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鉴赏斜阳_[日] 太宰治著_9787515918372

酗酒吸毒的弟弟直治叠印出中学、大学时代即早年的作者面影；决心为“恋爱与革命”而一往情深甚至孤注一掷的姐姐和子凸显战争期间作者苦闷的精神世界；流行作家上原二郎可以说是战后作者生态的翻版；而母亲身上则隐约寄托着作者的贵族情怀和审美理想，也是作品中惟一穿过凄风苦雨的一缕温馨的夕晖，亦即“斜阳”的象征或化身。

得鱼而不忘筌

（代总序）

课内课外，线上线下，作为外语教师，我强调最多的就是外文原著的大量阅读，旨在让学生在相关语境中掌握语汇、熟悉语法、打磨语感。就现实状况而言，原著文本的大量阅读，恰恰是外语专业本科生以至研究生的弱项。多数人感兴趣的更是用于应试的语法、惯用句型手册和习题集之类。近年来，智能手机导致的碎片化阅读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状况。于是我强调得更多了，几乎成了老生常谈。好在老生常谈也并非完全没有效果——时有学生或年轻朋友直言相告：“老师，我也不是不想读原著，奈何生词太多，查也查不过来，读一会儿就烦了，就困了。您可有什么好办法？”

办法总是有的。我告诉他们，作为过渡性、权宜性办法，不妨先读中外对照（对译）读本。眼珠一斜有译文，约略下视有脚注，可免去不少查阅之苦。对方若是学日语的，我就索性毛遂自荐，推荐拙译日汉对译丛书，比如夏目漱石的《心》、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太宰治的《人的失格》、堀辰雄的《起风了》……你别说，还真有人言听计从，乖乖买了，细细读了，甚至反馈说“老师没有忽悠我！”听得我满心欢喜。是啊，再怎么着，作为老师也不至于忽悠学生。严格地说，忽悠的时候也不是全然没有，但事关专业学习，事关毛遂自荐，一分认真、一分良知、一分责任感总还是要有的。

其实，这也与我的个人学习经历有关。我在吉林大学外文系学日语的时候，作为过渡，就曾看过日汉对译的书。记得像是商务印书馆早年出的日语学习参考书，里面收有小林多喜二《党生活者》等作品的对译片段——如此过渡之后，开始看德永直《没有太阳的街》等长篇小说原著，毕业前至少看了10 部。后来读研期间又看了夏目漱石全集等大部头。这样风雨兼程看下来，感觉有两个好处，一是单词量明显增加了。说世界上没有我不知道的日语词儿，那当然是不知天高地厚，纯属忽悠，但翻译当中很少查辞典则绝非虚言。二是语感上来了。因为单词和句式是在原著语境中记得的，所以它们一开始就已挣脱了辞典干巴巴的标准

释义，而带有种种样样的感性因素，比如色彩、温度，比如氛围、气味，比如节奏、律动和喘息。记住的不是静止的模板或图片，而是鲜活的电影或视频。挪用木心的说法，前者好比把鱼拿到桌面上观察，后者好比在水中观察。又好比水草（木心用来比喻《红楼梦》中的诗），“取出水，即不好。放在水中，好看。”而若“放在水中”，自觉不自觉之间就感受到了语汇千变万化的外延性、引申性及其微妙含义。遇到类似的场合，它们就会瞬间复苏过来，主动拍脑门儿报到。因此，无论解题还是翻译，就省去很多理性推导时间，信手拈来，绝尘而去。时觉文思泉涌，时闻珠落玉盘，时见妙笔生花。说绝对些，语感就是一切。

也是出于这一切身体验，当年中国宇航出版社要我出几本日汉对译读本时，我欣然答应下来。不过起初并非齐刷刷正好10本。十几年前的2008 年首批推出4 本：夏目漱石《哥儿》《心》、芥川龙之介《罗生门》《侏儒警语》。而后逐步增加6 本：江户川乱步《阴兽》、小林多喜二《蟹工船》、太宰治《人的失格》《斜阳》、堀辰雄《起风了》和谷崎润一郎《春琴抄》。其中大多一版再版。接下去将有同是夏目漱石的《我是猫》、三岛由纪夫的

《潮骚》《金阁寺》陆续送到大家手中。

下面简单说明三点。

一、关于对象读者

这套丛书设想中的读者水平起点为三年级（大三）以上本科生和研究生，或者相当于这一水平的日语自学者。前面说了，主要是为直接阅读原著文本提供过渡性用品。也就是说，下了这条摆渡小船，弃舟上岸，你就可以大踏步走进风光无限的原著阅读天地了。

二、关于注释

注释条目是基于上面的对象读者水平甄别选定的。我作为教书匠，1982 年从吉林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即从事日语教育，尔来38 年矣。最初几年教的是精读课，曾从一年级教到四年级，自以为大体熟悉大三大四学生的学力。这使得我在选择注释词条时有了基本依据。释义和语法术语主要来自《日汉大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年版）和《辞林21》（日本三省堂1993 年版），知识性词条则更多借鉴了部分日文原著所附“注解”。亦多少夹带我个人的体悟和理解。未必得当，仅供参考，断非指南。尚希方家，有以教我。

三、关于翻译

对译，对照性翻译。在本质上，任何翻译都是对译，但作为一种体例的对译本，又有其特殊要求：更要求准确性，即要和原文对得上。因此，在对译本付梓之前我重新校对了一遍。不过总的说来改动不大。也就是说，没有为了表层词义的两两相对而刻意改为直译。何况所选原著俱为文学名著，而大凡文学名著都离不开审美追求。这就要求译文不能囿于表层词义使之一一“对号入座”，而必须注重整体审美意象的重塑与再现。事关翻译，我所以最为看重“审美忠实”，缘由亦在这里。前不久我还在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2020 级新生平台课上就此老调重弹，同时增加了些许新调：文学翻译或可分为ABC 三个层次。A 得形忘

意，B 得意忘形，C 得意而不忘形。换言之，A 得筌忘鱼，B 得鱼忘筌，C 得鱼而不忘筌。无须说，C 为最高层次。但这终究是一种原则，一个理想。作为实际操作者的我，既可能鱼筌俱得，满载而归，又可能鱼筌皆忘，两手空空。抑或鱼筌之间，得一失一。究竟如何，自然有赖于读者惠眼明鉴——这也是一种对照，对照性阅读。是所望焉。

最后我要向这套日汉对译丛书的责任编辑致以谢意。

2008—2020，十几年间，三易其版，三易其人。始而楚晓琦，继而刘东雪，现今李琬琪——三位优秀女性以女性特有的真诚、细腻和责任心，避免了书中不少疏漏。同时努力营销，或运筹帷幄，或奔走呼号，白天黑夜，不辞辛劳。当然更要感谢读者——正因为有无数读者慨然赐阅，丛书才得以十几年来销势不减。对于译注者、对于教师，天底下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庆幸的呢！

林少华

2020 年10 月3 日于窥海斋

时青岛紫薇摇曳金菊飘香

太宰治和他的作品

（译序）

倘以三驾马车打比方，日本近代文学的三驾马车应是夏目漱石、森鸥外和芥川龙之介；日本现代文学的三驾马车则非此三人莫属：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和太宰治。令人沉思的是，6人中有4 人死于自杀。尤其后“三驾马车”，居然集体跌入自尽深渊。太宰治于1948 年投水自尽，年仅39 岁；三岛由纪夫于1970 年剖腹自绝，正值45 岁盛年；川端康成于1973 年含煤气管自杀，时年74 岁。其中太宰治从20 岁开始自杀，接连自杀5次。虽说爱与死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但就世界范围来说，多数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将作品中的爱与死同个人生活中的爱与死剥离开来。而像太宰治这样使得二者难分彼此的，无疑少而又少。在这个意义上，要想真正理解太宰治的作品，就要首先了解太宰治其人，就要进入其个人世界，尽管那是个大多时候雾霾弥天、充满凄风苦雨的世界。

太宰治，本名津岛修治。1909 年（明治42 年），太宰治出生于青森县一个有名的大地主家庭。父亲源右卫门是当地的名士和高额纳税者，曾任贵族院议员、众议院议员。母亲体弱多病，太宰治由乳母带大。豪宅深院，家中男女用人多达30 人，出入有带家徽的马车。不过由于当时日本实行长子继承制，他作为第六子在家里并不受重视。这使他在怀有贵族意识的同时逐渐萌生了边缘人意识和逆反心理。高中时代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因此对自己的地主出身即剥削阶级出身产生自卑、内疚和负罪感。1929 年服安眠药自杀未遂。翌年进入东京大学法文系，一边用家里充裕的汇款游玩享受，一边用来资助当时处于非法状态的日

本共产党，进而参加共产主义政治运动。脱离运动后同萍水相逢的酒吧女招待投海自杀。女方溺水身亡，自己侥幸获救。其后开始同艺妓小山初代同居，但精神一蹶不振。1935 年参加《都新闻》报社录用考试而被淘汰，自缢未果。翌年因药物中毒而住院治疗。原先信赖的长辈和朋友们视他为狂人，纷纷弃他而去。加之入院期间小山初代与人通奸，致使太宰治对人生与社会彻底绝望，深感自己已丧失做人的资格（“人的失格”），和初代同时自

杀未遂。

这样的人生经历相继带入他日后创作的《斜阳》和《人的失格》这两部堪称日本文学经典的中篇之中，尤以后者明显。写完《人的失格》不出一个月，太宰留下未竟之作《再见》（Goodbye）手稿和数通遗书，同恋慕他的山崎富荣双双跳入河中。此为第五次即最后一次自杀。日本战后“无赖派”最具代表性的天才作家就此落下人生帷幕，时为1948 年6 月13 日深夜时分，尚未步入不惑之年。虽云《再见》，而不复见矣！

《斜阳》写于作者离世前一年的1947 年上半年。贵族出身的母亲同女儿和子原本在东京一座足够阔气的公馆里生活。战败后由于经济上难以为继，遂迁住远离东京的伊豆一栋小别墅，母女相依为命，静静度日。不久被征召入伍的弟弟直治从南洋回来，宁静的生活遂被打乱。直治不是在家酗酒，就是拿着变卖母亲、姐姐衣服的钱去东京找一位叫上原二郎的流行作家花天酒地。和子某日在家翻阅直治写的《胡芦花日志》，得知弟弟颓废而痛苦生活的真相。母亲病逝后，和子赴京同上原相见，失望之余，被迫与之发生肉体关系。几乎与此同时，直治在伊豆家中自杀。和子决心不受任何旧道德束缚，生下上原的孩子。

日本文学评论界一般认为《斜阳》4 个主人公身上都有太宰治本人的标记。酗酒吸毒的弟弟直治叠印出中学、大学时代即早年的作者面影；决心为“恋爱与革命”而一往情深甚至孤注一掷的姐姐和子凸显战争期间作者苦闷的精神世界；流行作家上原二郎可以说是战后作者生态的翻版；而母亲身上则隐约寄托着作者的贵族情怀和审美理想，也是作品中唯一穿过凄风苦雨的一缕温馨的夕晖，亦即“斜阳”的象征或化身。翻译当中，几次驻笔沉思：如果风暴不是来得太猛而在世界某个角落保留这样几位懂得与冬日天空相谐调的围巾色调、懂得合欢花有别于夹竹桃的独特风情和怜惜弱小生命、懂得小仲马的《茶花女》和并不反对女儿读列宁的优雅的贵族妇女，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何必人人脚上都非沾牛屎不可呢？结果，当我们自己脚上也不再沾牛屎而回头寻找优雅的今天，优雅不见了。太宰治或许当时就已意识到了这点——尽管弟弟直治一直想逃离贵族阶级而力图成为民众的一员，而写给姐姐的遗书中最后一句却是“我是贵族”。在这个意义上，《斜阳》无疑是一个没落阶级、一种过往文化、一段已逝岁月久久低回的挽歌。自不待言，挽歌旋律中也满含着对日本战后并未因战败而有任何改变的人的自私自利、蝇营狗苟和因循守旧的悲愤与绝望之情。而这点恰恰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共鸣。作品因之风行一时，“斜阳族”成了人所共知的流行语，开日语“×× 族”表达方式之先河。

作品结构跌宕起伏而又一气流注，纵横交错而又浑融无间。笔调或温婉细腻和风细雨，或昂扬激烈浊浪排空，不愧为大家手笔。在日本有太宰文学之集大成之誉，并非溢美之词。甚至有人——例如小田切秀雄——誉之为青春文学。同时感叹“现在的青春文学在哪里？莫非是村上春树、村上龙？”（《日本文学之百年》，东京新闻出版局1993 年版）

前面已经提及，《人的失格》是太宰治死前不到一个月才写完的中篇，发表已是其身后的事了，乃太宰文学的终到站。较之《斜阳》，《人的失格》中融入的作者个人生活色彩显然浓重得多。主人公叶藏出生于日本东北地区一个大地主家庭。父亲是国会议员。叶藏从小就喜欢以搞笑或逢场作戏的方式取悦于人。赴京上高中后由于受“恶友”堀木的影响，开始吸烟、酗酒和嫖妓，同时参加左翼组织的秘密聚会等活动。退出后不久同一个酒吧女招待一起跳海自杀，仅自己获救，被学校勒令退学。老家因此不再汇款。没有生活来源的叶藏沦为女记者静子和酒吧老板娘的情夫，同时靠画低俗的漫画赚取酒钱。后来同处女芳子结婚，过了一段短暂的正常生活。而芳子被一个小商人诱奸事件使他受到极大的精神伤害。喝安眠药自杀未遂后开始咯血，并为戒酒注射吗啡。毒瘾很快一发不可收拾，被送进精神病院。出院后返回乡下生活，彻底成了废人——失去做人的资格，人的失格！

如果说《斜阳》是太宰文学之“集大成”，那么《人的失格》则是太宰文学的“总决算”。虽说有相当多的部分同作者本人经历相重合，但夸张和虚构成分亦不在少数。因此，这部中篇既是自传体小说又不是自传体小说——就作者生活历程或阅历来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传体小说；而就其心路历程或个人精神史而言，则是不折不扣的自传体小说，完全可以视为太宰自虐而扭曲的精神自画像、灵魂自白书。小说以赤裸裸的自供状手法，将主人公对于人，对于人世的疏离感、孤独感、恐惧感以至绝望感毫不掩饰地剖析出来，同时将作者对爱与真诚、对友情与信任、对自由与幸福的诉求推向极限，展示了边缘人和生活在自闭世界之人血淋淋的真实的灵魂切片。在这点上，或如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奥野健男所说，比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恶魔》的纵横捭阖固然遥不可及，但其深度应在《死

屋手记》之上。并且断言：“这部作品是天生有某种性格之人、具有懦弱、美好、悲哀和纯粹的灵魂之人的代言者，是他们的救赎。太宰治是为创作这部《人的失格》而来到人世的文学家。他将由于这部小说而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参阅新潮文库版《人的失格》解说）。在我看来，《人的失格》也好《斜阳》也好，至少其中有一个闪光点：真诚，颓废中的真诚！

不过平心而论，《人的失格》的主人公生活毕竟太颓废了。说起来，这部小说是去年暑期在乡下译完初稿的。纵然炎炎夏日，也觉得寒气袭人。不得不时而放下自来水笔，出门遥望白云蓝天，漫步田园花草，以便让自己“回来”。也是多少出于这种感受，一次我半开玩笑地对学生说：日本文学不宜多看，越看人越小，越内敛，缩进壳里钻不出来；俄法文学则越看人越大，越外向，令人拍案而起奋然出阵。

对了，前面提及小田切秀雄在评论太宰治时提到村上春树。记忆中村上春树也提到过太宰治。村上在《为了年轻读者的短篇小说指南》一书的前言中谈及日本小说时写道：“所谓自然主义小说或者‘私小说’我是读不来的。太宰治读不来，三岛由纪夫也读不来。身体无论如何也进入不了那样的小说，感觉上好比脚插进号码不合适的鞋。”的确，村上和太宰治的“脚”或“鞋”的号码是很有区别的。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如果说村上文学意在顺应社会和自我疗伤、自我抚慰、自我提升，那么太宰治则意在反叛社会和自我批判、自我告发、自我堕落。或者换个说法，前者倾向于自尊自爱以至自恋，后者倾向于自暴自弃以至自虐。但相同点也并非没有。如二者作品的主题同样涉及疏离于社会主流的边缘人巨大的孤独感甚至自闭心理，同样表明了对战争的厌恶和对战前军国主义体制的批评（太宰治在《人的失格》中借直治之口说“日本的战争，纯属找死”）。而且，无独有偶，两人都提到鲁迅。太宰治以鲁迅仙台留学经历为基础写了长篇小说《惜别》。村上则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为日本文学专业研究生上课时提及鲁迅的《阿Q 正传》：“在结构上，鲁迅的《阿Q 正传》通过精确描写和作者本人截然不同的阿Q 这一人物形象，使得鲁迅本身的痛苦和悲哀浮现出来。这种双重性赋予作品以深刻的底蕴。”并且认为鲁迅的阿Q 具有“‘一刀见血’的活生生的现

实性”。

还有一点相同的，那就是两人作品中，死、自杀都屡见不鲜。人间诸事，生死为大。所以这里姑且偏离主旨谈几句日本人的生死观。日本传统的生死观主要源于武士道。而武士道赖以形成的渊源，除了日本本土固有的神道教，还有来自海外的佛教和儒教。佛教的禅宗哲理赋予其“生死一如”的达观，儒教为其注入厚重强烈的道德感，而奉王阳明学说为宗的日本新儒学则赋以“知行合一”的自信和果敢。其最有代表性的表述出现在被奉为武士道经典的《叶隐闻书》：“所谓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于是在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或者莫如说，名誉高于生死。但同时强调，不惜为之一死的名誉必须是真正的名誉。日本思想家、教育家新渡户稻造在其名著《武士道》这样写道：“真正的名誉是执行天之所命，如此而招致死亡，也绝非不名誉。反之，为了回避天之所授而死去则完全是卑怯的！在托马斯·布朗爵士的奇书《医学宗教》中，有一段与我国武士道所反复教导的完全一致的话。且引述一下：‘蔑视死是勇敢的行为，然而在生比死更可怕的情况下，敢于活下去才是真正的勇敢’。”

至于太宰治的选择死亡属于哪一种，这里不予置评。但这句话值得任何人记住：在生比死更可怕的情况下，敢于活下去才是真正的勇敢。

下面说一下翻译。《人的失格》中译本据说已不下10 种。我虽然没有全部看过，但就行文而言，我猜想肯定一种一个样，至少不少译法有差异。例如“第一篇手札”开头第一句，日文当然同是“恥の多い生涯を送って来ました”，但看我手头两种译本，一种译为“我的一生是充满羞耻地走过来的”；另一种为“回首往事，尽是可耻之事”。而拙译则是“送走了耻辱多多的人生”。不仅文体或行文风格明显不同，而且意思也不尽一致。就连书名都各所不一：前两种照搬日语而为《人间失格》。另有人译成《丧失为人的资格》。就意思的准确性而言，当属后者。前两种貌似“忠实”，而语义偏离大矣。这是因为，作为日语的

“人间”，语义为“人”或“人们”。不过自不待言，如此译法并非由于译者理解失误，而可能出于对“异化”或形式对应方面的考虑。换言之，前两种译法太“生”，后一种则未免过“熟”。作为后来者的我——幸亏我是后来者——再三抓耳挠腮的结果，最后决定译为“人的失格”。盖因愚以为翻译当介于生熟之间也。太生（异化），则意思似是而非；过熟（归化），则有以释代译之嫌。借用那句关于翻译的意大利名言：翻译如女人，贞洁的不漂亮，漂亮的不贞洁。

那么，哪一种是百分之百原汁原味的或既“贞洁”又“漂亮”的太宰治呢？答案不言自明：都不是，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太宰治，这个世界上哪里都不存在。

何以如此呢？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说到底，任何翻译都是以译者个性化理解为前提的语言转换。理解总是因人而异。而文学翻译还要加上对原作审美情境的感悟能力。这方面差异更大也更微妙。好比钢琴家弹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由于每个钢琴家对乐曲的理解、感悟总有个人主观性介入其中，演奏效果必然存在种种微妙差异。另一个原因在于两种语言功力。尤其对外语的语感捕捉能力和母语表达能力。而后者往往不被看重。从根本上说，翻译是一种特殊的母语写作。一个不能用母语写出一手像样的文章的人，绝无可能搞出像样的翻译。但另一方面——恕我重复——哪怕这两点再出类拔萃，要百分之百再现原作也绝无可能。再打个比方，翻译好比复印机，复印机质量再好，复印件也不可能同原件一模一样。可以惟妙惟肖，但不可能一模一样。又如镜子，哪怕影像再逼真，那也终究是逼真，而不就是真。一言以蔽之，百分之百的太宰治哪里都找不到。可以接近，甚至可以超越，但等同不可能。换言之，可以是百分之九十的太宰治，甚至可以是百分之一百零五的太宰治，但没有百分之百。然而译者又偏要追求百分之百。我也不例外。

那么我是如何追求百分之百的呢？说出来并不复杂，就是想方设法找出那个百分之一，那个唯一。例如前面那句原文中的“恥の多い生涯”，与之相对应的译法也足够“多い”。“多い”者，如“很多、许多、好多、老多、多多、相当多”或者“尽是、多是、满是、充满、满满”等等；“恥”者，如“羞耻、可耻、无耻、耻辱、丢人、丢人现眼、见不得人”等不一而足。但这并不意味哪一个都可以。必须说，在特定语境中，最佳选项唯有一个。作为译者，就是要找出那个唯一，那个十几分之一几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通过无数个百分之一向百分之百逼近。如此斟酌的结果，我选择的是“耻辱多多”——“送走了耻辱多多的人生”。作为小说标题或书名的译法，我选择的是“人的失格”。

至于注释，主要根据本科三四年级的学力就语汇和语法之偏难者附以底注。译文也好注释也罢，唯愿都不至于让读者朋友过于失望才好。

最后，容我向责任编辑刘东雪表示感谢。她以女性特有的认真，使得译文避免了不少疏漏和欠妥之处，确是一位真正负责任的责任编辑。我想，正因为世界上有这样的责任编辑的存在，文字的钟摆才得以微调到精确的位置。

林少华

2015 年9 月27 日（乙未中秋）于窥海斋

时青岛月白风清银辉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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