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杜君立
人类发明语言，与其说是为了沟通，不如说是为了解释；如果说书是对人生和世界的解释，那么序就是对作者和作品的解释。对一个向死而生的悲观者来说，人都会死去，唯一的区别是留下什么；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他只能留下一份“遗书”，这就是所谓的“作品”。
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富贵、权力与荣耀，还是苦难、悲伤和耻辱，所有的一切都会随风逝去，只有历史会留下来。
对人类来说，或许只有死亡才算得上是唯一一个严肃的问题。面对死亡，哲学诞生了，进而也就有了历史。
历史是我们共同的出处。一切当下都是历史的延伸。
人类充满困惑与焦虑地活在当下，而答案就在历史的细节中。
一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种历史情结。
世界如同草木生长，我们只能看到其结果，却看不到其过程。今天的人们不比古人活得更为长久，也绝不比古人更加聪明。
如果说今人与古人有什么不同，那么或许是信息拥有量的剧增。
古希腊时代最无偏见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曾经断言，在他所处的时代之前没有发生过什么大事—信息的短缺使他无法得知雅典无与伦比的辉煌和贡献。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信息并不代表知识，知识也不代表智慧，就如同财富并不代表幸福，现代人并不比古人更智慧。
现代人与古人面临着许多同样的困境，其中之一就是信息短缺—我们并没有因为信息泛滥而实现信息满足。面对新技术引发的海量信息，以及信息的碎片化，我们最迫切的需要，或许已经不是创造新信息，而是发现真正的有效信息。
一个盲人手提灯笼，路人感到不解。盲人说：听说天黑以后，世人跟我一样什么都看不见，点灯可以为人们照亮道路。路人赞许其德，盲人却说：我也是为自己点灯，点了灯之后，黑暗里别人才能看见我，不会撞到我。
其实写作何尝不是如此，看似写给别人看，实则是写给自己。在走出故乡和童年之后，每个人都会体验到现实的困惑。我也一样，如同一个手持票根的乘客，坐在一列飞驰的列车上，既不懂我手里的票根是什么东西，也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坐在这里，更不理解列车为什么飞驰。
这一切迷茫与困惑，只有当我知道了这列列车的行程，以及自己从哪里上车、从哪里下车之后，才变得顺理成章。
历史就是这张小小的票根。
说到底，历史是一种理解和重构，是对人生的理解和对世界的重构，这或许才是历史真正的意义。
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产物。一个人如果不了解自己出生前的事情，就等于永远没有长大。
二
正是从进入历史的那一刻开始，我才读懂了我身处的这个世界。相较于世界的历史，人的生命无限短暂。与世界相比，人的智慧几如萤火之光，然而历史却使人类的智慧超越了生命的局限。
人会死去，但历史永恒。因为历史，文明不仅诞生了，而且得到了传承。
我们以往总是认为，历史就是讲故事。
“故事”二字本来的意思就是“过去的事情”。在古代，读书人很少，大众的历史知识多来自评书和戏曲，历史被戏剧化。即使在新媒体时代，故事、历史与小说，这三者之间常常并没有明显的区隔。
人天生就喜欢有趣的故事，但故事只能够传递非常狭窄的历史经验。把历史简化为故事，往往会让读者失去对复杂理论和因果关系进行分析的能力。
在学术上，历史专业一般以考据为主。事实上，考据只是治学的工具，而不是学问，好比旅客乘车，是为了到达目的地。
现代历史学家在做的，常常是大量的解读工作，“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通过对历史的解释，从而得到普遍的人类经验，以古鉴今，让历史服务于当下。对历史的解读，需要的并不是多么复杂的事实和神秘的证据，而是分解与剖析。这需要一个人充分运用自己的思想逻辑能力，去洞察历史背后的真相。
虽然从大众层面上，人们还是喜欢历史故事，但随着读者群体的成熟，历史普及也逐渐走出了故事的俗套。越来越多的读者开始关注历史所蕴含的思想。
从传统旧历史到现代新历史，历史正在进行一次“转场”。如果历史只是“娱乐”的一种，那说明，一个真正的“历史时代”还没有到来。
历史更重要的是观念和思想。作为超越时间的文明载体，历史面对的永远是未来。从这一点来说，历史是值得敬畏的。
对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历史是一个重要的构成，所谓“五经皆史也”，但这并没能避免“历史”的贫困。
在当下“历史热”中，既不缺乏“励志”的权谋史和名人传记，也不缺乏戏说恶搞的娱乐故事，但真正启迪心智、令人深思的平民史和文明史仍不够多。
三
今天，我们已经置身于一个无远弗届的全球化时代。
所谓历史，首先是人类共同的记忆，“大历史”即整个人类史。这是全球化时代赋予历史的新定义。
细究起来，“全球化”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从人类的起源与扩散，到文化技术的传播与交流，人类的历史其实就是全球化的历史。
离开全球化的人类发展背景，就不存在什么真正的历史。
按照现代全球史的观点，任何“文明”都不是孤立形成的，而是在不断碰撞和反复交流中进行拓展和改变自身的处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的历史都是世界史，或者是世界史的一部分。
在一个世纪之前，房龙满怀无限赞叹和悲悯，为普通大众写作了一部《人类的故事》，在他的笔下，历史就是“人类的舞台”。
像房龙一样，韦尔斯突破国家和王朝的传统历史模式，以优美的文笔，编写了一部统一的世界史—《世界史纲》。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这令韦尔斯“对整个历史和缔造历史的普遍动力惊叹不已”。
稍晚一个时期，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几乎重新改写了“历史”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他说，他是“站在月球上看世界历史的”。
从《人类的故事》《世界史纲》到《全球通史》，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人们重新发现了历史精神。
古罗马人和古希腊人早已灰飞烟灭，但却在千余年后唤醒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这就是历史的神奇。早在 2500 多年前，第欧根尼就自称：“我不是雅典人或希腊人，我是一个世界公民。”
老子、墨子和第欧根尼、亚里士多德一样，堪称最早的世界公民，他们悲天悯人，超越政治和民族，着眼于人性与文明。
房龙和斯宾格勒亦然。尤其是斯宾格勒的出现，完全颠覆了历史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他在贫民窟的烛光下写成的《西方的没落》，深刻而丰富，是历史，是文学，更是思想和哲学。
与韦尔斯他们不同，戴蒙德用一部《枪炮、病菌与钢铁》，将历史拉回到人类史的维度。他提醒我们，要去关注那些不起眼的或习以为常的事物；他忠告人们，应当从历史中学会关心人类的命运，没有哪一个人是孤岛，他都是人类的一部分。
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大概都读过赫拉利的《人类简史》。这是一部世界级的畅销书。作为这本书的延续，《今日简史》《未来简史》已将历史扩展到将来。
这说明，历史不仅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历史也是人类的共同语言。
四
人可以遗忘历史和篡改历史，却无法选择历史。
历史的确是一种写作和文本，是由文字和话语创造的，但历史最重要的并不是对史实的记录和叙述，而是基于史实做出的分析与解释；甚至说，这种分析与解释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找到现实世界的来源，因为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生活的镜像。
从这种意义上看，历史是一种对现实的勘探，而写作者则如同一个侦探，精心搜集证据，然后进行推理分析，揭示事件背后的真相，历史在这里重归思想。
如果说作为故事的历史只强调人物与时间线，那么作为思想的历史，则更注重真相与真理。
真实的历史，往往由无数个意想不到的细节编织而成，奇妙而又充满不确定，这让人想到所谓的蝴蝶效应—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
历史作为思想的一种，有其逻辑性与科学性。
历史不是史料，也不是史实，历史应该是一种思想的建构和对世界的解释。打个比方说，“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和“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都是一种“史料”和“史实”，只有将二者联系起来才叫历史。
水归器内，各现方圆。如果说历史是“水”，那么物质就是“器”。人们总是通过物质来定义历史，但历史绝不是博物馆，物质本身也不构成历史。只有将其置入一个事件中，或者复原成一个事件，历史才能生动起来。
毫无疑问，一个社会特定的物质基础必然会强制推行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历史就这样被物质改变，从而人类历史最终演变成为物质的历史。
在历史中，人是流动的，物质也是流动的，文明因此而形成，不同文明之间发生碰撞。
历史的神秘和趣味也在于此。
如果说历史是科学的一种，那么本书作为通俗历史读物，是将那些改变人类历史的物质和技术，放回原来的现场，让中国重新回到世界的场景，逐一复盘历史的起承转合。
在当下的“大历史”时代，历史有各种不同的写法。本书以技术变迁这个细节为主轴，来解释历史上一些重要事件背后的原因。我希望用这样一个不太长的篇幅，来讲好一段“大历史”。
轮子、马镫、弓箭、火药和船，在历史的时间线上，每一个器物都有它值得诉说的故事。
希望很多年以后，当我们徜徉在寂静幽暗的博物馆，看着那带着泥土和铜锈的文物，会发自内心地理解，这些貌似不经意的东西所构成的历史，正提供给我们一个醒目的视角，让我们重新认识历史和历史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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