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本末》《东林始末》《熹朝忠节死臣列传》《碧血录》《复社纪事》《复社纪略》《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汰存录纪辨》八种合订一册。东林者，门户之别名也。门户者，又朋党之别号。夫小人欲空人国，必加之以朋党。于是，东林之名最着而受祸为独深;要亦何负于人国哉!东林争言真伪;其真者必不负国家，伪者反至负东林。此实何欤?盖起事至五、六十年，相传多失其实。于是而有伪者，亦势使然也。今之所为东林者，又一变往时欲锢之林下者、今且下及草野。夫盛世岂有党锢之事?何论朝野，亦办其真与伪而已矣。余于是条次其本末，以使观者有所考而感焉。《熹朝忠节死臣列传》，熹宗当朝时，宦官魏中贤乱政，因此而死者甚众。应箕择其中十六人各为之立传。该书内容详赡，文辞典雅，每传之后皆系以赞语，可与《启祯两朝剥复录》同观。罹难诸臣皆大义凛然，由此书可略见一斑。文章风格仿欧阳修《新五代史》。现有《荆驼逸史》本、《贵池遗书》本。
1925年12月10日、12日、25日，鲁迅在北京的《国民新报副刊》上分三次发表了《这个与那个》（后收入《华盖集》），在第一节《读经与读史》中，鲁迅说：
我以为伏案还未功深的朋友，现在正不必埋头来哼线装书。倘其咿唔日久，对于旧书有些上瘾了，那么，倒不如去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或者看杂说。
……
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
1935年2月，鲁迅在《文学》月刊第四卷第二号上又发表了《病后杂谈》（发表时被删去第二、三、四节，后全文收入《且介亭杂文》），文末也提到野史：
……我想在这里趁便拜托我的相识的朋友，将来我死掉之后，即使在中国还有追悼的可能，也千万不要给我开追悼会或者出什么记念册。……
现在的意见，我以为倘有购买那些纸墨白布的闲钱，还不如选几部明人、清人或今人的野史或笔记来印印，倒是于大家很有益处的。
鲁迅一向看重野史、笔记之类非“官书”的史籍，盖因官修正史常是“里面也不敢说什么”的，而通过野史的记载，却往往能提供官书有意无意漏略不言的细节，也就是前引文中所说的“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而明清两代的野史记述了大量官书所不载的人物和事迹，其中还有不少是时人亲见、亲闻，乃至亲历的，其重要性不言可知。这些史料早已为学界所利用，但对大众读者来说，往往还是陌生的。编纂出版《明清野史丛书》，想来还是“于大家很有益处的”。
当然，作为史料，野史杂说也有其不足之处。鲁迅说它“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这在明末清初的一些史料中尤其明显。例如，《蜀碧》等书将明末清初四川人民遭遇的兵燹之灾一概归罪于张献忠，《汴围湿襟录》将决河淹没开封的责任推在李自成头上，《三湘从事录》作者蒙正发粉饰自己和恩主章旷、李元胤的所作所为，敌视由大顺军余部改编而成的“忠贞营”等，经过现当代学者的研究，都证明是不可靠的。由于本系列主要面向大众读者，我们不可能对书中记载一一进行核实和考辩，只能提请读者注意：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明清时期的野史，成书之后多通过抄录流传，不但鲁鱼亥豕在所难免，即残损佚亡，也不在少数。我们在编辑本丛书的过程中，尽量依据不同版本进行校勘，纠正了书中一些错字，特别是错误的人名、地名。但是，有一些人物在不同历史记载中的名字、行迹甚至最终下落都有不同，无法强求一致。如南明武将陈邦傅，一些史料写作“陈邦传”，由于没有第一手史料可供确认，在编辑本系列所收野史时，也只能各从其原书写法。至于明显由于避讳改写的字，如改“丘”为“邱”、易“胤”为“允”、书“弘”为“宏”，则径自回改，以存历史原貌。
吴应箕，明末著名文学家、抗清英雄。字次尾，号楼山，汉族，南直贵池（今安徽石台大演乡高田）人。崇祯贡生，曾参加复社，起草《留都防乱公揭》》揭露讨伐阮大铖。清兵破南京后，在其家乡坚持抗清，被执不屈死。 所著《读书止观录》，辑汇中国先秦以来读书古训和读书掌故，既昭示了读书之法，又可察为人之道。与张溥、张采、陈子龙、夏完淳并为复社领袖。
目录
东林本末…………（明）吴应箕 001
东林始末…………（明）蒋平阶 039
熹朝忠节死臣列传…………（明）吴应箕 075
碧血录…………（明）黄煜 093
复社纪事…………（清）吴伟业 179
复社纪略…………（明）眉史氏 189
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清）戴名世 281
汰存录纪辨…………（明）黄宗羲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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