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艺的重建（1949—1956）（微光·青年批评家集丛（第三辑））_王秀涛_9787532177295

中国当代文艺的发生既是新的秩序、制度和组织建立的过程，也包含了对旧文艺因素的改造利用。本书关注新制度如何规划、改变城市原有的文艺生产格局和秩序，以及在此过程中城市旧文艺与新制度之间的对话、妥协等复杂的内涵，通过这些以往被文学史叙述所忽略的内容，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确立提供另一种可能的解释。

绪论

随着军事上的不断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逐步由农村转向城市，文艺建设的重点也随之转向城市。面对城市的复杂状况，尤其是国民党统治下所遗留的各种制度、机构，中国共产党对包括文艺在内的整个社会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也面临着适应城市新环境的问题，如周扬所说：我们自己有些文艺工作者对的文艺思想也产生了一些模糊的认识，进了城以后，生活环境安逸了，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倾向：脱离了生产、脱离了群众生活，脱离了实际斗争。有的甚至在入城以前就发生过动摇：认为我们解放区搞的这一套譬如秧歌等，进了城就吃不开了，相当没有信心。当然，我们不是说解放区那一套都好，我们承认是低级的东西，但那是人民的东西，是代表正确方向的东西，是有前途的，在城市也是吃得开的，事实也证明在城市是吃得开的，受到广大人民一致的欢迎。
周扬的说法无疑强调了文艺新方向的不可动摇，但也说明了新文艺进城后面临的形势以及文艺工作者面对城市所产生的疑惑。由于全国胜利之后，我们进入城市，以及在政治上和资产阶级合作，我们周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增大等原因，加强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成为了我们文艺工作上更迫切、更严重的任务了。城市中大批没有经过思想改造的文艺工作者把他们各种各色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都带到了革命文艺队伍中来，而一些经过初步思想改造，但保留了较多旧意识的文艺工作者进入城市之后又很容易地接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由此可见，进城之后的革命文艺面临着两大困难，一是革命文艺能否在城市中扎根落地的担忧，二是文艺工作者有被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风险。因此全面适应和改造新的环境，用革命文艺的基本原则来改变城市文艺的原有结构和发展方向，就成为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文艺建设的必要工作。城市文艺改造的基本内容是除旧布新，一方面改变原有的城市文艺的格局，另一方面通过建立新制度来规范文艺的生产和传播，为文艺工作者提供制度性的指导，以建设符合新的文化、道德要求的文艺。
城市文艺改造作为当代文艺建设的重要内容，无疑是转折时期文艺重建必不可少的环节。但目前的研究并不充分、不系统。张均的《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66）》、张霖的《新文艺进城大众文艺创研会与五十年代北京通俗文艺改造》等对此有所涉及，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洪子诚、王本朝、程光炜、吴俊、黄发有、张柠等人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的研究已为学界所公认，尤其针对上层文学制度设计及其对文学发展影响的阐释，对于城市文艺改造研究中的新制度建设的相关内容具有充分的借鉴意义。目前对城市文艺改造的研究多的大多集中在人与文两个层面，即知识分子改造和戏曲改革。前者如于风政的《改造》等集中探讨新中国成立后的知识分子改造问题，对改造的背景、过程、原则的阐释可供参考。后者如张炼红的《历练精魂新中国戏曲改造考论》，张莉的《红色神话演译之路17年（19491966）戏曲改革研究》，何其亮的《个体与集体之间：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评弹事业》，白永华的《福建戏改：国家与民间》，张艳梅的《新中国戏改与当代越剧生态》，周涛的《民间文化与十七年戏曲改编》等，从改人、改戏、改制的角度讨论新中国成立初的戏曲改革。此外，历史学界关于新中国成立初的社会改造研究可资借鉴，如阮清华的《上海游民改造研究19491958》、朱晋平的博士论文《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对私营出版业的改造》等，视角、方法都可参考。
在学界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本课题试图通过城市文艺改造来发掘当代文艺发生的根源，通过旧文艺与新制度之间的关系更全面地理解当代文艺的生成过程。一方面，关注国家政治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新制度建构和治理。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文艺改造根本的在于制度上的变革，在文艺生产、传播、接受、组织管理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是旧文艺转变为新文艺、获得存在合法性的基本前提，藉此国家建立统一形态的文艺体系；另一方面充分注意这些制度是如何规划、改变城市原有的文艺生产格局和秩序的，以及在此过程中城市旧文艺与新制度规范之间的博弈、妥协、抗争等复杂的内容。城市文艺改造是国家文艺制度设计的重要内容，但也是被改造者的历史，他们也有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与追求，并在不同的形势下做出认同、抗争等不同的回应，加之地区、行业对新文艺理解的不同，造成了波动、差异等多种景象。因此课题也展现了市民阶层的阅读趣味、旧艺人生存方式和文化心态、旧文艺的生产和传播等方面的复杂状态和深层结构，进一步丰富了当代文艺发生期的历史内涵。同时通过具体的案例，比如革命文艺进城、次文代会的相关活动来说明当代文艺的整体方向，为城市文艺改造研究确立更为明确的历史参照，更为深入的呈现除旧布新、由旧转新、新旧杂陈的历史情境。
在具体内容的论述上，本课题着重突出此前当代文艺叙述所能忽略的地方，发掘历史的细节，从中发现历史发展的推动力和可能性。以城市文艺改造为核心内容，但同时又不把城市文艺改造进行孤立的研究，而是置于历史转折、当代文艺发生的整体性背景下确立其过程和意义。
首先，追溯在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之前，中国共产党在接管城市时对城市文艺进行的初步管理和组织。一方面接管城市时对文艺机构、设备等方面的接收和利用，以及对旧人员的留用，为当代文艺的建立提供了物质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城市接管也是当代文艺的一次预演，并提供了政策上的准备。伴随着军事的胜利，延安文艺作品也随之进城，通过革命文艺的大规模演练和推广，宣告了当代文艺的应该具备的素质和此后发展的方向，尤为典型的是《白毛女》走向城市的过程，也是延安文艺逐步占领城市文艺阵地的一个缩影。还有，接管时期对城市文艺进行了初步的管理登记制度、对不良作品的禁止，以及对所接收机构、组织和人员在思想和业务上的领导，都和此后的文艺发展方向存在内在的一致性，也不断地强化着这个方向。
其次，把城市文艺的改造置于当代文艺的整体方向中来考察。城市文艺改造附属于中国共产党整体的文艺设计以及对于城市文艺发展的想象，是当代文艺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和整个制度性建构是不可分割的。在这一过程中，解放区文艺的生产方式、组织方式作为典范构成了城市文艺发展的样本，并相继走进城市，成为供借鉴、学习的对象。次文代会的筹备过程中，对解放区和蒋管区有着截然不一样的态度，蒋管区城市的文艺在新的文艺建设中注定要被改造。同时，次文代会通过招待代表的演出，组织上演很多经典的作品，无论是组织方式，还是具体的剧目，都意在通过具体的示范来传达当代文艺发展的发向和道路。此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统一全国文艺的一次组织行为，在整体设计和具体行为上都是制度化的，此次文代会建立的各级文联及其会员单位，也为城市文艺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预示着此后城市文艺的发展将摆脱以往的混乱无序状态，走向组织化的道路。
再次，着重把握城市文艺改造中的制度性变革，尤其是文艺生产和传播层面的改革与建设。城市中的旧文艺有着相对成熟的生产、传播机制作为支撑，也有着强大的读者消费群体，革命文艺初进大城市时，甚至无法与之抗衡，但其生产方式和内容与新中国的文艺是相背离的，被视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体现，也有封建思想的残余，因此必然要按照新的政治诉求重建生产和传播的体系，对民营出版社机构如宝文堂书店的改造，改变了通俗文艺生产的内容和方式，通过大众文艺研究会、通俗文艺出版社等机构与之合作，成为生产新的通俗文艺的重要阵地。同时对对城市旧书摊地改造，以及城市中留存的不符合社会主义文化、道德要求的荒诞、淫秽、反动图书的处理，都意在对城市文艺进行清理，在源头上重新建立新的文艺阅读的内容和方式，使大众文艺的接受起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还有，在更为宏观的格局中考察城市文艺改造的新旧之变以及相应的途径，选取文艺改造中的典型个案，着力探讨改革的方式和方向。旧艺人的改造是作家队伍重建的一部分，次文代会代表的产生其实确立了对作家的资格要求，旧艺人作为可以改造和依靠的力量，被纳入作家队伍之中，当然必须以思想改造和业务训练为前提，相比之下，以中央文学研究所为代表的新作家的培养才是作家队伍建设更为重要的内容；在戏曲改革中，剧场汇集了演员、班社、戏曲组织等多种力量，对它的改革能够抓住戏改的核心问题，从华乐戏院到大众剧场的的变革中，通过重建演出秩序，树立了新剧场为人民的宗旨，与三行、经励科等旧制度的斗争，重建与剧团的关系，无不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经营方式和大众、人民至上的阶级性；新中国成立前后，传统国画也经历了一场蜕变，其思想、趣味和技术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的时代要求，无法为新社会服务，国画的改革势在必行，更加贴近人民、时代和现实生活的新国画的产生，预示着国画的新生和城市文艺的转向。
在研究方法上，本课题不求对城市文艺改造进行面面俱到的叙述，而是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进行深入探究，避免表面化的浅层次的呈现，力求在具体的问题指向下进行有针对性的探索。因此在问题和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力求代表性和复杂性，以开拓深入探讨的空间。这些问题大多为此前的文学史研究所忽略，一方面因为原有历史叙事格局的稳固，另一方面在于资料体系的封闭，很多有价值的资料未被发掘、重视和使用，因此本课题在问题设计上，舍弃了大量一般性的文学史问题，利用一手资料重新进入历史现场，寻找那些重要的但未被充分论及的问题，从中发现研究的可能性，补足历史叙述的薄弱之处。
本文尤其重视史料的使用，一方面重新审视常见史料，重新历史化、问题化，避免陷入史料自身的逻辑，寻找其中包含的更多的历史信息和言外之意，发掘其中的裂隙和重新设置问题的可行性。另一方面，充分查找、利用手的稀有资料，尤其是档案资料，笔者既前往北京市档案馆查找档案，也在民间收藏者那里看到了大量的原始档案，包括次文代会、新中国成立后文联、作协的相关档案资料。这些档案当然具有极高的价值，呈现了大量之前我们所未知的历史的情境、细节，也修正、丰富了以往的历史认知。
本文试图呈现中国当代文艺的发生既是新的秩序、制度、组织建立的过程，同时也包含了对旧的文艺因素的改造和利用，既是除旧布新的结果，也有化旧为新的过程。可以说，我们强调新中国建立起的新社会，是与旧社会完全不同的，是历史的断裂，但同时也有历史延续的成分。我们应该在断裂与延续的关系中正视历史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呈现了当代文艺发生史的另一个面向，即旧的文艺在新社会的遭遇与改变，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生成提供了一种补充性的解释。由旧到新的过程，既是在新的文艺方向的规约下进行的，当然也为新的文艺的壮大提供了物质、人员等多方面的支持，这是以往文学史叙述的所忽略的；还有，我们在强调新中国文艺的发生时，往往以军事、政治上的胜利作为依据，认为新的文艺必然随之产生，我们也大多会确立一个标志性的时间、事件作为其开端，但通过旧文艺在新中国的生存状态，可以发现，文艺与政治、军事有时并不是同步的，新中国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新文艺马上就占据主导性地位，它需要一个过程，需要进行全方位的改造和重建，甚至整个社会都需要一个重建的过程。因此我们更倾向于把当代文艺的发生作为一个过程进行考察，利用更多的关于斗争、妥协的历史细节呈现出历史本来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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