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追溯了1814年—1914年这一百年来政治变革的主要原因，认为它主要受到三大因素的影响：经济技术、政治理论和某些重要人物。
罗素从拿破仑下台、维也纳会议失败，讲到一战爆发，通过详细探讨塑造了19世纪的主要力量和重大事件，描绘了19世纪历史上两种决定性力量——自由和控制——之间的斗争，生动地呈现了众多历史人物，包括马尔萨斯、密尔、边沁、杰斐逊、杰克逊、林肯等，在这些人的思想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审视了美国体制的建立。
最终，其目的在于追溯19世纪变革的两大原因的对立和相互作用：自由主义者和激进分子对自由的信仰，以及通过工业和科学技术产生的组织的必要性。
工业技术和政治理论之间的冲突，带给19世纪一个灾难性的结局。机器生产、铁路、电报以及战争艺术的提高，促进了组织的发展，也使得那些掌握了经济和政治指挥权的人的权力变得更大。皮尔庞特·摩根和威廉二世可以比薛西斯、拿破仑或者过去时代的任何伟人都更迅速、更大规模地调动人类的力量。但是，有效的政治思想并没有跟上日益集中的权力的步伐：理论成功地塑造了制度，但在君主制和竞争性民主之间，理论仍有分歧。前者本质上是前工业化时代的，后者仅适合于工业化的最早阶段。在西方国家，真正的政府形式是财阀统治，但这一形式尚未得到承认，而且尽可能地不让公众知道。
1815年时控制了欧洲的正统原则，继续被三个东方帝国的政府所接受，直到它们在1917年、1918年垮台。通过联盟，这些国家强大到足以将它们的体制强加给欧洲，让欧洲在1815年至1848年期间享受了和平，也忍受了专制统治。然后进入了一个时期，其间尽管它们仍是友邦，但再也不能维持和平。最后，由于各种原因，其中主要是斯拉夫人的民族主义，这些国家陷入了冲突，其结果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正统原则作为一种政治原则从世界上消失。
整个世纪的政治变革都受到两种思想体系的启发，即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其中，自由主义起源于18世纪，曾经激发了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它主张自由，包括个人自由和国家自由，政府干预越少越好；事实上，政府的职能已经被许多自由主义者缩减到预防犯罪。在农业社会，自由主义成功地创造了稳定的条件和相当满意的人口；但它对工业化社会的工薪阶层的贡献微乎其微，因为它的哲学无法遏制个人手中的经济实力。在欧洲和美洲的每个国家以及日本和中国，它成功地建立了议会，后者或多或少地掌握了权力；但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由此产生的好处并不十分明显。
自由主义信条中最有效的部分是民族原则。在那些坚持正统原则的人看来，国家是君主的私有财产；但自由主义者极力主张，应依据居住者的意愿确定边界。自由主义者抗议在梅特涅占主导时发生的各大国对革命的镇压，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是完全自由的，不应该期望能忍受来自外部的干扰。由此，他们摧毁了在维也纳会议上建立的国际政府的萌芽。
民族原则在导致德国和意大利联手之后，渗透到了巴尔干地区，在那里制造的难题，是欧洲政治家们的集体智慧也无力解决的。通过一个自然转变——在俾斯麦相当匆忙地推动下——民族原则发展成了民族主义原则。民族原则的倡导者指出：每个国家都必须自由地实现其正当的抱负。而民族主义的倡导者则指出，或者至少认为：我的国家必须能自由地实现其抱负，无论合法与否。在这种转变中，自由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
激进主义不同于自由主义，是一种灵感来自经济思考的学说，特别是新兴的工业主义所提出的经济想法。因为激进主义者对民族问题不感兴趣，所以他们比自由主义者更具个人主义色彩。作为个体，他们可能有爱国主义倾向，但作为理论家，他们是世界主义者。他们信奉自由贸易、自由竞争以及在刑法范围内个人自由发挥的主动性。他们不反对财产权，只要这种财产是通过个人努力，而不是通过特权或继承获得的。他们的哲学理念适合白手起家的第一代工业资本家，至于资本家的后代，即使自己的一切财富都是继承而来，仍然吹嘘自己是自力更生的光辉典范。在美国，大部分的经济实力掌握在少数垄断者手中，正是这些人仍然在继续称赞竞争是进步的动力。
哲学激进主义作为一种学派，具有一些重要的优点，但这些优点在我们的时代往往是被忽视的。他们把所有现存的制度都用实用性来检验，对于仅仅基于历史沿革而来的一切，他们概不接受。通过这种检验，他们发现君主制、贵族制、宗教、战争或帝国都没有正当性。自由主义者对其中一些是一种修辞学意义上的、情绪上的反对，但是哲学激进派的反对是争论性的、冷静的，显然是源于无可辩驳的理性之声。至于那些导致了宗教迫害以及使犹太残疾人不能从审查中幸存下来的各种偏见，还有那些受到他们影响的人，不可能因为战争英雄或王室显贵的魅力而迷失自己。在经济问题上，如同其他事务一样，他们谨慎地推理，假设自利是个体行为的主要动机，普遍幸福是立法者的目的。当他们的偏见使他们误入歧途时，就像常常发生的那样，其结果往往是无稽之谈，远不及老练的话术有说服力。因此，他们对的时候要比错的时候有影响力，鉴于他们的理论中掺杂着大量的谬误，他们的思想比预期的更有用。
哲学激进派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主义者的观点是一样的，后者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他们是从工薪阶层的角度而不是从雇主的角度看待世界。欧文是边沁的朋友，而马克思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是李嘉图的信徒。不过，马克思觉察到了他激进的前辈们没有怀疑过的东西，即资本大量聚集的趋势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力量；他还意识到资本家对政府的影响，当政府仍被半封建的贵族地主掌控时，这一点并不明显。然而还有一个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马克思继承了哲学激进主义的局限性。在他看来，无产阶级必须与之抗争的组织应该是出于经济利益和自愿建立的，而不像国家或家庭那样，是情感意义和生物意义上的产物。他假设无产阶级没有财产，就不会有爱国心，或者至少这种爱国心不足以阻止他反对资本家。在这方面，他低估了非经济动机的力量。
经济民族主义是现代世界的主导力量；它把马克思和激进主义者诉诸过的自利动机，与那些激发爱国主义的不那么理性的动机结合起来，从中获取自身的力量。分红可以造就冷静的头脑，花言巧语的诉求则会导致头脑发热。通过这种方式，不同学派的口号结出了一种危险的果实。是的，竞争在国家之间展开；合作只在国家内部进行。是的，谋利是为作为整体的国家；为国牺牲的却只是那些无法分享财阀劫掠来的财富的个人。是的，财富是为了给国家增光；敛财，怎么会呢，因为产业巨头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使他的国家更伟大。
这是在一战之前的整个文明世界中盛行的信条，今天的情况更是如此。组织在国家内部达到极致，国家之间的关系处于没有限制的自由状态。由于组织增加了国家的权力；由于外部力量要靠战争或战争的威胁来施展，仅仅增加国内组织只会在战争爆发时增加灾难。尽管战争的危险是一种持续的恐怖，而国内的自由被认为是更危险的。如果接受来自社会主义者的国家组织，以及自由主义者的国际性自由，那么这个世界将使自己面临一个文明的存在受到威胁的局面。与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有关的组织是必不可少的；一定程度的自由是幸福和进步的必要条件；但是，高度组织化的国家之间的完全无政府状态，要比一国内部个体之间的完全无政府状态更为危险。19世纪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没有建立任何国际组织。19世纪的国家是从过去的时代而来，人们以为当它们成为民族国家时问题解决了。由于技术没有思想的引导，它以一种随机的方式创设了经济组织，但它的哲学并没有教它如何去控制这些组织。一旦这些经济组织与民族国家结合在一起，便会使国际性的无政府状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都未能理解组织在一个由科学技术统治的世界中所起的作用。通过这次失败，尽管财富、智力、幸福有了巨大的增加，它们试图引导的这个世纪在灾难中走向终结。
在我们一直关注的这整个时期，美洲在相当程度上与欧洲隔绝。由于远离其他大国，直到一战爆发两年半以后，美国才成为在欧洲发展起来的军事和外交体系中的一部分。美洲和欧洲的联合，在当时主要是受金融的影响。
从某些方面来说，一战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从其他方面讲，它只是一个持续过程中的一个事件。它终结了君权神授之说，后者在它盛行过的那些国家里已经被赤裸裸的武力统治所取代。它驳斥并扑灭了19世纪的乐观主义中体现出来的自由主义者的希望以及进步终将不可避免的信条。但是，在依赖于现代经济发展的某些政治方面，一战是武装力量的第一次大规模表现，这种力量在过去50年中一直发挥着作用，而且还在不断发展壮大。国家垄断的发展，特别是在钢铁行业中（与洛林的铁矿石尤为有关），过去和现在都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比大多数人所知晓的或政治家们所承认的还要重要。导致1914年的战争的同样原因仍在发挥作用，除非通过对投资和原料实施国际性控制来排查这种原因，否则它们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同样性质的，并且规模更大的结果。文明的人类要想从集体自杀中拯救自己，不能靠和平主义的情怀，而要靠全球经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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