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学的同时代批评
《80后少数民族作家群研究》序
刘大先
2017年4月10日，我去南宁参加《民族文学》杂志社联合广西民族大学、广西作家协会在南宁举办的少数民族80后90后作家对话会。记得当时有蒙古、回、藏、苗、彝、壮、布依、满、白、土家、哈萨克、黎、佤、畲、东乡、达斡尔、羌、仡佬等民族的青年作家参加。李晓伟那时候已经博士毕业在山东理工大学任教，没有参加，不过这倒不妨碍他在《80后少数民族作家群研究》一书的材料搜集80后的主要少数民族作家几乎全都有所涉猎。
晓伟曾求学于兰州、南京，又到淄博工作，选择少数民族文学这样的题目应该与他的出身背景有关。这个来自大理的白族孩子平日沉默寡言，但是我有时候能在他的社交账号上读到他充满个性与内在激情的文字。尽管早已离开故乡，但他始终没有忘怀边地与边缘，同时他自己也是一个80后，与他的对象同步前行，所以这本书也是同时代批评的一个案例。
作家的代际划分无疑是一种现代时间观念，暗示了一种年代更迭所带来的技法与观念的转移，指向于对变化的认知与渴求。但是，并非在当代写作的作家及其作品就一定是当代的，后一代的作家作品也不一定就会区别或者超越于其前辈，这是文学的特殊性，不同于科学技术上进化式的更新换代，它带有一种夹杂着滞后性与恒久性叠合的特质。滞后性指的是生活与文学之间的不同步，因为审美创造需要一定的时空距离感；恒久性指的是好的作品即便从具体事物出发，但总会（意图）超越于一时一地的特殊性。因此，某个代际，尤其是以十年为标识的代际比如70后或80后可能并不能明确显现出某种群体特点，但词语与概念往往具有约定俗成的效力当媒体乃至专业期刊都在使用，并且有学者不断对其进行阐述与解释时，它也便具有了实在性。
一般而言，80后作家初指的是在20世纪末伴随新概念作文大赛、互联网与商业营销策划所涌现出来的青春文学，他们或多或少具有某种共性，带有散淡的共同体意味。但随着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生态场域的变化，80后更多成为一种客观时间的标记，也就是说，尽管主观上有着种种观念上的期待，客观上它成为一种被武断抽取的时间切片，用以命名与观察特点年龄段的作家们的创作与活动。在这个客观截取的时间段中，不同的写作者可能与时代同频共振，也可能迟滞迂回，也许有着相似的感受方式与表述形式，更也许不过是在纯粹偶然性中成为同时异代者。晓伟并没有纠结在代际的概念纠缠当中，事实上，他只是将其挪用过来。他很清楚所谓的80后少数民族作家与整体分享着相近的特质与资源，但因为他们特殊的民族身份和文化背景，而逐渐生发出更趋多元的写作向度。
全书分为五个章节，章代际浮现的常与变就是体现出在时代共性标签中作为少数民族写作者的生长性，他们很多从青春文学起步，呈现出另一种青春的面貌，同时也逐渐探索自己的叙事结构、讲述声音与美学风格。第二章大、小乡土之间也有着类似的情况，80后少数民族作家身处城乡变革剧烈的时代，同样感受到普遍性的大乡土现代性转型。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文化中对于自然万物的神性崇拜使得这些作家们与泥土的联系会更加的别致；另外，由于少数民族身上特有的边地色彩使得他们的创作本身就有着别致的韵味，不但在文化书写方面提供了与中原不一样的民族民俗、风情，而且边地的雪域高原、崇山峻岭以及神秘巫医等等也都展现出能与主流拉开距离的独特的审美风韵，这是一种不一样的乡土风景。同时，在他们异域眼光的打量中，更能对古老的中华大地作出深刻剖析，也就是说，这样的风景也意味着是某种深刻。这样独特的风景源自边地的独特，每位作家触摸到的都是属于自我的故土家园，从这里生发的文学也就构建出了他们自己的一方文学地理。我认为晓伟对小乡土的发现是有意义的，往往我们无所用心的套用乡土中国的说法的时候，可能不自觉地同农耕文化关联在一起，但是事实上中国不仅仅有农耕文化（这其中还包含稻作为主与麦作为主的差别），还有游牧文化、渔猎文化，只有形形色色的乡土辐辏在一起，才构成一幅完整的中国文化版图。
如果说前两章主要着眼于题材，那么第三章讲故事的人、第四章多维的现实和第五章边缘书写的活力则着重于形式与主题。晓伟敏锐地发现，80后少数民族作家的写作走出青春成长故事、走出代言体的寓言写作，开始讲故事，通过故事的讲述也即对自己民族传统中天然神性的书写，透射出了民族志书写的雄心壮志，从探寻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开始，终他们将要完成的是对我往何处去的解答。这种说法不无拔高之嫌，但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期许，就同时代批评而言，是与作家一起寻找方向。通过对小说、散文、诗歌乃至报告文学文本的解读，晓伟将80后作家所呈现出来的现实的多重褶皱厘析出来，其中还有关于性别书写的独特见解，并且将目光伸展到了海外题材书写。后还附有几位作家的访谈录，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他的扎实与诚恳。
本书涉及的80后少数民族作家、诗人，有白族的冯娜、鲁娟、何永飞、李达伟，蒙古族的陈萨日娜、鲍尔金娜、陈璐，回族的马金莲、石彦伟，畲族的朝颜，彝族的包倬、阿微木依萝、加撒古浪、阿索拉毅、英布草心、吉克阿优，满族的周子湘、杨蓥莹，达斡尔族的晶达，土家族的陈克海、向迅、米米七月、陈丹玲，藏族的拉先加、雍措，哈尼族的秋古墨，佤族的张伟锋，羌族的羌人六，壮族的陶丽群、韦孟驰，哈萨克族的艾多斯·阿曼泰，仡佬族的弦河，台湾原住民布农人作家裴立安等，其中不乏鲁迅文学奖、骏马奖得主。我陆续参加过第十一届（2016年）、第十二届（2020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选工作，从2016年开始就有一个直观感受，70后、80后日益成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代际更替基本上到2020年已经完成。这当然是自然时间带来的结果，但也显示出80后少数民族作家确实无论从数量还是体量上来说，都已然成为一种可以独立讨论的群体。
晓伟此书的好处是没有刻意寻求某种民族性，而是径直从这些少数民族作家的文本出发，即无论他们的作品是少数民族题材还是非少数民族题材，都一视同仁，而只是将少数民族身份作为讨论对象的选取标准。这符合当代文学批评的客观性，而没有将少数民族文学狭窄化，也就意味着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都是同时代人，面对的是同样的时空、科技、人文与生活现实。需要指出的是，他所谈论的对象其中有许多显然是无法经典化的平凡之人与平庸之作，也恰是在这样的地方显示出一个批评家的职业道德：他不能仅仅凭借某种单一的标准选择那些好的作品，也要关注那些一般的、普通的作品，唯有如此才能展示出一个时代真正意义上整体的文学风貌与文化生态。
几年前，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过少数民族文学的内卷化问题，意指那种日益收缩、向内生长的现象，在创作上的具体表现为题材的窄化，情节结构的套路化，人物形象的扁平倾向，美学风格的自我风情化，价值理念的偏狭。比如，新世纪以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经常可以看到某些模式化的现象：历史叙述接受新历史小说所形成的那种个人主义史观，以家族史、情感史、生活史取代此前的革命史、斗争史和解放史，并且将族群与地方结合，形成与中华民族和国家的映照结构，从而割裂了具体族群与整个国家历史进程的关联，成为一种封闭叙事的想象套路。现实题材作品则更多聚焦于现代性流播之于边地、边疆的少数民族既有传统的冲击，它们往往会以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结构出现，乡土、族群、血缘、族群共同体在叙述中成为现代化的牺牲者，其情感结构以对旧有文化的怀旧与缅怀、对新兴文化的怨恨与感伤为主。在影视文学和诗歌之中，源于民间口头传统的滋养作为精神与技术资源依然存在，但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观念的加持，往往对某些已经过时的东西不加辨析与批判，在风景与意象的营造中落入到刻板印象之中，经常出现的是陈腐的观念与内容。八十年代盛行一时的魔幻现实主义至今依然是少数民族小说中常见的手法，本来作为未被工具理性所驯化的诗性思维或者元逻辑，魔幻与超现实手法有其合法性，但在具体作品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无所用心的挪用，很多时候不过是观察中偷懒和表述中惰性的表征。
80后少数民族作家多少也存在着这种内卷化情形，以至于有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与评论者在方法与理念也不自觉地内卷了，机械套用身份认同、族群理论，方法论陈旧，缺乏范式转型。晓伟采取的是通行的当代文学研究方法与观念来观照80后少数民族作家这一家族相似的群体，并没有陷入到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单一想象之中，从而有效规避了上述问题。他所显示出来的全面的把握、同情的理解与明确的问题意识，反馈给作家们，清晰地勾勒出了他们所处的语境与位置。相信假以时日，能够对青年一代少数民族作家起到良性的影响效果。
是为序。
2021年5月28日于北京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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