德高望重的前辈，也是毕生从事文物考古研究的学者、专家，对浙江文物保护事业贡献卓著。他先后供职于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保护室主任、副所长、所长、研究馆员，兼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文物保护学会理事、浙江省考古学会副会长、杭州大学教授和浙江省第五、六届政协委员等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王士伦先生出生于浙江黄岩，父亲是上海基督教伦敦教区麦伦书院教师。兄弟姐妹六人，唯其子承父业，人读温岭师范学校。1947年因父病逝，家庭陷入困顿，不得已辍学，遂虚报年龄，开始教书生涯。仅一年余，先生即失业。其时，恰逢新中国成立，先生报考绍兴地委公安署任秘书，加入革命队伍。未几，抽调至华东革命大学任政治教员。
　　1953年，国家建设百废俱兴，先生被组织从华东革命大学浙江分校调至省文管会，师从邵裴子、朱家济、陈训慈诸先生，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文物考古工作者中的一员，开启了其毕生从事的文物考古工作生涯。其时，浙江省文管会分为调查组与研究组，分别由沙孟海、朱家济负责。先生被分配在研究组，追随朱家济开展工作。1954年，先生参加由北京大学、文化部、中国科学院举办的中央考古培训班第三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受郭沫若、裴文中等名师教导。数月高规格、高标准的考古专业培训，启蒙了先生的专业知识，更培养了他多视角、深层次思考问题的能力。同年返浙，先生即主持了绍兴漓渚古墓葬的发掘工作。
　　先生最初以中国古代铜器和甲骨文、金文为研究方向，同时涉猎古建筑、石窟造像、瓷器、钱币等领域，专业研究侧重考古学。1955年，先后在《考古通讯》《文物参考资料》上发表《绍兴漓渚考古简报》《谈谈我国古代铜镜》《五代吴越文物——铁券与投龙简》等论文，并参加由朱家济主编的《西湖石窟艺术》（浙江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的编撰工作，学术生涯由此起步。1956年，先生主持金华万佛塔塔基文物的清理工作，出版《金华万佛塔出土文物》一书，对出土文物年代和价值进行研究与考证。这一时期，先生开始对浙江历史文物遗存进行较全面的实地调查，涉及古墓葬、古建筑、瓷窑址、铜镜等及地方史与文物古迹的调查研究，发表了一系列与铜镜和浙江文物考古相关的论文。重要的有：1957年发表于《考古通讯》第2期的《浙江萧山进化区古代窑址的发现》，这是讨论浙江最早发现的战国时期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共存的窑址；1958年，在与著名青铜器专家陈梦家多次书信交流请教后，出版《浙江出土铜镜选集》一书，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考古工作开展以来，最早问世的铜镜图录，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至今仍为研究古代铜镜的代表性著述。先生的学术理想与人生志向由此逐渐明晰，学术悟性初露端倪。
　　1963年，先生与朱伯谦合作发表《浙江龙泉青瓷窑址调查发掘的主要收获》（王士伦为执笔者），对1956-1961年龙泉窑址调查与发掘的主要收获进行系统阐述，这成为该时期龙泉窑考古的重要成果和研究龙泉窑的重要文献。先生作为文物考古学家，深入考证问题，立论有据，辨析缜密，旁征博引，对考古遗存进行系统梳理，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历史文献，进行专题研究，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科学资料与依据。先生凭着超强的自修能力，学用结合并常年坚持写作，积累了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工作经验，为日后的学术成就与事业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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