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个人命运与时代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
（代序）
李朝全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报告文学是一种时代特征特别鲜明的文体，报道最新发生的事情，新近出现的重要现象、重要事物，涌现出的新人物，是报告文学承担其作为文学轻骑兵职责的重要表现。这种脱胎于新闻的文体的一个重要功能，也是它的一大审美特质就在于它能够向人们及时传递新鲜的资讯和信息，能够让人们了解许多希望了解的正在发生或新近发生的大事要事，正在发生着的重大变化和发展的趋势态势，让人们对未来能有一个基本的清晰的判断。
傣族女作家禾素的长篇纪实新作《春天里的人们》就是这样一部典型的具备新闻性价值的作品，它有助于人们认识和了解香港的当下实情及其未来发展走向。作品讲述的是数十年来在香港地区孜孜不倦、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推广普通话的一群教育工作者的平凡经历。她们的经历也是芸芸众生的一种经历，但是她们都有一个志向一个愿景，并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和职业，即：她们都以教授普通话、推广普通话教育作为个人事业、生命寄托和实现个人价值的一种主要方式。这些人大多来自内地，有许多是嫁到香港的内地女子，她们的经历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譬如，都是因为对原先的生活状况不满意，或者因为家庭破裂，独自到深圳打工，在打工的过程里结识了来自香港的未来的丈夫，由此开始进入香港这个大千世界，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摸爬滚打，奋斗拼搏，寻找自己生活的方向。她们中有的做过厨房的帮厨，有的做过私人教师，有的在幼稚园当过老师，干过各种各样的粗活脏活累活，只求能够自主自立，最终她们都发现了教授推广普通话是自己可以赖以存身和谋生的手段，于是都投入了很大的精力重新学习。无论原先的起点是大学毕业还是高中毕业，她们都通过继续教育，拿到了教师文凭，开始了正规的教授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并在这一工作中找到了心灵的寄托，从而摆脱了业已破碎或者分裂的家庭。其中有些女子因为职业上的独立和财务上的自由而勇敢地跨过了婚姻的樊篱，与原先的香港丈夫离婚，重新开始属于自己的自立的生活。菁是一位性情温和的人，就像大海中一朵小小的波浪，因为不懂英文和粤语，无奈之下直接去找校长要求报考，好不容易考上了，婚姻却陷入了僵局，但因为孩子小而隐忍住了。她通过帮助孩子攻克学习难关，从而找到了新的谋生路子，就是教问题学生，把7个有各种毛病的孩子教得很出色。她1994年从四川到深圳，先是到酒楼去当配菜工，后来因为结识了一位香港男子而移民到香港，到港后却经历了婚姻上的种种不顺，但顽强的她扛起了生活的各种艰难，通过上中文专业拿到了教师证，开始教普通话，接着又学会并教人瑜伽，最终顺从内心的召唤与丈夫和平地分开，搬去北角独居。夏雪同样是一位要强的女性，因为压力大，和丈夫关系破裂，但她决不轻易向现实妥协，反而感谢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让自己能够快速地成长，经历过的事情让自己能够不再惊慌失措。来自江苏的艾玲，与世交子弟、警察苏伟堪称青梅竹马，因此坚持要回家嫁给他，嫁人后却因家庭矛盾夫妻关系破裂，于是迁到香港定居，分到了公屋，转行教普通话。丈夫纠缠不放，也要求来香港，并且一再地背叛她，先是把赚的钱全都收走，接着又找借口回内地寻欢作乐重婚生子，丈夫人性丑陋的一面暴露无遗。这时艾玲不幸又患上了癌症，但是她的内心怀有无尽的善，让她克服了一个个生活的难关。几年后，她终于走出了婚姻的围城，再婚嫁给了一位心仪的艺术家。向真来自湖北，到深圳打工，经人介绍，对丈夫虽了解不多，但还是嫁给了他。嫁给丈夫到了香港以后竟是她噩运的开始，先是遭到婆婆百般虐待，接着丈夫又有了外遇，向真只好自求真正的独立。她一面通过教普通话谋生，一面体会到有些香港人的卑劣。在她把普通话中心的教师职务辞掉后，却又被本来讲好聘用她的幼儿园校长解聘。就在她陷入绝境之时，有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个私人教师的活儿，才帮助她渡过了难关。
因此,这部作品给人感受最深的便是这群我们并不熟悉的独特的女性。她们的经历有类似的地方，那就是通过自尊自爱自强，最后实现了个人的职业自立、财务自由和人身自由，寻找到了个人的幸福和生命的价值。
这是一群普普通通的女子，而作者作为一名女子，对她们显然怀有无尽的同情、体谅与关爱。作者的书写首先在于揭示这群女子的命运和人生轨迹。文学是人学，文学关注的是人性、人心、人道和人情，作者以一种同情心同理心去贴近这群女子，走进其内心深处，了解其最为幽微隐秘的心灵深处的悸动，去捕捉她们生命升华的每一个瞬间。这，正是对人性基本的尊重，也是对女性生存处境深切的体谅，是对于女性自我蜕变自我升华的一种生动的描绘。许维琳是普通话比赛的一名评委，作者选取了一个细节，一支参赛队因为一名胖学生的意外情况引起全场哄笑而导致比赛效果不佳，但是他们出色的发挥依然给了许维琳一个惊喜，因此她破例额外给了他们一个奖，使这群学生和老师受到了很大的激励。许维琳当年是香港的偷渡者。她的爱人先期到香港去投靠其开小厂的父亲，而许维琳则是通过交了800元偷渡费，带着孩子冒险孤身前往，一路上经历了各种曲折和惊险，最终顺利来到香港。然而这位华东师大毕业的大学生，在这里学历却不受认可，她只好重新学习，重新获得学位，才能找到工作。又因为不懂粤语，不懂英文，开始时只能委屈地到唯一一所用普通话教学的学校去当教师，语言成为了她的谋生手段。压力非常大，但是，许维琳没有放弃，每天4点就起床，勤勉敬业，最终做出了显著成绩，30年后改行去了城市大学教普通话，而且参与举办香港校际朗诵节，担任比赛评委，后又加入了儿童文学会，成为了一名儿童文学作家。她的人生理想就是快乐做事，轻松做事，不求名利，知足常乐。曼
君因为结识了香港的丈夫而来到香港，租了公屋，原先在学校的餐厅工作，为了能照顾女儿上幼稚园兼顾家庭和工作，她努力学文学、教育学，考取了高级教师文凭，开始做家教，又自编图像拼音教材，接着从私人教师转成普通话教师，因为好学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她的人生感悟是：人活着的意义就在于传承，从家庭菜式到上一代的好东西，包括好的生活习惯、思想、知识，普通话教学也是在传承中国文化。珊珊原来在外贸集团工作，也是因为认识了在香港新世界集团当工程师的丈夫而嫁到了香港，为了谋生而开办普通话中心，“非典”期间赔了很多的租金，但是她坚持了下来，最终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这一个个女子的生活经历都相当坎坷，她们以教授普通话作为谋生手段，同时她们也是文化的使者和传播者，她们促进了香港这座包容性城市文化的融合。正如作者所言，她们为这座城市带来了新鲜的声音，这些声音会引导这座城市与祖国内地更加紧密地融合，加速香港的去殖民化。这些人都是普通人，她们的身上未必都有家国天下的情怀，未必都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操，但是她们个人的奋斗和作为，却对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推动香港的进步，促进香港和内地的融合，保证香港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自己重要而独特的贡献。她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一个热爱祖国的普通人的职责，体现了公民意识，其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也在这项工作中得到了彰显。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香港回归祖国22周年。香港所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香港曾经有过一段漫长的不堪回首的殖民地的历史，150多年的租借地历史给香港打上了沉重的精神和文化的烙印，这种烙印的后续影响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甚至很难被完全消除。因此，对于一个重新回到祖国怀抱的特别行政区而言，它的文化传承，文化及精神的重构、重建既极其重要又相当艰巨繁重。文化化人，文化育人，一个地区之所以具有中国性，之所以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就是因为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绵延不断地传承了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的重要载体是语言和文字，因此，在香港这片久别重归的特别的土地上推广普通话，推广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其意义重大而深远。放到民族国家的层面上考察，这实际上是在为一个地域的重新融合重新融入祖国大家庭所进行的一种非常艰辛但却是极其重要的努力。一方面，香港广大居民有学习普通话，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迫切需要和强烈需求；另一方面，一大批有志于推广普通话、推广中华传统文化的有识之士加入到了这样的一股洪流之中；再一方面，政府部门特别是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都有志于推广和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是根，文化是脉，文化是灵魂，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标识，只有把文化传承好，弘扬好，这个地区的文明进步才是可持续的、绵延不绝的。漫长的租借地历史有可能使香港的传统文化被拔根或被削弱淡化，被糅杂和多元化，那么，在这种多元化的文化中，坚持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导主流地位，坚持中华传统文化对香港社会的全覆盖和引领作用，应该成为每一位有识之士共同的抱负和理想。推广普通话的这批工作者，她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汇入了这场传承传统文化的时代大潮。她们都是小人物，但是历史不正是由小人物创造的吗？她们看似微弱的基础性的工作实际上也是在参与创造一部香港的新历史，书写香港的历史新篇，因此，她们的作用不可替代，她们的价值不可低估。而作为新加入香港区籍的移民，她们无疑是新香港人，她们对于香港是一种新鲜元素，一种活力和生机，她们为香港原先驳杂的文化格局注入了一股清流，带来了一阵清风。这是从祖国内地吹来的风。这种风尚的影响引领应该是一种长久的、可持续的，而且应该是一种引导性的、主导性的。现在回首香港回归22年来的历程，我们更加真切地认识到，推广普通话，推广普及中国传统文化，对于香港的未来至关重要，对于香港更好地融入祖国，和祖国同步伐共命运齐发展，组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尤为重要。从这些层面上说，《春天里的人们》这部长篇纪实作品无疑是特别的，有价值的，值得肯定的。
作者禾素1994年移居香港，从事教育及写作工作。在香港生活了20多年，她对香港社会已然相当熟悉，尤其是对推广普通话的这个教师群体非常熟悉。她所采访的这些女性几乎都是她的朋友，或者有过多年交往，对她们的经历和事迹此前早已有所耳闻目睹，而经过进一步深入的采访了解，她也进一步揭开了这些女性的生命历程和心路历程。这种亲历式、耳濡目染式的采访，因为真实真切，因此具有很强的可信度和感染力。
刊于《民族文学》汉文版2019年第10期
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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