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政治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卷_萨孟武著_9787108062628

萨孟武所著《中国社会政治史》全书共四卷，本书为第二卷。全书纵论中国各朝之兴亡得失，除考据政治制度外，更引用社会、经济、思想等各层面的相关资料，以评析这些层面的变动如何与政治制度相互影响，其后甚至成为朝代更迭的因素。

决定历史演进的条件，往往是交互影响的，其中较明显的莫过于政治与社会两方面。书中除了详述宫中、府中权力的转移、倾轧外，也从社会经济的角度，介绍币制、税赋、力役等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及其如何冲击历史的演进。另外，其不同于其他社会史或政治史之处就在于，揭示了社会科学与历史的密切关系。其着力阐明历史发展过程之因果关系，剖析了各类社会情况，如民风、士气、经济、国防、户口之多寡、土地之分配及生产力、各种阶层之分立，以及政治制度等等，对于政治现象有何影响。较便利学者的是，书中于每个朝代必以表格方式详述其中央、地方官制与文官制度，且剖析该制度之优劣。

本书起草于1935年，完成于1965年，实际写作共花费22年。为成此书，萨先生遍览群书，正史以外，通鉴、奏议、书信等各种史料，多有参考。亦不惜斥资购入数套二十五史以备查核、编辑之用，其准备工作不可不谓详尽，故自成书以来，已成为研习中国历朝政治的重要参考书籍。在三民书局也是一版再版，从1975年至今已出6版。

　　增订新版自序
　　本书起草于抗战前二年，即1935年。第四册完成于1965年，合计共三十年。中间有八年，将时间花在政治学的着作及修改，实际本书之写作共花二十二年。
　　最初一、二两册，即由先秦至南北朝，抗战时，曾摘要编为讲义，发给“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行政系学生。由1944年至1946年又着手写作唐代。
　　抗战胜利，我赴中山大学，主持法学院院务。在两年（1946年至1948年）之间，一方编述五代部分，同时着手搜集宋代资料；1948年我来台湾，主持法学院院务，开始写作宋代部分。宋史写成之后，陆续搜集资料，着手写元明二代。明代写完之后，我不敢遽尔出版，又将第一册及第二册加以修改又修改。友人林纪东先生谆谆劝我付印，意谓万一失掉，未免可惜。于是就于1962年之冬，先出版第一册及第二册。
　　第一册除1944年在重庆出版不计外，1962年11月初版，1966年再版，1969年三版，1972年四版。第二册于1962年12月初版，1966年再版，1970年三版，1972年四版。第三册于1963年12月初版，1966年再版，1968年三版（因多印，故未四版），第四册于1965年11月初版，1968年再版，1971年三版。1974年物价忽然大涨，因之各册虽将售罄，均停止付印。
　　本人着作之所谓“版”与国内各书之“版”不同，必有修改。其不修改者只称为“刷”。例如拙着《政治学》，名为四版，其实，初版四刷，再版二刷，三版一刷，四版十五刷，共计二十二刷。未曾修正改版，而称之为再版、三版……这是各国所没有的。
　　我在小学时，除算术、国文外，对于中国历史极感兴趣。后来阅读《资治通鉴》，总觉得其对于社会情况，如民风、士气、经济、国防、户口之多寡、土地之分配及生产力、各种阶层之分立，以及政治制度等等，写得太少，而且未曾说明这许多要素对于政治现象有何影响。研究历史必须阐明历史发展过程之因果关系，单单记忆事实，尤其用尽脑力，去暗记小事实，不但记得之后，旋即忘记，而且一点用处也没有。这是我写本书的动机。
　　我写作本书当然是先搜集资料，而要搜集资料，必须脑中已有一种观念，依此观念，做成每朝历史的目录，而后依此目录，去搜集所需要之资料。否则一部《二十五史》看了又看，也必毫无结果。
　　搜集资料先由正史开始，这一段工作是很繁重的。例如《后汉书》，我前后看了三遍，一字一字地看下去。第一次觉得毫无资料，第二次略有所得，第三次才有收获。南北朝历史分量极多。《宋书》不错，《魏书》固然芜冗，而资料还不少。《南北史》只能作补充之用，至于《北齐书》《南齐书》等等只是族谱及升官图。没有什么好的资料，而又不能不看。正史看完，再看会要（《西汉会要》根本不必看）或会典，最后才看文集及笔记。文集固然分量甚多，但其中大部分是诗赋记铭。例如王安石乃是宋代政治上的重要人物，若把他的文集翻一下，即可知道，值得吾人参考之用的奏议及书信并不甚多。所以文集容易看，也看得很快。笔记固然有很好的文章，然每种笔记之中，合于本书需要的也很有限。至如《愧郯录》《梦溪笔谈》之类，不过五六篇可供参考。又如读者所熟知的《日知录》共有三十二卷之多，其中除八、九两卷之外，其他各卷或二三篇可用，或五六篇可用，或全卷都不可用。这不是说其余各篇没有价值，而是说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没有用处。
　　以上所述只就初版言之。学问本来没有止境，读书愈多，资料亦愈多，因之再版、三版、四版付印之时，无不增加字数。字数增加，又须改排。但全书改排，不是个人财力所能负担。故凡某一页字数增加在二百字以下者，只改排该页，而增加其行数。字数增加太多者，则在该页上，加一、二、三等。例如第一册二十七页，共增加八页，遂于二十七页处改为“二七一”“二七二”……“二七八”；三十四页亦增加九页，故改为“三四一”……“三四九”。倘若三版或四版时，又增加字数，如在“三四一”及“三四二”两页，则由十八行改为二十一行。
　　写作历史，不消说举证极其重要。但既有“全称”之例，就不必再引特称之例。万不得已而须引用特称之例，亦不可引得太多。太多，读者必感头痛，而认为资料的堆集，反将显明之事变为暧昧。现今学者喜欢引用“实录”，实录太过芜杂，它只能补充正史之不足，正史已经有了，何必引用实录。何况自史官失去独立地位之后，实录未必据实而书，其受当时政治势力之影响者未必比正史为小。名为实录，事实上所录者老早就非“实”了。
　　我有一种野心，意欲改写会要，改编会典，不但各种事实，即当时名臣学者之言，亦宜编入。这种工作当然不是个人能力所能做到。
　　本人着书，喜欢修改，修改到主观上认为满意之时，才肯罢休。修改或依自己或依读者之提议。例如读者来函，多谓第二册与其他三册比较之后，分量稍轻，余亦深有此感。故自1971年始，又开始修改全书，尤其增加第二册之分量，务使四册分量大略相等。兹应告知读者的，本书新版由第一册至第四册无不修改，其修改页数每册均在一百余页以上，各册增加资料不少，页数自亦随之增加。
　　本人接到读者来函不少，他们提出两种希望：一希望改用较大之字排印，纵令“售价提高，读者不会计较”；二希望“继续完成清代部分的写作”。关于第一希望，非本人财力所能负担，幸三民书局刘振强先生于1975年之春提议愿意承印是书，故自本年始，改由三民书局从新排印。第二希望大约可以实现，因为本书既由三民书局承印，则本人不拟再作修改，而当致力于第五册之写作，预定五年内出版。
　　本书第一册初版之序，已经提到，当物价低廉之时，着者为节省时间起见，卡片之做成，不用抄写，而用剪贴。1946年复员时，着者全家坐飞机回到东南，除本书原稿及随身衣服之外，一切均委托“中央政校”运送。而政校竟将余之行李放在木船之内，行至三峡，不知因何原因，全部沉入江底，财产损失，固不足惜，所可惜者十数年搜集之资料卡片全部毁没。
　　来到台湾之后，不得不购买艺文社出版之《二十五史》两部及各种文集各三部（两部剪贴，一部保留）
　　再行阅读一遍。我虽然没有一目十行的本领，而却能一字一字地快读下去。有人问我，《二十五史》之中，哪一史写得最好。依我管见，《汉书》最好。《汉书》列传不是依官之大小，而是依事之有无，而事又与国家治乱、典章制度、士风民气有关。李广不得封侯而有传，其从弟李蔡做过丞相而无传。刘屈氂不过平凡之人，《汉书》所以有传者，盖欲借他说明三事。一是汉制，宗室不得典三河，而屈氂乃为丞相。二是汉时郡守多先为三辅，次九卿，次御史大夫，最后才为丞相，而屈氂竟然由涿郡太守一跃而为左丞相（这又暗示武帝要恢复左右丞相之制）。三是戾太子反时，屈氂不敢发兵，武帝曰，丞相无周公之风矣，周公不诛管蔡乎？这又可以证明丞相对于紧急事变，有急速处分之责任。司马相如、扬雄两传之赋与历史虽无关系，而后人观此亦可知道当时赋之体裁。唐时举官试“判”，新旧《唐书》未载“判”之文体。明代举士用“八股”，《明史》亦不举八股之例。这种重要的文章体裁应该举出一篇，留给读史者参考。当然，《汉书》也有缺点，以桑弘羊那样重要的财政家，竟不立传，唯于《食货志》中，稍稍提到。如果没有《盐铁论》一书，吾人将无从知道桑弘羊的思想。从来学者多谓《晋书》好采诡谬碎事，其实这种诡谬碎事往往可以说明当时社会风气，而知晋祚之不长。列传与墓志铭不同，墓志铭可写个人的私事，列传所写的，必须该事与整个社会有关，或该事可以说明社会的结构、政治的状况、经济的情形，以及士风民气等等。
　　研究历史，尚须知道时代思想。思想不能领导历史发展，反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春秋战国之时何以各种学说杂然并兴，这必有其时代原因。秦崇法家，西汉初年盛行道家与法家的思想。元成以后，儒家才见抬头。王莽变法，完全根据儒家学说。到了东汉，儒家又参以阴阳家的思想。魏晋之世，学者祖述老庄，然而吾人观当时人士的行动，绝不是道家的思想，而是杨朱的快乐主义。唐宋二代，如韩愈、司马光极力推崇君权，由元至明，《四书》及朱熹的地位忽然提高，其故何在？明代中期以后又发生了反动思想，如王阳明的学说，尤其李卓吾之反对道学。明末清初之黄梨洲复反对君权，这均有其历史的原因。本书对此思想均稍加叙述。且进一步，说明某一种思想所以流行于某一个时代的原因。
　　现今五族共和，历史学者不宜囿于成见，再用胡虏等各种名称，自行分裂。今日之汉族已与秦汉时代及秦汉以前的汉族不同，它是融化亚洲许多种族而成的中华民族。余本欲用“种族移动”以代替五胡乱华等等。因文稿已定，更改不易。但我们要知道每次种族移动之时，中华民族一方同化外来的种族，同时向南发展，而扩大中华的版图。世界上最坚强的莫如我们中华民族。天降大任于中华民族，我们起码须向北发展，完成此种使命。
　　本书关于制度方面，重要的固然详细说明，不重要的均舍而不谈。多谈，徒乱人意，反令读者不能认识一代政制的根本精神。但制度必与时代的政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而制度之良窳对于政治之隆污又可给予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比方禄俸，西汉的官秩是十五级乎，抑是十八级，花了许多时间去考证，着者认为空费精力。本书所注意的是将最低的禄，一与农民收入（百亩农夫，盖禄所以代耕，因此又须知道当时农业生产力）比较，二与一般工资比较，由此说明禄俸与国家治乱的关系。
　　社会科学与历史有密切的关系，研究历史而不了解社会科学，往往顾到部分，而忘及全体。反之研究社会科学的人常能由全体以观察部分，再由部分以观察全体。而全体又放在时间（时代）与空间（环境）之内。一个变化了，其他亦必变化。部分可影响全体，全体又影响部分。时代可改变事物，事物又可以变更时代的精神。环境可改变事物，事物亦可以变更环境的需要。而时代与环境又会互相影响，改变彼此的性质。欧洲社会科学家对于历史均有深刻的研究，而研究历史的人对于社会科学亦有深刻的了解，吾人读各种名着，即可知之。单单知道历史，而未读过社会科学各种书籍的人，往往不识轻重，轻者说得详之又详，至于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又舍而不谈，如斯着作不过历史之杂货摊而已。
　　本书引文均注明出处，详载哪一书、哪一卷、哪一篇，所注皆放在引文之下。此不但减少纸张的浪费，且节省读者的时间，不必去翻数页或数十页之后，查看注释。但所注文字太长，则放在该段原文之后。此与今人着作喜将注释放在每篇或每节之后者不同。又者本书引文所以详注哪一书、哪一卷、哪一篇者，盖谋读者的便利。例如《新唐书》共有二百二十五卷，有些卷复分上中下，每卷之中有许多列传，如果只写《新唐书?杨炎传》，阅者非翻尽《新唐书》目录，必难知道其在第一百四十五卷（《旧唐书》第一百十八卷）。着作人不过多写几字，而读者得到便利不少，我不知国内学者何以吝此数字不写。至于页数不必写出，因为古书版本太多，而各人、各图书馆所藏古书之版本未必相同。
　　1975年3月1日序于狂狷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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