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节选）
一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经济正在急剧变化。由于生产力空前提高，经济繁荣，宗族领主土地所有制正向家族地主土地所有制转化。因此，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愈益尖锐化和复杂化——诸侯与诸侯之间，诸侯与大夫之间，大夫与大夫之间在政治上、经济上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强凌弱，大并小，形成七个大国称王、争帝，合纵、连横的局面，逐渐演变为由割据形势趋向统一的发展。然而，连续不断的战争和横征暴敛对人民的剥削压迫，却使人民陷入长期水深火热的严重灾难。由于经济变化形成社会分工的结果所产生的或由庶民上升或由贵族没落而成为不农、不工、不商的专业的“士”，特别是其中的“学士”、“策士”，在这社会激烈动荡的时期，代表着自己的阶级利益，反映当时错综复杂的思想斗争，越发活跃起来了。他们各说一套大道理——或者针对现实，发表政纲；或者揣摩风气，争取功名；或者愤世嫉俗，尚论古人——各自聚集门徒，奔走四方，“上说下教”，著书立说。这在学术思想上就表现为“百家争鸣”的蓬勃发展的气象；不但对当时社会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而且也为后来整个封建时期的思想界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儒家学说以“仁”、“义”、“礼”、“乐”为中心，一方面主张等级、名分，维持封建统治秩序；一方面强调“民为邦本”，要求照顾人民生活；这种思想，一直支持着中国两千馀年封建社会的发展。创立儒家的孔子死了以后，儒分为八(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见《韩非子·显学》)；但自伟大的文学家兼史学家司马迁把孔子和孟子相提并论，后世都以孔孟并称，一般认为继承孔子的嫡派大师就是孟子。
孟子，名轲，邹国(今山东邹县)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72年，死于公元前289年。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没落为“士”，受学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成为儒家曾子、子思学派的继承者，并发展了这一学派。学成，为了实现他的抱负，他游说诸侯，经历邹、任、齐、鲁、宋、滕、梁(魏)等国；仕齐为“卿”数年，在梁甚被优礼。但齐宣王、梁惠王这些大国诸侯都认为他的主张不合时宜，尽管对他十分优待，却并不采用他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贪恋名位，罢官而去，著书立说，教授门徒，把自己的理想寄托于将来。他停止政治活动以后，便和他的弟子万章、公孙丑等把他的学说——即政治主张、哲学理论、教育纲领等——整理成书，传于后世。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孟子》七篇。
二
孟子站在“士”的立场，为要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因而对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发表了以“仁义”为主导思想的学说，希望他们能够“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从而“治国平天下”。全部学说内容包括“性善”、“道尧舜”、“民贵君轻”，颂扬“汤武”、反对“桀纣”，强调“仁政”、反对战争，排摈“杨墨”、批评“陈仲、许行、公孙衍、张仪……”等等，都是为了教育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人们，或向高级统治者建议，如何做到“得其民斯得天下”；但他对人民生活是具有很大的同情的，从而表现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这里就全书中富有人民性的也即是孟子学说中比较进步的民主思想因素，简要地说明如下：
一、“战国”人民是在战争、贫穷、饥饿的日子里呻吟着的：一方面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七个大国的相互争雄；另一方面是“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统治阶级与人民的矛盾日益加深。这种残酷的现象，正如孟子所说：“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孟子呼吁“仁政”，对当时灾难深重的历史现实来说，是具有一定人民性的。孟子的“仁政”论的哲学基础，是“性善”论，推行“仁政”的关键，完全在于君主个人内省“仁术”，“扩而充之”。这是一种完全主观唯心论的政治哲学。不过“仁政”的某些具体纲领，客观上曲折地反映了当时人民愿望的一部分，倘能实现，在改进人民物质生活状况方面自有一定的作用。孟子所提出的“仁政”的要求：与民“同忧”、“同乐”、“同好”、“同恶”；对人民的生活需要，不但要给予他们，而且要让他们积蓄生活资料像“水火”那样多；让他们有“恒产”，人人“不饥不寒”——老者还要能“衣帛”、“食肉”，“养生丧死无憾”；让他们的“鳏、寡、孤、独”都能存活；让他们得有工夫学习“孝父母、敬长上”，大家“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等等。他说：平时统治者不问人民疾苦，在打仗的时候，人民当兵，在战场上不去营救带兵官的死伤，这是人民对统治者正当的报复。他说，国君用人和杀人，都应该尊重“国人”的意见。他以雄辩的语言，随时随地向着当时诸侯鼓吹他的“仁政”思想。对大国之君如齐宣王、梁惠王这类怀抱政治野心的，他就劝他们不要用战争侵略的手段，企图当一个霸君，要扩大政治纲领，实行“仁政”，争取人民的拥护，为“天下之王”。对小国之君如滕文公、邹穆公这类害怕大国侵略，避免战争威胁的，他也劝他们实行“仁政”，团结人民，保卫自己的国土。有时，他还从利害、荣辱的关系指出“仁”与“不仁”的不同后果。他为了“仁政”纲领顺利地下达于人民，还给指出“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的政治路线。“巨室”就是“卿大夫之家”，在封建统治组织形式上，他们拥有一定的土地、人民，是封建统治的基础，孟子曾经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在这里，就可以看出孟子推行“仁政”的目的，在于维护以“巨室”为基础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他又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为了“得天下”，巩固封建统治，必须贯彻执行“仁政”纲领，使“恩泽”下达于人民，以争取民心之归向。这又说明孟子以实施“仁政”企求统一当时统治阶级四分五裂的局面的愿望。因之，他的“仁政”主张，有消极的一面，但也有积极的一面——包含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因素。
二、孟子的“民贵君轻”主张，也是作为全部学说的中心思想来表现的。他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的政治原理，并且说“得乎丘民(民众)”才得为“天子”。他认为残害人民的“君”不应该被看待为“君”；因而他对齐宣王说：诛杀残害人民的“君”是“诛一夫(失掉人民同情的‘独夫’)”，不是“弑君”。这些道理，主要在于教育当时统治阶级要懂得“民贵君轻”的好处，通过实施“仁政”，使民心归向。不要使自己像纣一样变为“独夫”。孟子为统治者说教的同时，却也使他的“民贵君轻”的思想，在封建社会里发生好的影响。他又公然对齐宣王指出君臣的相对关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并说明：要是君能“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臣才遵守“礼”的意义，对君发生感情。他反对拘守“礼”的形式、绝对服从君命的态度和作风。这些都是“民贵君轻”思想的演绎，影响到后世一些进步思想家在封建社会接近或正在崩溃的时期的民主思想的发展。例如：明朝灭亡以后的黄宗羲在《原君》和《原臣》两篇文章里，痛斥历代专制君主以天下为私产，“屠毒”人民的罪恶；明白指出“天下为主，君为客”，“今也，天下之人怨毒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我(臣)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并且说：“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像黄宗羲这样的“民主”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思想，显然是受到孟子学说的影响而又有了发展的。
三、孟子教育“士”要关心人民疾苦，因此，“士”就需要“仕”；但“仕”是为了“行道”，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向上爬”。他歌颂：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也。
予(伊尹)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纳)之沟中。同时，他又指出伊尹“自任以天下之重”的积极思想是有其“自洁其身”的修养基础的。这个基础必须巩固才能“行道”，所以他反对苟求“富贵利达”，仕“不由其道”，“以顺为正”。他歌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节。这不但表示了他具有严正的自尊心，而且因为不这样做就不能“行道”，他说：“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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