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书简介：
“大迁徒抗战实录丛书”将抗战内迁作为一个整体，全面考察抗战迁徙史，多角度再现中国人民为延续民族血脉、支援前线、振兴大后方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迁徙之旅。该丛书包括《国府西迁》《文化存续》《烽火兵工》《守望科学》《金融对垒》和《工业重塑》六卷。
本书简介：
《守望科学》以科研机构的内迁为主线，讲述了中央研究院等科研机构在战乱时的困厄与突围，也讲述了科学家义无反顾地与祖国共患难，为战时后方经济建设特别是国防和现代工矿业的发展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引 言
中国近代科学技术是伴随着西方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而兴起的。正如著名科技史专家樊洪业所言，“中国的近代科学，不是对中国传统科学的继承，而是西方科学传播的结果”。西方科技传入中国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即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一方面，为了能够顺利开展传教工作，以利玛窦、汤若望、艾儒略、南怀仁等为代表的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过程中，介绍和传播了天文、数学、地理、物理、火器等科学技术知识。另一方面，伴随着西方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以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的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士大夫开始接触和研究舶来的西方自然科学，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科学在中国兴起。但西方科技在中国的传播和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并不顺利。自雍正年间，清廷开始推行闭关自守政策，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中断了百余年，中国的科学技术也处于发展的绝境。
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再次在中国传播，则是在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以后。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在惊叹于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同时，让一部分中国人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清醒过来，开始重新认识西方的科学技术，并把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与抵抗侵略、救国图存联系起来。林则徐发出“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呼声，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以抵抗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成为中国爱国先进分子的强烈呼声。他们开始面对全新的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或从事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翻译，或仿制西方的枪炮舰船。而“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指导下，掀起了一场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然而，正如时人所言，“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有自强之言，而迄今仍无自强之实”，洋务运动既没有实现“自强”，也未能达成“自富”，甲午战争的失败，也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继之而起的维新运动，突破了洋务运动时期“中体西用”的理论框架，突破了把西方科技局限于数、理、化、天、地、生及声、光、电等纯自然科学的狭小范围，把对科学技术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意识到西方强大的根本原因并非仅仅是技术层面的科学应用，科学背后复杂的文化建制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认识到“西学”的价值并非仅是经世致用，还具有“炼心积智”“变吾心习”“黜伪崇真”等精神方面的思想启蒙价值，从而提出了“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的主张。而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时期，西方自然科学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其规模远远超出前期。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真正揭橥“科学”这面旗帜并使之高高飘扬，它席卷了中国的思想界，激励了中国人冲破旧的思想樊篱，寻求科学救国的道路。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心焉。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凡此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
在中国科学近代化的历程中，科学研究机构的建立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有了科学研究机构，才能组织研究人才，装置研究设备，进行较为深入的实验研究。科学机构的建立是科学体制化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与重要内容，是科学发展的基础与标志。对通过引进西方科学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近代科学来说，科学机构体制化更是科学本土化的根本保证。
19世纪末期以前，中国的科学事业基本上停留在介绍或传播西方的科学成就上。在相当长的时期，没有独立的研究组织和科学研究机构的设置。19世纪末期，一些西方人士首先开始在中国设立研究机构，其中有1873年法国在上海建立的徐家汇天文台，1898年德国在山东建立的青岛观象台，1907年日本在东北建立的满铁中央试验所等。
中国近代科学机构的建立，与近代科学社团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而中国近代科学社团，首先是由一批留学生建立起来的。中国近代第一个真正具有科学学会性质的团体，应当是1907年由留学欧洲的学生在巴黎成立的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计划开展“划一名词、编译书报、调查、通讯”等。而真正具有一定影响的第一个近代科学社团，则是1909年由张相文等发起创办于天津的中国地学会。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社团开始建立的情况是：1913年，中华工程师学会成立；1915年，中国科学社成立；1916年，中华学艺社的前身丙辰学社成立；1917年，中华森林会成立（1928年改组为中华林学会），中华农学会成立；1919年，中美工程师学会成立；1922年，中国天文学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华化学工业会先后成立；1924年，中国气象学会、新中国农学会以及中国昆虫学会的前身六足学会成立；1926年，中国生理学会成立；1927年，中国建筑师学会、中国矿冶工程学会、中华自然科学社先后成立；1928年，中华矿学社成立；1929年，中国园艺学会、中国古生物学会成立；1930年，中国化学工程学会、中国营造学社、中国纺织学会、中国度量衡学会等成立。各类近代科学社团成立后，积极开展学术交流，发行科学期刊，举办实验演示等，对于推进科学的宣传普及和学术研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近代的科学研究机构是在民国时期开始建立起来的，当时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了科研组织对于发展近代科学技术的重要组织保障作用。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之一任鸿隽就认为：“一国之内，若无科学研究，可算是知识不完全；若无科学的组织，可算是社会组织不完全。”从目前资料来看，最早建立的科研机构应当是在1912年10月，由马相伯、章太炎等仿照法兰西研究院发起成立的函夏考文苑。但其研究领域主要是一些传统学问，对后来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而真正对后来产生重大影响的科学机构，则是1913年在北洋政府工商部地质科的基础上改名成立的工商部地质调查所。到1930年，建立的主要研究机构有：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1922年）、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1922年）、河南地质调查所（1923年）、两广地质调查所（1927年）、湖南地质调查所（1927年）、江西地质调查所（1928年）、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1928年）、中央研究院（1928年）、上海雷斯德药物研究院（1929年）、国立北平研究院（1929年）、中央工业试验研究所（1930年）、中国西部科学院（1930年）等。这些研究机构，虽然分布地域还极不平衡，力量也十分薄弱，但却迎来了中国近代科学机构创建的第一个高潮，开启了近代中国科研机构体制化的历程，对推进中国科学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打破了书斋和实验室的宁静，集中了中国科学事业的东部地区相继沦陷，众多科研机构或遭受炮火摧毁，或被迫搬迁后方，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彻底打乱了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使中国科学发展进入寒冬。
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在抗日战争那段血雨腥风的岁月里，一位位中国科学家义无反顾，与祖国共赴危难，与科研机构一道，历经艰难险阻，迁徙到大后方。他们或从事基础研究，或从事科学调查，或研发武器装备，或从事战时保障工作，或奋力救死扶伤，或努力培养人才，在破碎的山河之上，为挽救民族危亡奉献了自己宝贵的科学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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