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雨廷先生毕生研究的重点是宇宙与古今事物的变化，并有志于贯通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联系，对中华学术中的《周易》和道教，有深入的体验和心得。潘雨廷先生著述丰富，其研究涉及多方面内容，具有极大的启发性。
本书是潘雨廷先生一九八六年一月（《补遗》延伸至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一年十二月间的主要谈话记录，内容涉及文学、历史、哲学以及科学与宗教，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后 记
一九八四年末，我有机缘随侍潘雨廷先生，朝夕谈论易学。一九八六年一月，因心有所感，陆续有所记。当时一边为先生整理文稿，一边回忆先生的谈话，心中感受的快乐和光明难以言喻。当积累渐多以后，我把笔记进呈潘雨廷先生，先生读后也甚为欣喜，说：“我也是这样过来的。”又说：“这是你的，不是我的。”又说：“将来可以发表。”时过境迁，这些曾经引起我激动、思索的内容，已渐渐平淡了下来。这些笔记静静地躺在书橱的角落里，无声无息，偶尔有一二友人借阅，阅后归还，仍恢复平静。就这样十多年过去了，我决定整理并公开这部分私人笔记。
在我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受到许多良师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对我产生转折性影响的当属潘雨廷先生。在先生去世后，我长期从事先生著作的整理，私下以为这不仅是对师恩的报答，也是对这位默默耕耘一生而又成就非凡的大学者的纪念，同时更是对处于世纪之交中国文化所作的回应。我曾经写文章怀念对我有影响的师长，而多少年来，潘雨廷先生的音容笑貌虽然时时浮现眼前，但是写什么，怎么写，竟然无从下笔。直至整理完所有笔记，我才恍然若悟，没有什么比潘雨廷先生直接解说学问，更能显示先生的风采了。读此笔记，潘雨廷先生的文采风流跃然纸上，我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看到了一群青年学生的诚心向学，听到了先生的谈笑风生。
我的笔记虽然来自当场的记录，但它还不能完全代表潘雨廷先生的思想，也不能完全代表我今天的思想，只能代表作为学生的我，在当时所能理解的先生思想。由于牵涉中华学术比较深入的内容，也由于潘雨廷先生特殊的表达方式，笔记中有些内容是当机之言，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完整表述。读者应该领会其启发性，而不必死于句下。谈话中涉及的部分人和事，也当作对事不对人想。其中有些内容，可以再思考，比如关于可耕地面积的判断，又如关于“泄露天机”的提法。有些思想，如关于等离子态以及化学元素周期律，林国良先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即使不世出的大学者也是可能存在局限的，然而潘雨廷先生在艰苦环境下坚持治学，正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上出精神的写照。对于其中具体是非的商榷，将来还可以深入探讨。
本书的前七部分来自我的笔记，第八部分《补遗》来自我的零星记录（有些直接出于回忆），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如先生当年手写的字条）。今日观之，先生的思想，即使片言只句，依然弥足珍贵。笔记中还有其他友人的谈话，以及读书时所作的摘抄，整理时没有完全删削，保留了一些过去的情景。
潘雨廷先生逝世已经十多年了，我的思想也几经波折，当年的许多文稿已然不全，所幸这份问学笔记尚未遗失。今天着手整理这部分内容，既由于潘师母金德仪女士多年来的鼓励，我自己生命中遭遇的困难也成了促进因素。整理工作开始于去年三月，到了今年三月才大体告一段落。几位谦让而不愿具名的友人参与了整理工作，反复校订，花费了大量心血。老友林国良先生审阅了文稿，伍伟民先生提出了意见。
张文江
二〇〇五年三月二十日
又 记
潘雨廷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中走出独特道路的大学者，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对他的认识也在逐渐加深。这份笔记是我当年亲炙潘雨廷先生的记录，但是它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记述者的局限。可以想见，潘先生的谈话对象如果是其他人，那么谈话的内容必然有所不同。而如果由不同的人来记录潘先生的谈话，那么谈话的形式也必然有所差异。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这份笔记仍然有其空白之处，期待着读者善意的理解。也因为如此，虽然此稿早已整理完成，但是否适合全文发表，我还是迟疑了一段时间。
此稿的部分内容，曾经刊载于杨丽华女士主编的《文景》杂志，和刘小枫先生主编的《经典与解释》。其中有一个数学问题，请教了陈克艰先生。
张文江
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修订本后记
《潘雨廷先生谈话录》经过较长时间的整理，2012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次修订，改正部分错误，作出少量调整。原来见于本书七的拟写《易学史大纲》目录，以及见于本书八的拟写《易学史》目录，因为已辑入《易学史丛论》的附录，修订时作了删除。所删之处，从《补遗丙》中调入论易学史分期的内容。
此外，本书七中提到，1972年国际上用“铯周期”来定义“秒”（最早作出定义的是1967年）。潘先生论帛书本《老子》“执今之道”的“今”，对此有所阐发（见《易与佛教、易与老庄》）。本书修订时，又有后续进展。2018年11月16日，国际度量衡总会（CGPM）对千克、安倍、开尔文和摩尔的定义进行了更新。至此七个基本度量标准全部使用物理常数定义，完成了划时代的变化。本书二中谈及爱因斯坦致斯威策信，潘先生在著作中也有引用（见《易老与养生》）。当时的译文不准确，可参考译者本人的说明（许良英《关于爱因斯坦致斯威策信的翻译问题——兼答何凯文君》，见《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年第5期）。
张旭辉先生多次提议此书再版，黄德海先生和李宏伟先生也积极推动。
张文江
二○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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