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迪亚德·吉卜林，英国现代著名作家、诗人，出生于印度。主要著作有《丛林之书》《吉姆》等。190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在英国历史上，吉卜林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既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也是大英帝国的使徒和鼓吹者。他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是自莎士比亚以来对英语语言的丰富性做出Z大贡献的作家之一；他是帝国的游吟诗人，引领了一个全民阅读诗歌的时代；晚年的吉卜林敏锐地预测了大英帝国的没落和希特勒的崛起。
关于吉卜林的研究多集中在他的写作上，本书首次揭示了吉卜林的公众角色——他影响了英国人对其自身和他们的国家的看法。
前言
在1900年出版的一部政治讽刺作品《蓬头彼得字母书》（Struwwelpeter Alphabet）里，字母“K”的下方有一幅画，画的是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和基钦纳勋爵（Lord Kitchener）。站在高处的是个留着大胡子的军人，手持一柄出鞘的利剑；旁边的那位作家则显得十分矮小，他手里的羽毛笔看起来也像一把剑。漫画的下方有几行诗：
不同职业和身形的男子汉
正展现在你们的眼前；
细长的剑和短小的笔，
为人们做着有用的事；
在帝国随时需要的时刻
一起召唤吉卜林和基钦纳
诗句虽然平庸，却反映出人们的普遍看法——他们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帝国偶像。身份显赫、猫一般精明的廷臣伊舍勋爵（Lord Esher）认为，吉卜林之所以获得功绩勋章（Order of Merit），是因为他为大英帝国所做的贡献与基钦纳或那位统治埃及长达二十四年之久的克罗默勋爵（Lord Cromer）不相上下。
基钦纳固然不在大英帝国最杰出的将领之列，但他仍是帝国的象征。与此同时，吉卜林却遭到了恶意诋毁者的嘲弄，人们谴责他奉行侵略主义（jingoism）；而赞赏他的人们则为其帝国主义立场深感苦恼，因此将其遮蔽。大无畏的孟加拉作家尼拉德·乔杜里（Nirad Chaudhuri）坚称，吉卜林的政治主张“并非其作品的核心要素”；而吉卜林的官方传记作者查尔斯·卡林顿（Charles Carrington）也曾在私下表示，吉卜林的创作主题实际上既不同于托利党的主张，也异于帝国主义的立场。吉卜林的赞赏者大多秉持这类观点，导致他们在文献中评价吉卜林时出现了某种奇怪的失衡现象。他们的大部分著述着重研究的是吉卜林的散文，其次是他的生平，很少关注其诗歌作品，而对于他的公众角色则完全没有涉及。本书首次以编年史的方式梳理了吉卜林的政治生活：早年成为大英帝国的使徒—帝国梦想的代言人，晚年则扮演了预言国家衰落的先知角色。
事实上，帝国主义和保守主义在吉卜林的生活和他的很多作品中都是核心要素：在他自己认为最重要的诗集《那些年》（The Years Between）所收录的四十五首诗当中，大概有四分之三都涉及政治或帝国主义的主题。吉卜林清楚，他的政治主张是无法同其作品割裂的：他曾在1919年对一位法国朋友说道，近四十年来，大英帝国已成为“构筑［我的］身体和心灵的基石”。他需要从承担帝国事务—布道、劝诫、预言—中获得鼓舞。他不仅是位了不起的艺术家，还拥有并希望自己拥有其他角色。
吉卜林的前半生正处于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他是帝国之子，并对此充满自信。年轻时身处印度的吉卜林既没有质疑过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也未曾想到它会是短暂的。他一方面意识到这种统治的荒谬并在作品中对其加以嘲讽，另一方面又坚信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有一种持久的影响力。在他二十三岁离开印度次大陆，开始游历大英帝国治下的其他地区之后，这种信念就一直在增强。他将维多利亚时代的帝国使命转化为实际行动，并向人们宣扬它的功绩，却发现这些人漫不经心的态度简直令人愤怒。他在1899年发表的《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里，呼吁美国和英国一道，共同承担起“教化”世界上落后地区民众的使命。
吉卜林的言论为他赢得了其他英国诗人，甚至是丁尼生（Tennyson）都未曾有过的拥趸和地位。凭借对帝国事务的广泛了解和对公众情绪的准确把握，他成了那些平时并不读诗的民众心目中的重要人物。尽管他谢绝了英国政府授予他的所有荣誉，但仍被满怀热忱的人们认为是大英帝国未加冕的桂冠作家。吉卜林对英国的影响力在今天当然很难估量，但在当时却是不言而喻的。《如果》（If）这首诗对大英帝国乃至其他地区的同代人产生了显而易见的道德影响力，其中就包括时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他把刊登有这首诗的一份剪报当作自己的“珍藏品”。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一项民意调查，它至今还是英国人最喜爱的诗歌，也是人们在家中最常展示的一首，他们把用中世纪字体书写的诗文配上彩饰装进画框，然后挂在墙上醒目的位置，作为提升自我修养的训诫。
1897年，吉卜林为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六十周年庆典创作了那首伟大的《退场诗》（Recessional）。回想起来，那一年似乎就是大英帝国的巅峰，吉卜林也正是在这一年认识到了它即将衰亡的命运。他曾感受到大英帝国的潜力，而很快便又意识到它的脆弱，以及对其健康发展乃至生存日益增长的种种威胁。于是他开始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主张—要想继续生存，就必须实行特定的政策：关税改革与帝国特惠制、义务兵役制和扩军、联法抗德、停止所有对印度和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妥协与让步。这些都是当务之急，而吉卜林也在大声疾呼，希望这些政策得以实施。
1905年年底上台的自由党政府几乎完全没有采纳这些政策，直到1914年才开始联法抗德，但为时已晚。吉卜林感觉自己陷入了卡珊德拉（Cassandra）的境地：无奈自己说出的预言无人理会；而在他的晚年，情况更加令人绝望，他担起了耶利米（Jeremiah）的重任：大英帝国将会灭亡，英国将会灭亡，文明将会崩塌并再次进入黑暗时代。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希特勒的野心已昭然若揭，英国的生存成了这时的吉卜林唯一担忧的问题。帝国衰落的轨迹就这样与他个人的生命轨迹重合了，这种一致性恰好解释了这位无人问津的预言家几十年来感到痛苦的原因。那个曾经歌颂大英帝国鼎盛时代的人行将逝去，而他内心明白，即将逝去的，还有他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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