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评价论——价值评价在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_陈阳著_9787513072144

决策既表现为一个时间性的过程，也表现为一种具有强烈价值倾向的、人的目的性的活动。本书试图从决策的一般要素、一般过程以及本质特征等几个方面来分析这一特殊的人类行为。并基于对以往决策科学的一般模型分析入手，尝试纠正人们将“信息”置于决策的决定性地位这一观念。同时，本书提出“评价在决策中居于基础性地位并具有贯穿始终的决定性作用”这一观点，从而努力将决策从认识论分析的视角引向价值论分析的领域。

作为在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下生活的人们，总是因为这样那样的目的，采取他们所能掌握的手段，来进行或大或小的选择，当有些时候某些选择重要到影响事物发展性质的时候，则被人们称之为决策。无论从规范性或是从描述性的角度来看，它大概的过程就是：人们为了实现某个目的，并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来制定一些方案，并从中选出最佳或是最满意的方案，进而付诸实践，最终将心中的蓝图变成现实。决策既表现为一个时间性的过程，也表现为一种具有强烈价值倾向的、人的目的性的活动。本书从决策的一般要素、一般过程以及本质特征等几个方面来分析这一特殊的人类行为。并基于对以往决策科学的一般模型分析入手，尝试分析人们将“信息”置于决策的决定性地位这一观念有何不妥之处。同时，本书将提出“评价在决策中居于基础性地位并具有贯穿始终的决定性作用”这一观点，从而努力将决策从认识论分析的视角引向价值论分析的领域。
从研究意义上来说，对决策行为的考察，尝试从实践的立场和价值评价的视角切入，不但是决策科学研究进程中的前沿，也是价值哲学研究在现实应用上的探索。然而，当前关于本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决策科学领域内，很多研究者试图通过对组织中的人、人的情绪、性格和风格的探索，以及对人从生物学意义上的考察，以找出决策的内在机制和逻辑。对此，我们承认这不失为一种探索路径。但是，若从价值的角度来看，决策，尤其是公共决策是一种理性的过程，在完全理性反对者看来的非理性因素不过是用另一种话语表达着价值的维度，尤其是评价在其中的作用。本书并不纠结在个体评价的讨论上，尤其是涉及脑科学和神经生物学层面上的讨论，而是着重从组织上、群体上、公共决策上来看待“决策一般”，并提炼出决策的要素、特征和一般过程，从而分析评价机制在每一个环节内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总体上来说，人的行为具有社会性，人的判断与决策是社会和时代特征的倒影。因此，着重分析决策的社会性因素而不是生物性特征是本书的一个特点。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将人的价值观念的形成、评价的特点与生成机制、评价与价值的相互关系等都纳入到社会性即历史性当中进行考察的。
由于价值与评价在决策中的理论意义是本书首先要解决的基础性问题，本书就从价值学科的基本问题，包括学科确立过程中对价值的认识、价值的本质和概念的讨论，以及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基本立场和观点等做一个大概的梳理，这将为本书在何种意义和限度内使用价值和评价概念划好界限，防止出现理论和概念使用上不必要的争议。同样，既然本书讨论的主题是评价在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那么就需要对评价的本质、标准以及评价的中介作用和实践意义等做一番探讨。本书认为，评价是决策的主观依据，但衡量评价正确与否却是有实际根据的，这一根据便来自于评价对象的价值事实。价值事实制约着评价，它是评价的基础。同样，价值标准也影响着评价的标准。此部分旨在防止将评价完全理解为一种主观随意，要知道评价是“主观的”却不是“随意的”。至此，我们会发现要解决作为人类实践活动中最基本的两大原则“价值原则”和“真理原则”在决策实践中所产生的张力是一个理论与实践中的难点，如何理解和认识这对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是理解“决策本质”的基本理论前提。简单说，当高高在上的真理与价值原则降落到实践行为中时，是以“认知”和“评价”这两种活动形式出现，那么如何看待“认知”与“评价”的关系，以及二者在决策中的作用，是研究决策行为的实际问题。
通常情况下，决策研究者们认为，决策的首要凭据是信息，认为只要有足够真实和充分的信息便会自然而然地做出正确合理的决策。所以，一直以来，“信息”在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都被赋予了极高的地位。然而，什么是“信息”，以及人们如何理解信息，却是值得深入考察的。本书试图从对“信息本体论”和单纯的“信息认识论”的反思和批判中，提出信息的两个维度，信息一方面反映了对象的“物理事实”，另一方面在作为决策主体的人的面前则以“价值”的形式出现。至此，“事实”和“价值”便构成了信息的完整形态和内涵。基于对“信息”本质的界定以及在决策实践中对信息的认识和把握，促使本书提出“决策信息”这一描述性说法，以区分在普通意义上对“信息”一词的使用，并指出“决策信息”是对决策中的事实之重新构建。这样就方便了我们该从何种意义上理解和使用“决策中的信息”以及它在整个决策过程当中是如何与评价机制互为补充成为决策的两驾马车之一的。
当然，每个时代的人们，都在其所独特的决策环境下进行着决策，那么当前的决策环境和特殊之处便是以“大数据”为指称的“信息时代”。相对于以往信息贫乏的时代而言，当前的决策背景特点是“信息极为丰富而时间维度并未延长”，这无疑是从另外一个维度增加了人们的决策困难。首先，人们需要从海量的信息中剥离出真实有效的信息。其次，人们更需要具有强大的分析和评价能力。同时，决策事件本身也会随着瞬息万变的情境而发生改变，这就要求决策主体具备在短时间之内快速做出决策反应的能力，否则信息的价值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降低。当然在信息时代，困境不止这一个方面，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让信息成为一种具有极高经济价值的商品。于是人们的信息安全便又成为社会中的法治难题和伦理困境。如何对待这一难题以及合理对待信息在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成为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各个国家、政府和人民共同面临的问题。
基于对评价和“决策信息”的论证，本书便进入到对决策本质的探索中，而这需要建立在对“决策技术论”和“决策主观论”反驳的基础上。通过考察，我们找到了这两种认识误区的理由和逻辑内核，我们既反对将决策完全等同于计算，也反对将决策理解为纯主观的个人偏好。因此，无论是在对信息的加权、赋值和评估上还是对方案的选择上，我们都试图把决策看作一种公共理性下的合理结果。为此，本书考察了传统决策科学视角下的决策种类、最为常见的在决策主体数量上所表现出的决策机制的差异以及不同决策领域所体现的决策特点，最后从文化制度的民族性上来看中西决策特点和正当性问题，在一系列的比较中，它既把我们带入了一种更为广阔的文化视域，也让我们看到了决策理论发展的普遍性和前景性问题。接下来，为了抽象出决策的“一般过程”，本书考察了决策的主客体、目标、标准和方法以及影响决策质量的因素等决策要素，并发现了主体性和动态性是决策的主要特征、理性与不完全理性之争是对决策本质的回应等研究结论。最后，从主体、时间和逻辑三个维度抽象出了“决策一般”。正是有了“决策一般”，为考察评价在决策环节中的每一步作用和运行模式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和可靠的实验空间，顺利论证了评价在确立目标、搜集审查和加权信息、确定方案、方案实施过程中的时机选择、矫正目标或计划中的作用以及评价不当所可能造成的一些后果等一系列问题。
最后，本书强调当前我国决策制度改革和建设的落脚点是解决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问题，而这一制度性探索是为了实现决策价值最大化这一最终目标的阶段性目的。也正是通过对“科学化”和“民主化”概念的分析，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并认为二者的内在张力是从中西决策制度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体现出来的。决策科学化的内在要求是确立严格的信息真实性审查机制以及研发运用先进的决策技术；而决策民主化的价值追求则是为了营造良好的组织氛围和促进决策伦理的内化，它是组织决策活动的润滑剂，有利于提高组织决策的效率和实现价值最大化目标。当然，合理的决策制度是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共同目标。那么基于中西两种文化背景和思维模式的不同，其二者应当探索和形成一种与自己文化基因相符合的、合理的决策制度。文中最后指出，审慎对待多元主体的意见表达是为了统筹兼顾实现多种价值的合理综合，这既是决策的原则和目标又是价值多元和全球化的时代呼声。总之，从“事实”与“价值”两个尺度来分析和研究决策，是对这一人类行为的最高抽象和概括，是决策研究的合理方向和路径。这不但对人类已有的、在各个领域内所体现出来的决策实践行为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当下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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