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命运交响曲
大革命爆发了，席卷全欧，占据了贝多芬的心。波恩大学是新思想的集中点。1789年5月14日，贝多芬报名入学，他特别喜欢厄洛热·施奈德教授在该校上的德国文学课。当攻克巴士底狱的消息传到波恩时，施奈德在课堂上朗诵了一首激情昂然的诗，激起了同学们的热情。第二年，他发表了一个革命诗集。在预订者的名单中，可以看到贝多芬和布勒宁家人的名字。
179□年11月，当战争蔓延到波恩的时候，他离开了故乡，前往音乐之都维也纳，在那儿定居下来。在这期间，贝多芬一直受着爱国情绪的影响。1796年和1797年，他把弗里贝格的战斗诗篇谱成了两首音乐作品：一首《出征歌》和一首合唱曲《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人民》。自1798年起，虽然奥地利和法国的关系非常紧张，但贝多芬仍同刚到维也纳的法国人贝尔纳多特将军交往甚密。与这些人的交往，使他的共和派情感更加坚定，而且人们可以看到在他以后的岁月中，这种情感得到了更有力的发展。
这一时期，施坦豪泽替他画的一张肖像，相当精确地反映出他当时的形象。画中的贝多芬比实际年龄显得小，瘦瘦的，笔挺的，上衣的高领使脖颈显得有些僵直，目光不屑和紧张。
他深知自己的价值，非常相信自己的力量。1796年，他在笔记里这样写道：“拿出勇气来，尽管身体虚弱，但我的才华必将获胜！……□5岁，现在已经到了！我□5岁了……人必须在这一年显示出他的完整的人来。”伯恩哈德夫人和格林克说他很目空一切，举止粗俗，态度阴郁，说话时带有很重的外地口首。只有他的几个密友了解他藏匿在这种傲然的笨拙下的善良心地。他将自己获得的成功写信告诉韦格勒时，脑子里出现的□□个念头便是：“比如，我看见一个朋友手头拮据：如果我的经济能力使我无法立即接济他的话，我就只要坐到书桌前，不大一会儿，我就使他摆脱了困境……你看这有多美。”随后，他又写道：“我的艺术应该为穷人们的利益作出贡献。”
此时，病痛已在叩门，且一旦上身便不再离去。在1796年到1800年间，耳聋症开始肆虐，耳朵昼夜不停地嗡嗡直响，他的内脏也使他痛苦不堪。他的听力越来越衰退。有好几年，他都没把这事告诉任何人，连他□亲爱的朋友都没告诉，他总躲着别人，免得自己的残疾被人发现，他独自深藏着这个可怕的秘密。但是，1801年，他无法再隐瞒了，在绝望之中，他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他的朋友中的两位：韦格勒医生和阿曼达牧师：
我亲爱的、我善良的挚友阿曼达……我多么希望你能常常待在我的身旁啊！你的贝多芬真的太不幸了。你知道，我自身的□高贵的部分，我的听力，大大地衰退了。我们常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已经感觉到有点儿病兆了，但我一直瞒着；但这之后，就越来越糟糕……我能治好吗？我当然是抱着这一幻想的，但希望渺茫，这样的一些疾病是□无法医治的。我不得不悲惨地生活着，躲开我所热爱和珍惜的一切，在这如此悲惨而又自私的世界里！……我得隐藏在凄惨的听天由命之中！当然，我确实是想过要战胜所有这些灾祸，但这又如何可能呢？……
在写给韦格勒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我过着凄惨的生活。两年来，我避开所有的交往，因为我无法与人交谈：我是个聋子。如果我从事的是另一种职业，那还有几分可能，但以我目前的职业来说，这是一种可怕的情况。我的仇敌不少，他们对此会说些什么！……在剧院里，我必须坐得特别靠近乐队才行，否则我就听不见演员们说话。如果我坐得稍微远一点儿的话，我连乐器和歌声的高音都无法听见……当别人轻声说话时。我几乎听不见，但要是别人大声喊叫时，我又难以忍受……我常常诅咒自己的一生……普吕塔克教导我忍受一切。如果可能，我却想同命运挑战，但是，在我一生中的某些时刻，我是上帝□可怜的造物……听天由命！多么悲惨的隐忍啊！然而，这却是我所剩下的□□的路！
这种悲苦的情绪流露在当时的几部作品里，如作品第十三号的《悲怆奏鸣曲》（1799年），尤其是作品第十号的钢琴曲《第三奏鸣曲》中的广板（1798年）。奇怪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带有这种愁苦，还有许多作品，诸如欢快的《七重奏》（1800年）、清澈的《□□交响乐》（1800年）等，都反映着一种年轻人的无忧无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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