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花瓣（恩古吉·瓦·提安哥文集）_[肯尼亚] 恩古吉?，瓦?，提安哥著，吴文忠译_9787020121229

《血色花瓣》被认为是恩古吉最出色的代表作，这一书名出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里克·沃尔科特的《沼泽》一诗。作者以四个小人物的故事为主线，冷静地将历史事件的真相缓缓道来，以现实生活和回忆为背景，运用倒叙、插叙和顺叙等多重叙事方式，痛斥了官员的不作为，展现了由此酿成的悲剧。作品见微知著，将历史的沉重揉捏到小人物的生命之轻中。

欢迎来肯尼亚，欢迎来非洲（代序）

1959年，恩古吉做了一次改变其一生的前往乌干达的火车之行。这是他众多远离家乡的旅行中的第一次。这些旅行让他暂时离开了他所热爱的家园、人民和国家。他身后的家园被战争的硝烟所摧残，战争的一方是肯尼亚土地自由军，也叫茅茅，另一方是强大的殖民政府。这场战争激活了人民的想象力，并将永远地改变英国统治下的肯尼亚及其他许多国家的命运。有史以来第一次，农民——地球上最可怜的一群人，对一个高度发达并具有长久军事历史的国家发起了挑战。很多人估计这场造反将很快结束。英国会取得胜利。然而，尽管采取了紧急状态法，尤其是发起了一场极为残酷的军事行动，这在恩古吉的一部书中有过详尽的描述：“这是一个对肯尼亚人进行大规模审判、大规模谋杀和大规模折磨的时代”，但是英国并没有取得胜利。

听到茅茅这个名字，会让人心中一颤，因为它给人带来了梦想、希望和恐惧。恩古吉的哥哥加入了自由战士之列，他的母亲被捕并受到严刑拷打，他的村子被夷为平地。茅茅运动的领袖德丹·吉玛蒂，在恩古吉和许多肯尼亚人的心中，犹如天神一般神通广大。最神的是，据说他可以变成一只鸟，一块石头，一个白人，任何东西。只有那些在战争创伤时代长大的人才知道，在最核心处，战争永远不会结束；战争只不过发生了变化，实际上仍然以其他的形式存在着。对于恩古吉来说，战争仍在继续，从战争中诞生的使命感使得文学变得更加丰富多彩。阅读恩古吉的作品，犹如在感受一场大火，这场大火在炙烤着你的灵魂，你的心，你的人。

对于一个致力于将中心从欧洲移到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来说，他的写作生涯始于乌干达，这再合适不过了。他在乌干达写了两部小说，在其中的《置换中心》一书里，恩古吉称其前往乌干达的旅行为归乡之旅。乌干达帮助他理解了他作为肯尼亚人的归属感，最重要的是，他理解了肯尼亚是一个黑人国家，而不是他顿悟之前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白人国家，所以，殖民主义就是强奸，就是犯罪，而不是某些辩护士所辩解的那样，是什么自慰行为，因为殖民主义通过践踏黑人的文化，通过强加给黑人白人殖民主义者的文化，剥夺、扰乱并毁灭了黑人对自己的看法。这也意味存在着两套历史：统治阶级所兜售的经过官方粉饰美化的历史，以及农民和工人抗击外国统治的真正的活的历史。牢牢地掌握了这些事实之后，恩古吉踏上了他旅途的下一个阶段，他来到了英格兰的利兹，在这里，他又写了一部小说，并且经历了一场宇宙中心从欧洲迁徙的经历，因为这时，非洲人和亚洲人开始维护自己的权利，或者说努力维护自己的权利，认为自己有权利阐述自己，有权利从非洲和亚洲的中心来阐述自己和宇宙的关系。弗朗兹·法农就是这场惊天动地运动的预言家。非洲正在获得独立，对于恩古吉来说，这意味着，非洲即将甩掉其殖民主义的文化稳定剂。离家更近时，他体会到，非洲、亚洲和南美洲文学必须要走上前台，必须要融入世界文学中。但是在1967年，他却震惊地发现，内罗毕大学英语系的构成竟然如此雷人，似乎在表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或者没有任何事情在发生。他和几个同事呼吁废除英语系并进行重组。绝不可能只有一个中心。“这是一个中心与其他中心之间关系的世界。”1977年，恩古吉决定使用吉库尤语来写其大部分作品，这样，他所描述的农民们就可以阅读他的书；这样，在这场风起云涌的文化战争中，他就可以与他最宝贵的步兵战士、他的支持者、他的历史根源，保持紧密的联系。在他的《扣押》一书中，他称其为一次归乡，称其为一次再生，因为这使他跨越了那道他多年所受到的殖民主义教育的隔离带。

《血色花瓣》反映了恩古吉在写这部书之前所经历的许多次心路历程。这部作品与他之前作品的不同之处是，小说具有更为复杂的人物，更尖锐的政治、心理和文化背景，更坚实的韵律，更深刻的主题。小说结构更为紧凑，情节更为紧张，犹如一辆赛车飞驰在熟悉的跑道上，让人丝毫不怀疑他的技巧、他的决心、他的目的地或者命运。书中反映了他所参加过并幸免于难的连续不断的战争，以及他预见的连续不断的战争。他破茧成蝶，抛弃了自己的一部分，因为那部分的他对于新的冲突和战斗已经疲惫不堪，继而用一种新的视野武装了自己，赋予了自己紧迫感和一种毫不妥协的立场，如同他在宣布他自己的紧急状态法，因为时间并没有愈合英勇作战却被无情出卖了的肯尼亚人民大众身上的伤口。恩古吉所书写的肯尼亚、无人能从他手里夺走的肯尼亚，就是“各族劳动人民的肯尼亚，就是数百年来人民英勇地战天斗地、抗击外族侵略的肯尼亚”。这是一个巨大的肯尼亚，然而却被诸如罗伯特·鲁瓦克和凯伦·布里克森等早期殖民时代的作家们所践踏了，因为他们所赞颂的是殖民者的文化，是“合法化了的残暴、恐怖、寂静、压迫”。我们看到，这个肯尼亚的脸庞反映在了伊乌莫罗格这个村庄，也就是《血色花瓣》的活动中心。恩古吉选择了肯尼亚一处贫瘠、干旱肆虐的地区，这里的农民和牧民像他们的祖先一样，一方面要与恶劣的大自然战斗；另一方面还要与抛弃了他们的政客们做斗争。伊乌莫罗格之旅就是独立后的肯尼亚之旅，因为此时的肯尼亚披上了新殖民主义的外衣，把外国人的利益和叛徒们的利益放在了首位，却抛弃了为争取土地而受苦受难甚至死去的人民。和恩古吉以前的小说一样，在这本书中，土地的问题也非常重要。土地被作为众多的主题展示给了读者：自救，灵魂，女人，上帝，预言的主题，文化和政治身份认同的基础。为了得到土地或者收复土地，人们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在《十字架上的魔鬼》一书里，恩古吉再次触及了这个问题，小说背景依然是伊乌莫罗格，这里的一伙窃贼、强盗、前生意人，在大张旗鼓地庆祝偷窃和抢劫，并且在制定一个更有效的制度，以便更多地掠夺人民的土地、其他的财产和资源。两部小说都显示了作者对祖国炽热的关爱之情，因为这个国度里的政治精英们在享用饕餮大餐、大快朵颐，而农民们和工人们则在悲惨中、在监狱里、在边缘处煎熬，而且“女人的大腿就是签署合同的桌子”。

此外，《血色花瓣》还是一部关于身份认同的书：关于被压迫者的身份认同，关于无名英雄的身份认同，因为城堡里有一个邪恶的王子，这位无名英雄从没有得到他应得的报酬，关于他的欲望，他的憧憬，他的绝望，直到苦难结局之前的他的数次斗争。恩古吉用三个小资本家被谋杀这个案子向我们介绍的世界是：高尚的人与卑鄙的人之间的关系，工人与老板之间的关系，政客与选民之间的关系，而且所有这些关系都已经腐烂得令人作呕。有谁想杀掉（用报纸毫无创意的说法）这个国家的克虏伯们、洛克菲勒们和德拉米尔们呢？这个国家可是崇拜金钱的新殖民主义国家啊！到底是谁呢？警察当局就像一群被喷了驱蚊剂的大猩猩，拼命地上蹿下跳，但是在这么一个充满了抢劫盗窃、罢工罢课、关闭工厂、谋杀和谋杀未遂、警察突袭和烈酒泛滥的地方，答案是不会轻易找到的。恩古吉运用这个谋杀案例的目的，是为了嘲笑，为了诱惑，为了打开一个潘多拉盒子，里面故事中套着故事，有众多的历史阶段，有歌曲、悲伤、突然呐喊、虚构和谎言，让人不禁回首数百年的沧桑。

故事伊始，伊乌莫罗格是一个人人都要逃离的地方。除了某些不可告人的原因之外，进城的人没有一个回来的。派到这里来的老师都没有逗留长久，玩世不恭的风气甚嚣尘上，以至于今天许多人都认为非洲的风气就是这样，但是恩古吉却使用了一些外来移民将这个地方赋予了生气。谋杀案嫌疑人之一的戈弗雷·木尼拉，来自于一个拥有大量土地的家庭，自己则牢牢地委身于中产阶级之中。他来伊乌莫罗格是为了办学校，然而留在身后的却是一个失败者的名声。没有人认为他会成功，甚至还有人在他的学校院子里拉了一大摊屎。然而，对于木尼拉来说，这却是最后一站，他已经厌倦了拖延症；他想要做事情，哪怕只做一件事情，他的决心之大，任何困难都无法撼动。他的学校倒是运作起来了，但是却未能融入社区生活中。当人们谈起敏感的政治问题时，那些追随他的魔鬼终于暴跳了出来。他的父亲，他未能支撑自己的家庭，他最喜欢的妹妹自杀身亡，这些糗事都冒了出来。木尼拉在努力地与同仁和社会建立联系，这不禁让人想起在新殖民主义的社会中，知识分子难遂人意的角色。很显然，木尼拉的身上反映出了中产阶级的特点：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摇摆不定，他们陷身于统治阶级和农民之间，他们有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想，他们心里对进步阶级政治感到恐惧。他们宁可高谈阔论也不立刻站队，他们要等待最完美时刻来做出选择。然而这一时刻却迟迟不来。可怜的小猪们，他们唯一剩下的寄托就是宗教了。一切早已注定，木尼拉的结局就是在那片沼泽地里痛苦地挣扎。

这时，万佳进入了木尼拉在伊乌莫罗格的生活。万佳的祖母妮娅金娃是一位英雄的老太太，她在积极地参与为自由的战斗。万佳与木尼拉发展了关系，这种关系貌似前景美好，但后来却变了质，而且变得扑朔迷离起来，既不能完全解决他从前的问题，又不能在眼下航行无阻。她是一个神秘的女人，受过磨难，一生负有一个重担。和其他许多女人一样，她受过许多苦难，最初和一位干爹似的男人在一起，后来遭到抛弃；在许多酒吧里她也出卖自己，但是恩古吉却不允许我们鄙视她，因为鄙视她，就等于鄙视肯尼亚女性中一个巨大的部分，或者鄙视肯尼亚本身。恩古吉笔下的那位干爹犹如一头长满了胸毛的老公猪，他只沉迷于年轻女性大腿中间的温柔之乡。我们在书中发现，当这位干爹将万佳抛弃时，万佳将孩子扔进了厕所里。与剥削者们不同的是，她做出了忏悔。像肯尼亚本身一样，为了生存，万佳必须要战斗，而毁灭从来离她不远。恩古吉利用万佳和妮娅金娃这两个人物要表明的是，女性受尽了苦难，女性为斗争做出了贡献，因此女性也值得拥有与男性平等的地位来分享成功的辉煌。

外来移民人物的塑造由卡雷加的到来得到了巩固。卡雷加的母亲在木尼拉父亲的农场上打工并寄居在那里。木尼拉和卡雷加两人的过去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这并没有使得他们俩关系紧密。卡雷加逃离了“没有灵魂的、腐朽的内罗毕”，因为那里贫民窟的“沟渠充满了屎尿、死狗死猫、危险的气体和讨厌的啤酒”，那简直就是人间地狱的写照，至少是恩古吉所关注的人间地狱。卡雷加被悲愤所折磨，因为被学校开除之后，他辜负了自己，辜负了母亲，辜负了社会。有他这种精力和抱负的人在教师的岗位上是不会待得长久的；他想改变的不仅是伊乌莫罗格，而且是整个国家。他是个实干家，感觉有如使命在身一般地要改变农民和工人的现状。最初，卡雷加拯救了一头驴子的性命，并带领伊乌莫罗格人踏上了前往大城市的征程，目的是要求本地区的议员给予答复。卡雷加也是提出大问题的人物。都是些貌似没有答案和性质严酷的问题：“远在瓦斯科·达·伽马来之前，远在他借助火药迎来了血腥、恐怖和动乱时代之前，肯尼亚人就与中国、印度和阿拉伯有了贸易往来，可是这些人都哪里去了呢？”“为了获得他在地球上真正的王国，为了将他的身心灵魂带回到他的家园，黑人做了什么呢？”“如何才……？为什么……？什么时候才……？”

另一个少言寡言但是却坐拥无数秘密的外来移民人物是阿卜杜拉。阿卜杜拉是独腿店主，驴子的主人，而且早在茅茅运动的日子里，他就认识卡雷加的哥哥。他因未能给死去的战友报仇而耿耿于怀。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亚裔肯尼亚工人为独立斗争所做出的积极贡献，以及统治阶级和某些知识分子蓄意贬低这种贡献的企图”。他是战斗英雄，全身心地参加了独立之后为解放被压迫者而进行的斗争。这个人物坚定了恩古吉的信念：多民族参与政治的方法就是肯尼亚前进的道路。

在一部充满了征程和返程的故事里，伊乌莫罗格开启了前往大城市的征程。大城市是一只张开血盆大口的猛兽：它吞没了年轻人，它施以苛捐杂税，它派出流氓收钱参加冒牌的宣誓仪式。对于朝圣者来说，它恶毒苛刻。大城市的居住者们，尤其是这里的统治阶级，已经变态丑陋。在《十字架上的魔鬼》里，一个这样的男人说：“汽车就是一个男人的身份。有一次我走路去见我的妻子。我没有认出她来。”另一个人这样说：“想想吧，他的脸开始变成了标致504汽车的形状。”

正如所料，大城市并没有给这些朝圣者滚出红地毯，用以欢迎他们的是空洞的《圣经》里面的段落、浮夸的演讲、骇人的枪声、鞭挞声和凶恶看门狗的黄牙。这就像当年殖民定居者和总督们称霸这座大城市、称霸全国的时代一样。有殖民者，就有新殖民统治阶级。万佳以身赎友，向她很久以前的那头老公猪妥协，才使得这伙人脱离了魔爪。后来，当木尼拉想鄙视她、骂她是婊子时，卡雷加提醒他，婊子的定义已经变了：“我们都是娼妓……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决定权，是因为他坐拥着数十亿的资产，而他那些资产都是从穷人那里剥削而得的，总之，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都沦为了娼妓。”

资本主义的到来，使得伊乌莫罗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或者说变得奇形怪状起来。资本主义这条狗带着狂犬病和身上所有的寄生虫跑到了这里，将旧伊乌莫罗格埋葬，用一个新的伊乌莫罗格取而代之。统治阶级及其走狗们成了这里的主人。因为开发计划的失败，农民们贷款领了，结果土地却没了。一切都成为富人所有，包括工人和农民所住的棚户房。农民和工人组成了工会来奋起反击，但这却是一程困难的爬坡。历经多次流浪的卡雷加，致力于工人之间的团结，并且帮助组织工会。为此，他被牵扯进了这起谋杀案中。他就是恩古吉信念的化身：“帝国主义，死亡资本的力量，尽管穿着新殖民主义的外衣，却不能消灭非洲农民和工人阶级的战斗文化，理由很简单，因为这种文化是今天在非洲现实生活中，如火如荼进行着的斗争的产物和反映。”卡雷加在监狱中无畏的表现，使人们想起了恩古吉未经审判的被羁押经历，使人想起了统治阶级众多反对者的被羁押。这并非是个人恩怨。在《扣押》一书中，恩古吉说：“这是更广泛历史的一部分。在这段历史中，为了创造一种勇敢、直言不讳、英雄爱国主义的人民革命文化，他们在努力唤醒处在沉默和恐惧的反动文化中的肯尼亚人民，肯尼亚人民也在与反动势力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我们知道，一旦卡雷加被释放出狱，他还会继续战斗的。正是这一点，《血色花瓣》才充满了伟大的乐观主义。当中产阶级对农民和工人绝望时，当中产阶级在伊乌莫罗格、在肯尼亚、在非洲只看到了毁灭和悲伤时，他却看到了希望；他看到了未来的前景。

《血色花瓣》写得如此深刻和详尽，当读者读到结尾时，没有人会在意那三个小“克虏伯、洛克菲勒和德拉米尔”的命运了，因为在时间的长河中，他们仅是叛徒和剥削者长链中几个粗劣的环节，也不会有人在意杀掉他们的到底是万佳，是卡雷加，是阿卜杜拉，还是木尼拉了。《血色花瓣》是一部伟大的历史教材，编撰得充满了激情，阶级斗争政治浸透其中，头号大问题有如咄咄逼人的副歌，重磅袭来：整个国家怎么会被几个贪婪的大肚子给欺骗了呢？怎么会呢？答案很清楚：并非因为人们不努力去铲除这些大腹便便的家伙，并非人们甘愿躺下来分开双腿被强奸。而是因为，这些大腹便便的家伙简直就是学霸，而且武装着殖民者的三位一体：枪、《圣经》和硬币。这是因为，他们在教堂里唱着：“洗涤我吧，救世主，之后我就会比白雪还要洁白”，可是与此同时，谁反对他们，他们就会将魔爪伸向谁。这是因为，他们在美国、欧洲和日本有着强大的帝国主义同盟，而且在他们使用的美化了的官方版本中，英雄变成了恶棍，恶棍变成了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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